我们是怎样无意间让别人被迫提供帮助的

当别人来求助时，为什么人们有时候会有被迫的感觉？首先，正如第二章凡妮莎·博恩斯的研究所描述的一样，当人们拒绝别人的求助时他们会经历显著的心理上的不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认为只有好人才会去帮助别人。所以，如果我们选择不帮助别人，那我们成什么人了？同样，拒绝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会造成一种不易化解的僵局，即使我们为此道过歉也找到合理理由来拒绝。尽早溜走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再者，当别人向你寻求帮助时，一旦你考虑拒绝别人，你就应该知道不适就会随之而来。这就像是一种惩罚。而且，一般来说，你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惩罚，而你唯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对这个请求妥协，这时候，你就会感到被控制了。

这就是求助的“第二十二条军规”②：如果人们同意帮忙，他们会感到被控制；如果他们拒绝，那么他们会看起来像个十足的混蛋。很明显，这里没有一种双赢的方式。并且，这种氛围会让人不得不帮忙的感觉变得越加强烈。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想象一下你正走在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城市人流量最大的中心之一）去上班的路上，一个拿着带夹写字板的学生向你走来。（如果此刻你知道他是来自博恩斯的实验室，我想你会用上帝赐给你的聪明才智果断跑掉吧。）

这个学生问：“打扰了，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问卷吗？”你认为你会如何作答？

那么，如果这个学生换种问法：在问“你能帮我填一份问卷吗？”之前，他先问“你能帮我一个忙吗？”然后等着你的回答（比如像大多数人回答的那样，“好的，当然可以，需要我做什么呢？”），你觉得你的回答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猜想你此刻正在想针对这两次求助你的回答并不会有实际的不同，因为你的回答会是一样的，你会选择拒绝。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错了。第二种情况（在提出请求之前先征求并取得你同意帮忙的承诺）有84%的人愿意提供帮助，而第一种直接提出请求的只有57%。（这也够了不起了，人们还是非常乐于助人的9。）

根据博恩斯和他的合作研究者弗兰克·弗林的研究，求得别人预先同意帮忙的承诺，能够提升得到帮助的概率。这主要是因为它加深了拒绝带来的不适感。毕竟，不仅是因为好人都会去帮助别人，还因为你先承诺过会儿帮他一个忙。好家伙！不然，你现在又成了个出尔反尔之徒。

此时此刻，你肯定在想：嘿，这个方法极妙！当我需要帮助时，我也可以这样，我会让他们提前承诺帮我。但是，请注意，这个方法也有一个潜在的缺点。在填完问卷之后，研究者询问纽约的这些通勤者，就他们费力填这个问卷而言，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获得多大一笔钱作为奖励。这些提前承诺提供帮助的人会要求两倍以上的价钱。他们讨厌被套路并要求对他们遭受的痛苦进行相应的补偿。

换句话说，影响策略要一分为二地来看。短期来说，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在你的生活中就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会觉得你亏欠于他们，但极其讽刺的是，这很大程度上会让你觉得你是被迫的。

你亏欠于我

在人类心理学中，互惠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只需想一想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表达，这些都传达了我们给予我们所得到的，得到我们所给予的观念：

以牙还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黄金法则）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自食其果

所有文化中最为普遍的法则之一（团体或者社会明确或隐晦遵循的行为准则）就是互惠的原则。人们被期待（以及自我期待）能够相应地给予他们所获得的帮助，而一般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这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当某人帮了你一个忙，你会心怀感激并感到一种责任和亏欠。你可能会认为是后者促使你帮别人更大的忙。但是感恩之心本身也能促使你提供更多的帮助，即使是为那些没有为你做过一丁点事情的人。例如，研究表明，当人们因为某事心怀感激时，他们不但很可能去帮助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也很可能会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施以援手。（但是，这个效应只会持续30分钟，相信你也注意到了，人们不可能永葆一颗感恩之心10。）

根据弗兰克·弗林的一项研究，互惠有三大类型11。人际互惠是一种协商的交换，或者是一种以物易物的等价交换。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例如，当你的同事要和你换班，或者你的室友和你轮流洗盘子，这就是人际的互惠。这通常不会促使你提供超出明确协商之外的帮助，你也不会因别人的帮助而心怀感激。就算你可能会有去帮助别人的责任感，这也会以交换的方式得到满足。本质上，人际互惠只是一种生意。

关系互惠顾名思义：一种基于我们实际关系（朋友、爱人、家人等）中的互惠。这不是一种很明确化的交易。你可能会去帮助别人，是因为你假定在未来你的关系伙伴会在你需要时帮助你。这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等。（当然，除非一个人总是不回报别人，这往往会被察觉到，而且不能善终。）关系互惠会产生感激之情以及责任感，但是这种责任只针对关系伙伴。

集体互惠是一种在集体层面上的广义的互帮互助。这时候你帮助别人是因为你们享有共同的身份识别。这个身份识别可能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比如帮助那些同种族、同国别、同宗教或者是其他特殊的成员，比如帮助你部门或者本地家庭教师协会的一个成员，或者是同为保龄球协会里的人员。

集体帮助和关系帮助一样，不需要在意即刻就能得到回报。你不会期待那个特定的人能够反过来对你提供帮助，但是有必要形成这种广泛的认识（通常是隐晦的），也就是帮助和你属于一个类群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你有好处的，因为在你需要时你也能够从这些类群里面的其他人那里获得帮助。

再者，无论是关系互惠还是集体互惠，多少还是有些被强迫的感觉——我应该在我朋友离开时给他的植物浇水或者帮我同伴一个忙，捎他去机场。我真的应该去帮助爱好角色扮演的小伙伴，他的车在路边抛锚了［顺便提一下，神奇女侠的服装真好看，很喜欢真言套索③］。

哪一类互惠是最普遍的呢？通常，两个人越亲密，他们就越可能从个人之间明确协商好的互帮互助（当你不知道要多信任一个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安全的互惠方式）通过依附或者团队认同转向关系或者集体互惠。

当然，当双方对互惠类型的解读产生差异时，就会导致尴尬。比如，当一个人认为他们是人际互惠关系，而另一个人却认为是关系型互惠。如果直接提出交换的提议就会令人讨厌并且会导致冲突，对双方关系造成破坏。我仍然能够想起我自认为是我朋友的一个人，她要我在她去度假时照顾一下她的猫。我当时是很乐意这样做的，直到她给了我100美元作为报酬。她认为我会因为帮她的忙而要求补偿，我当时心里极度不舒服并感觉有被冒犯到。我以为这件事可以说算是过去了，当然，我还是照顾了这只猫，却感受不到一丝快乐。

所以，这就是无意间让别人感到是被迫帮助你的不利方面。但是，让别人能热情相助，并让他感到是自愿的话，这会给帮助的人带来很多的好处。而对于勉强答应帮忙的人来说这些他都不会有，他只可能会开始躲避你，避免拒绝（或者忽视）你的请求而带来的痛苦。

躲避是我们解决处在这种被迫帮忙的两难境地的方式。让我们直面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曾经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当我读大学时，资金有些紧张。我承认我会故意避开救世军④的布道募捐以及学生挨家挨户推销糖果的活动。我穿过街道只为了躲避拿着带夹写字板疑似要向我介绍他们的慈善事业的人。至今，我拒绝所有在商店提供的帮助，因为我担心如果有人一旦对我友善，我就会感觉自己必须得买点东西。

这并不是说你是个坏人，这就是人性而已。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他们可以去回答几个问题，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感恩节计划并且他们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最后，他们告知一半的参与者可以选择保留这笔钱，也可以选择捐赠给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对于这部分受试者来说，他们选择参与这项活动的人数下降了10%以上。当面临保留这笔钱让人觉得很混蛋，捐掉这笔钱又感觉是被迫的两难选择时，一些人宁愿选择走开12。

请记住

✦ 寻求帮助的人不得不经历一个难以摆脱的矛盾。尽管研究者发现乐于助人会带来心灵上的很多益处——他会让帮助者感觉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些好处会在帮助的人感到是被迫提供帮助时消失殆尽。

✦ 然而，一些人常常会使用影响策略。比如，当你有实际需求时，提前询问别人“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这的确能够增加人们帮忙的可能性。但这也是有代价的，这会让提供帮助的人感到被下套了，所以，这会导致帮助次数的减少以及质量的下降。

✦ 互惠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并且最后我们双方都感觉良好。但是即便是接受另一个人的帮助也会让我们感到是被迫的，就好像我们亏欠那个人什么一样。

✦ 如果这些消息不算坏，那么至少也让寻求帮助的人觉得这个问题极其错综复杂。

注释

1M. S. Hagger, N. L. Chatzisarantis, T. Culverhouse, and S. J. Biddle, “The Processes by Which Perceived Autonomy Support in Physical Education Promotes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A Trans-Contextual Mode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 no. 4 (2003): 784.

2G. C. Williams et al., “Motivational Predictors of Weight Loss and Weight-Loss Mainte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no. 1 (1996): 115.

3G. C. Williams, Z. R. Freedman, and E. L. Deci, “Supporting Autonomy to Motivat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for Glucose Control,” Diabetes Care 21, no. 10 (1998): 1644–1651; G. G. Williams, M. Gagné, R. M. Ryan, and E. L. Deci, “Facilitating Autonomous Motivation for Smoking Cessation,” Health Psychology 21, no. 1 (2002): 40; and R. M. Ryan, R. W. Plant, and S. O’Malley, “Initial Motivations for Alcohol Treatment: Relations with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Involvement, and Dropout,” Addictive Behaviors 20, no. 3 (1995): 279–297.

4R. J. Vallerand, M. S. Fortier, and F. Guay, “Self-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ce in a Real-Life Setting: Toward a Motivational Model of High School Dropou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no. 5 (1997): 1161.

5R. M. Ryan, S. Rigby, and K. King, “Two Types of Religious Internaliz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 to Religious Orientations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1993): 586–586.

6J. Rodin and E. J. Langer, “Long-Term Effects of a Control-Relevant Intervention with the Institutionalized Ag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no. 12 (1977): 897.

7D. B. Thoman, J. L. Smith, and P. J. Silvia, “The Resource Replenishment Function of Interes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 no. 6 (2011): 592–599.

8M. R. Lepper, D. Greene, and R. E. Nisbett, “Undermining Children’s Intrinsic Interest with Extrinsic Reward: A Test of the ‘Overjustific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no. 1 (1973): 129.

9V. K. Bohns and F. J. Flynn, “‘Why Didn’t You Just Ask?’ Underestimating the Discomfort of Help-See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no. 2 (2010): 402–409.

10A. M. Isen, M. Clark, and F. Schwartz, “Duration of the Effect of Good Mood on Helping: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 no. 3 (1976): 385.

11F. J. Flynn, “Identity Orientations and Forms of Social Exchange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0, no. 4 (2005): 737–750.

12S. C. Lin, R. L. Schaumberg, and T. Reich, “Sidestepping the Rock and the Hard Place: The Private Avoidance of Prosocial Reques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4 (2016): 35–40.

①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里的主人公，一个用“我不想”来拒绝所有的消极反抗者。——译者注

②《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个军规本身不符合逻辑，意味着难以实现的规则或者进退两难的境地。——译者注

③神奇女侠的装备。——译者注

④一家国际基督教教会和慈善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