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继承朱熹的正统观，以“天理”评判历代政权兴替的伦理标准

清季理学家戴希朱（1850生）题泉州通淮关帝庙联云：“通春秋，如我惟考亭纲目；淮左右，祀公迈岳庙馨香。”240上联道出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改曹魏纪年为蜀汉纪年）的思想观念，不但为后世士大夫所尊奉，而且为普通信众所接受的历史事实。而唐宋以降的关帝信仰，以人神沟通的方式，是助推“考亭纲目” 之思想观念，得以延续千年深入民间的重要载体。

司马光（1019～1086）超然远览，推本《汉纪》，以为《资治通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以降，凡1362年史事贯联可考，使《春秋》编年之法始复。然而，在朱熹看来，尽管温公的史学成就可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但其“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系武后之年黜中宗之号，与夫屈原、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241，凡此皆与《春秋》惩劝之法未尽同者，犹与“天理”不尽相合。乾道七年（1171），朱熹给蔡元定的信中说：“《纲目》取一纲众目张之义，条例亦已定矣。三国竟须以蜀汉为正统，方得心安耳。”242答蔡季通，由此可见，朱熹重新整理温公《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建立以理学理念为旨归，“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历史统绪。朱子“寓述于作”，将自己的正统观及其褒贬贯穿其中，使“明君贤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賊子，无以逃其罪”243。这种把自己的历史观依附于极有影响力的史学巨著之中的方法，也可称之为“文化嫁接”的方法。朱熹从乾道六年（1170）起，历经20年断断续续的撰写、修改（最初学生与友人参与撰写过）而“成编”，成功地将自己的历史观嫁接于温公的史学巨著之中。《通鉴纲目》的刊刻流布，伴随着朱熹地位的不断被抬升，使后世之士大夫、读书人接受其正统观。

司马迁作《史记》，为平民起义者陈胜立“世家”，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为卑贱者张目，给敢于造反者一定的历史地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继承史迁传统，以曹魏编年——“帝曹魏而寇蜀汉”。然而，朱熹认为，三代以下，“天理”不彰，曹魏、朱梁、武后皆非正统，屈原、四皓之辈不可削，扬雄、荀彧不可取。凡此种种，朱子之最初筹划，当以春秋笔法，字字褒贬，视《纲目》为浩大工程，唯恐“大惧不能卒业以为终身之恨”244；后来之编撰践履，则以“天理”据实而书之，同样能令乱臣贼子惧，故舍曲笔为直笔，走出字字褒贬之怪圈，终于完成初稿，可以“缮写首篇草本”，向孝宗皇帝进呈。

朱熹的正统观之源，当追溯至春秋时代邹衍的五德之说（源于五行理论）。邹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揭示历史朝代更迭的规律，第一次将五行（相生相克，周而复始）纳入政治领域。后世历代帝王革命，遂沿用五德说。北宋欧阳修（1007～1072）的《正统论》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为“居天下之正”的伦理问题，除了强调“大一统”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亦即政权的合法性来源245。宋儒的正统之辨，由欧阳修发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

朱熹通过《通鉴纲目》，以“天理论”重建历史统绪，其正统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通鉴纲目》被后人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明代翰林院编修谢铎说，是书“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 246。它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政治伦理教科书。可以说，朱子《通鉴纲目》所张扬的正统观念基本上主导了元明清三代正统之辨的话语权，故清儒谓“朱子之《纲目》出，而后古今之议正统者定”。

罗贯中生当距朱熹约200年的元末明初，作为“有志图王”者，曾经参与元末群雄并起的政治军事斗争。后因不得志而弃剑握笔，作“传神稗史”，其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既隐寓着反对分裂，重振纲常，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同时也继承了朱熹的正统观念。《三国演义》第一回就为刘备的帝裔身份埋下伏笔：“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之孙”。尽管最后三国归晋，汉室兴复只能成为悲壮的追忆。但是，“天理”使然的“蜀汉正统”伴随着关羽信仰的世俗化日益深入人心。诚如明嘉靖间（1522～1566）李一得为之慨叹：“侯之知主，犹在诸葛公之右，而以死汉视之，或其汗下于九原哉！”247名儒李光缙亦认为关羽崇拜深契朱熹传统，其《汉关前将军汉寿亭侯庙记》说：“侯素好《春秋》，是以明正统，仇孙、曹。使其得吾夫子为依归……其或有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信者，无得入此庙。”248由此可见，明代缙绅对关羽以蜀汉为正统的认同与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