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扬关羽的人格型范，使理学臧否人物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

在史家陈寿《三国志》中，关羽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合传，陈寿记其勇武，“为世虎臣”，如为曹操解白马之围，策马“刺杀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249；与曹操部将曹仁、于禁“对垒于樊地”，曹营“七军皆没”，羽“威镇华夏”。记其英雄本色，有“国士之风”，如其虽与刘备结义于桃园，恩若兄弟，但却极明忠君之义：在“稠人广坐”中，则“侍立终日，随之周旋，不避艰险”；在受到曹操“尽封其所”的厚待之际，还奔刘备，“誓与共死”，但也不忘报效曹公，可谓情义兼备；在“刮骨去毒”时，虽“臂血流离”，却能“割灸引酒，言笑自若”。然而，对于关羽“刚而自矜”之短，陈寿也秉笔直书：当其不服诸葛亮高待马超时，则传书质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以“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其自我张大可见一斑。孙权“谴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孙权“大怒”；部将縻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出师而二将“不悉相救”，且阴与孙权勾结，致使关羽在三方会战中丢失盟军与部下，又因失荆州而败退，终被孙权斩首。

陈寿对关羽的评价虽简略却不失公允：“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思，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250

由此可见，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其地位如同张飞、赵云一般，其封号仅为寿亭侯、壮缪侯而已；其行事既有忠勇竭诚的一面，也有刚愎自用之不足。然而，由于关羽的人物形象具有戏剧性，更加符合各个阶层（从王侯到庶民）的审美需求与价值选择。这种历史的需求与选择所引发的文化形式的具体表述，亦即社会上出现的关羽崇拜，历代统治者通过封官加爵来提升其地位，贩夫走卒则运用民间口碑来演绎其传奇故事251。

在唐代以降的祭祀中，以配享西周姜尚之武将——蜀前将军汉寿亭侯进入国家级祭奠之列；宋徽宗时，封号由侯而公而王；明代万历由王而帝；清代雍正时，改关帝庙为武庙，称武圣，则由帝而圣取代姜尚，终于登上与文圣孔子并称的殿堂。与封号逐步抬升相应的，是历史人物关羽渐渐被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形象所取代。元代坊间出现取材于“说话”艺人底本的《三国志平话》，刻意宣传关羽不但受过儒家经传教育（好《左氏传》），深明《春秋》君臣大义，而且原本就有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优秀品格。其思想行为与宋元理学家倡导的伦理纲常相契合。

深受宋元理学思想熏陶的小说家罗贯中，以如椽之笔在其《三国演义》中，根据程朱理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将关羽“忠、孝、廉、节”之品格描绘得淋漓尽致。《三国志》记载关羽被曹操所擒，仅200余字，《三国演义》却极尽铺扬，从关羽约三事、救白马之围、过关斩将、保得刘备妻室安全，到君臣聚义等一系列活动，写了约2万言。关羽“降汉不降曹”252，“身在曹营心在汉”，“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后果践）。足见其对于汉室与刘备忠诚不贰。曹操以“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羽“都送与二嫂收贮”。足见其廉（不为外物所诱）。曹操“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253。足见其节（“存理灭欲”）。因此，罗贯中通过宏阔的历史场景与扣人心弦的人物情节，塑造出符合理学纲常伦理人格型范的关羽形象，伴随着名著《三国演义》的传播，几乎家喻户晓。

唐宋以降，关羽信仰演变成为理学落实于人心的民间宗教。关帝庙宇、偶像、碑记、赞诗、楹联、匾额、经书、灵签等，皆为关羽信仰的重要载体。通过如上诸多文化信息，使关羽的人格魅力，同时也使理学臧否人物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诚如明代李光缙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所撰《汉关前将军汉寿亭侯庙记》说：“侯俨然在上，若挈天纲地维以诏人，不言而人心自肃。天下之争祀侯以此，不但以其殉汉而死事也。”254今人林瑞珍（香港）为大殿撰联则更是直抒胸臆：“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诡诈奸刁，到庙倾诚何益。”255光绪十三年（1887），泉州府学教谕江葆熙摹刻《关帝圣迹图志全集》卷之五（板藏泉郡玉犀巷文昌祠）有朱熹“篆迹赞”：

百圣在目，千古在心。妙者躬践，敫（儌）者口吟。（读好书）

莠言虚妄（蔓），兰言实杯（荄）。九兰一莠，驷追不回。（说好话）

圣狂路口，义利关头。择言（行）若游，急行若邮。（行好事）

孔称成仁（人），孟戒非仁（人）。小人穷冬，巨（钜）人盛春。（做好人）

《新安文献志》（四库本）卷四七有朱熹《勉学箴》内容大致相同（有7字异文），《朱子全书》不见收录，是逸文抑或伪托，待考。然而，即使是伪托，亦可由此窥见理学文化对关羽信仰的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