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朱熹仕泉偶涉，知漳则禁；沈氏奏劾，居心叵测

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青年朱熹在初登仕途，尚未完成“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之际，谒奠摩尼教僧侣呼禄法师墓，并为晋江罗山一带明教徒题词。窃以为，相对而言，其时摩尼教（明教）水波稍息，故涉世未深的朱熹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之。遍查相关文献，即使在绍兴二十六至二十七年朱熹秩满候批，因代者不至而赋闲期间232，也没有与明教往来的任何记载。因此，充其量只能说是偶涉摩尼教。

朱熹61岁知漳州，泉南旧事已过去30余年。当漳州地方上“佛法魔宗乘间窃发，唱为邪说，惑乱人心”之际，朱熹即禁“传习魔教”。这既是现实使然，也有历史原因。朱熹的母家祝氏为新安名门望族，当年方腊以明教号召起义，祝氏祖上的巨大家业（拥有新安一郡产业的一半而号“半州”）大半被义军焚荡。233殷鉴不远，作为力图使国祚长久的成熟政治家，绝对不会姑息手软，坐失防患未然之良机，致使摩尼教（明教）由抚慰信徒的麻醉剂转化为激起民众反抗的异端说。因此，朱熹在漳州禁“传习魔教”无疑是禁传习摩尼教。

朱熹于淳熙间提举浙东，因弹劾唐仲友而卷入政治风波。因此，“庆元党禁”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原因。绍熙内禅，赵扩（宁宗）即位，改命赵汝愚（朱熹挚友）为右相。汝愚之前，宋朝确无宗室任相的先例。赵汝愚以天下为己任，踏上“同姓拜相”的犯忌危径。就在庆元改元诏书颁布前4天，经筵侍讲46天的帝王师朱熹被罢官出朝，“庆元党禁”由此揭幕。234这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与道学之争搅和在一起。赵汝愚为人正直、为政忠廉却不通权变，对跑官者一概不见，对门人避嫌不用，招来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促使他们在党争中倒向对立面韩侂胄。当赵韩力量消长发生质变，赵汝愚被罢相之际，对朱熹的政治迫害也随之逐步升级。

庆元二年（1196）二月，知贡举叶翥、倪思、刘德秀奏论伪学之魁，乞毁语录；三月十一日，叶翥等再上奏攻伪学，乞考察太学、州学；六月十五日，国子监上奏乞毁理学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与语类在毁禁之列；八月九日，太常少卿胡竑奏论“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奏劾朱熹，开篇就有“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诸语。沈氏所劾，极尽夸张诬陷之能事，攻朱熹早年仕泉偶涉摩尼教之事，不及其晚年知漳禁止摩尼教之实235，其本质是暗措政敌危及皇室，使政治迫害由伪学升级为逆党。

皇权笼罩下的政治斗争，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暗措政敌于皇室不利。韩侂胄党人控制台谏，暗中极力渲染赵汝愚居宗室之尊，以“汤鼎负龙”236自期，诬其危及社稷，赵汝愚于庆元元年十二月被贬永州，庆元二年正月二十日死于衡阳。在朝的汝愚既死，对于在野的朱熹，韩党则奏劾其与“吃菜事魔”的明教徒混在一起，“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237，潜形匿迹，如鬼如魅”。238这样，时年仅29岁、本来就脆弱的宁宗赵扩皇帝岂不因此谗言而毛骨悚然？庆元三年（1197）闰六月六日，朝散大夫刘三杰论“伪党”变而为“逆党”，指朱熹为党魁。十二月，朝廷公布《伪学逆党籍》，共59人，对朱熹的政治迫害达到高潮。

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朱熹逝世，十一月二十日葬于建阳县（现为建阳市）唐石里之大林谷。诸生近者奔讣，远者为住而哭。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

四方为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送为师朱熹之葬。臣闻伪师往在浙东，则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夜三鼓聚於一室，伪师身居高坐，口出异言，或更相问答，或转相问难。或吟哦经书。如道家步虚之声；或幽默端坐，如释氏入定之状。至如遇夜则入，至晓则散，又如奸人事魔之教。观其文，则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杂之以魔书之诡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殁，其徒不忘，生则画象以事之，殁则设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会聚之间，必无美意，若非妄谈世人之短长，则是谬议时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仍具已施行申尚书省。239

韩侂胄党唯恐朱熹“四方伪徒，聚于信上”“妄谈世人之短长”，“谬议时政之得失”，竟把朱熹描绘成为“身居高坐”，“吟哦经书”，“杂之以魔书之诡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的魔王（摩尼教主），其门徒“遇夜则入，至晓则散”的活动特征无异。由是观之，足见韩党的神经已达到高度紧张，对朱熹及其门人的攻击也是不择手段的。

综上所述，朱熹之于摩尼教，仕泉偶涉，知漳则禁。沈继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借题发挥，落井下石，诬陷大儒。韩侂胄党人对朱熹生前身后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