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泉州摩尼教偶像崇拜与漳州民间传说的文化意蕴

古代闽南泉州与漳州毗邻。泉州尚保存着该教的一所庙宇，即如上述著名的晋江罗山的摩尼教草庵寺。庵内仅供奉一尊摩尼佛石雕像，别无他神。该雕像采用佛陀趺坐的姿势，而下巴又留着两缕道士的长须，专门家蔡鸿生先生把其概括为“佛身道貌”。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林悟殊教授说：“供奉这样一尊雕像，表明其时泉州的摩尼教，已与当地的各种民间宗教信仰一样，实行偶像崇拜……其教主摩尼作为偶像，进入中国的万神殿，为民间信仰诸神之一。这就是摩尼教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的历史终结。”226西方摩尼教并无神像崇拜。然而，摩尼教的传播，地跨欧亚非，时间逾千年，它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为了适用当地的社会背景，必定有所变异。摩尼教进入东伊朗和中亚区域后，为适应当地的佛教环境，便渐次佛化。不仅大量采用佛教术语，而且把摩尼也称为佛227。宋代我国东南沿海摩尼教徒则广为流行神像崇拜，元代官方宗教政策较为宽松，在泉州草庵逐渐演变为偶像崇拜，而摩尼教佛身道貌的形象，在宋代应已大体定格。草庵摩尼佛石雕的形象，不外是继承宋代而已。

图3-2　草庵寺的“佛身道貌”摩尼佛石雕像

如上所述，东伊朗和中亚地区摩尼教的佛化，尤其是泉州草庵摩尼的“佛身道貌”，从文献与实物等不同侧面说明朱熹谓摩尼教为“佛法魔宗”，是由现象而本质的极其深刻的揭示，以及对摩尼教的变色龙特征的准确把握。而“佛身道貌”雕像（元时物），则证明摩尼教在闽南的进一步本土化。

此外，漳州地区民间流传着朱熹一则奇特的传说《计除恶僧》，我们认为它是朱熹知漳禁止摩尼教的折射反映228。兹录于下：

计除恶僧　漳州芝山开元寺住持和尚是老鼠精，既有魔法，又好色。进庙烧香的妇女在跪拜时，被看中，他就会触动预设的机关翻板，使之跌落地窖，任其奸淫。知漳的朱熹到任没有按例拜见住持和尚。老鼠精隐身跳上知府大堂中梁，用鼠牙猛啮屋梁，欲使梁断屋倒，将朱熹压死。朱熹用朱砂笔向大梁一指，大梁稳如泰山，安然无恙。老鼠精不甘心又躲到寺后的一口水井里作法，一股洪流从井口冒出，滚滚冲向府衙，想淹死知府。朱熹拿起朱砂笔直指“漳州府”的大匾，大匾立即掉进洪流之中。只见差役和老百姓齐声高喊：“漳州府被洪水冲走了！”老鼠精在井底听说“漳州府被洪水冲走了”，自以为得计，再次作法把洪水收回井里。可他没有想到，“漳州府”的大匾也随着洪水后退漂流，最后把井口紧紧地盖住了。朱熹写下“永镇洪流”四个大字，压住井口，老鼠精就再也不能作案了。计除了恶僧，朱熹又派人救出被关押的妇女，另招有道行的和尚住持开元院 。229

这一传说，近乎神话（具浪漫气息而非迷信）。然而，却十分生动地反映了朱熹治漳禁“魔”，除暴安良，改变风俗的民间记忆。在直接的相关史料难以寻觅的情况下，借助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采集民间口碑资料，这一传说可以作为朱熹知漳禁摩尼教的佐证。虽然我们不能如同顾颉刚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做出广泛深入的考察，但运用顾氏关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230这一既蕴含“现代史学的观念”，又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的“疑古”方法，剥除历经千年的传说中时空景物的历史迷雾，透过朱熹“计除恶僧”这一故事的人性化版本，“可历历看出传说中的故事真相”，即其核心内容为恶僧“魔”（老鼠精）假“佛”的面目惑众，暗设机关，玩弄妇女；“善男信女长期住在庙里，僧俗不分，不合礼教”。朱熹“另招有道行的和尚来住持佛事，并禁止善男信女在庵堂中留宿”。上文已经指出，“男女无别者为魔”，这正是漳州摩尼教的重要特征。而朱熹与“魔”（老鼠精）斗法，最后获胜。由此可知朱熹当年禁摩尼教在社会上引起的风波及其投射之深，故民间传说千年不衰。

20世纪末，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漳州历史研究会会长郑镛先生在漳州市漳浦县威惠庙（又称西庙，始建于唐代，祀陈元光），发现三块边长约五十厘米、厚度约十二厘米的正方形花岗岩石刻，其内容为光明图案（太阳周围放射出曲线光芒）231。同时出土的还有开元铜钱、武士瓦当和鼓形圆柱。郑镛先生认为，这三块石刻是宋代摩尼教遗留下来的重要物证。如果可以得到确认，并通过漳州地区的考古工作，得到其他新发现，将是朱熹知漳禁摩尼教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