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熹晚年知漳《劝谕榜》禁“传习魔教”辨析

绍熙元年（1160）四月，61岁的朱熹出知漳州。作为名满天下的大儒，以《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站在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立场上，为了实现其“三纲五常”的政治目标与德性伦理而不遗余力。将近一年的临漳之政，对经界、盐法等时弊的整饬及经总制的蠲减收效甚微。然而，漳郡风俗丕变，与朱熹的教化厉治及经学理学的传播密切相关。因此，方志说，临漳自“晦翁过化以来，民知冠婚丧祭之礼，士习尧舜周孔之学”。202实施社会改良之举，从其发布的公告文书中可以窥见一斑：

劝谕榜

一、禁约保伍互相纠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觉察盗贼，常切禁止斗争。不得贩卖私盐，不得宰杀耕牛，不得赌博财物，不得传习魔教。保内之人互相觉察，知而不纠，并行坐罪203。

劝女道还俗榜

……盖闻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降及后世，礼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间窃发，唱为邪说，惑乱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大不嫁，谓之出家修道，妄希来生福报……幸而从之者少，彝伦得不殄灭。其从之者又皆庸下之流……血气既盛，情窦日开，中虽悔于出家，外又惭于还俗，于是不昏之男无不盗人之妻，不嫁之女无不肆为淫行……岂若使年齿尚少、容貌未衰者各归本家，听从尊长之命，公行媒娉，从便昏嫁……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乱之污俗，岂不美哉！204

以上引文有“佛法魔宗”“魔佛”“传习魔教”诸语。陈荣捷先生《朱子新探索》第54条“魔”，专门讨论朱子知漳关涉摩尼教（明教）与否。陈氏力辩“魔”非指摩尼教，认为朱子所攻纯为佛教。其主要论据：其一，两文均未提及教义，可知绝非排教；其二，所禁者乃私创庵舍，因女道住庵被控诉与人通奸，又因以传经为名，男女昼夜混杂；其三，陈淳（1159～1223）叙述民间宗教最详，并未提及摩尼教；其四，王懋竑《年谱》：“其俗尤崇尚释氏之教，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为庵舍以居，悉禁之。”乃专指佛教之谓。205如上所述，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条。我们反复细观《劝女道还俗榜》谓：“幸而从之者少……其从之者又皆庸下之流，虽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虽悦其名而不能践其实。”说明事端仅处于萌芽状态因而“从之者少”，又都是些“不能通其意”“不能践其实”的“庸下之流”，加上朱熹所作的是公告文书（非论辩所必须），故不涉教义。而与号称“泉南佛国”相邻同为闽南语系的临漳一带，对于佛教有众多的信奉者，绝非如朱子所明言的“从之者少”。“从之者少”非指摩尼教而何？因此，陈先生释“佛法魔宗”“魔佛”“魔教”三词之“魔”字，为妖邪魔鬼之意则无不可，但断言非指摩尼教则难以成立206。此外，所谓“以传经为名，男女昼夜混杂”（男女无别者为魔）不正是摩尼教（明教）的特征之一吗？至于第三、四条，因明教对赵宋王朝构成威胁，历经“庆元党禁”劫难之后，以讲学授徒作为生计的陈淳在其著作中讳言其事，是可以理解的；迨至清代，王懋竑著《年谱》时，摩尼教式微，沿袭黄榦《朱熹行状》之说207，认为朱子知漳所禁为佛教。

然而，研究朱子学达半个世纪的陈荣捷先生不愧为蜚声中外的老前辈，他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客观地记录了不同意见。他说：

1984年9月有宋代教育之研讨会……名为宋代，实集中于朱子……参与者国际专家20余人。席间有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朱荣贵君报告朱子各处外任之劝谕榜。彼译“魔”为“妖”，予赞助之。惟西方学者数人，极端反对，坚持“魔”为魔教，即吃菜事魔教，亦即摩尼教。其中Erik Zürcher为中国佛教史世界权威，对我国历史上外来宗教，甚为熟识。彼谓南宋时代，摩尼教犹存云。208

窃以为那几位西方学者，尤其是Erik Zürcher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征诸文献，以及文物、口碑，我们得到可靠的印证。

朱熹的挚友陆游（1125～1209）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任闽东宁德县主簿，亲眼见过明教徒的活动情况。他在《老学庵笔记》209中说：“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210那些人烧必乳香，食必红蕈。陆游尝责问：“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其中参与活动的读书人则回答说：“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妇人所作食则不食。”211陆游曾取其经文观看，认为内容荒诞不经，斥之为“俚俗习妖妄之所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陆游在《应诏条对状》中，说摩尼教之危害甚于“盗贼之兴”，希望朝廷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取缔。其所描述颇为翔实：

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雕监。以祭祖考为引鬼，永绝血食，以溺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滥，未易概举。……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212

陆游对皇帝说的关于摩尼教在江南各地的称谓、传习者、神号、经文流布及祭祀活动等历史事实，向来为摩尼教研究者所重视（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亦引用这一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教以“肉佛、骨佛、血佛”为号，是朱熹称其为“魔佛”的原因之一。陆游所述皆发生在朱熹知漳之前。而从朱熹《答巩仲至》213诸书7次谈到陆游（包括1179年任闽北建宁常平使者之绩效），以及陆游于淳熙八年（1181）有诗《寄朱元晦提举》，214可知朱陆交谊之深，朱熹对于陆游所述的闽中摩尼教活动情况当有所知。朱熹知漳之际，据《语类》“外任漳州”门人必大记：

建宁自郑丙、程大昌至今，圣节不许僧子升堂说法。他处但人不敢担当住罢。某在临漳，且令随例祝香，只不许人问话。215

即使在其他地方不许“僧子升堂说法”的圣节，朱熹在漳州也允许善男信女“随例祝香”，其限制仅“不许人问话”而已。这正说明朱熹禁“传习魔教”不是指佛教，而是指摩尼教。那么，朱熹何以“佛”“魔”并称呢？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因为福建佛教盛行，其他外来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为生存计而入乡随俗，先以佛的面目出现以争取人心，进而图谋独立发展。以漳州相邻的泉州为例，外来宗教如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明教遗留下来的实物和资料，皆称其信仰的主宰为“佛”。216是故朱熹《劝女道还俗榜》谓之“佛法魔宗”，“佛法”是其外在表现形式，“魔宗”（摩尼教）是其隐蔽的内在本质。由此可见，朱熹所谓“魔宗”“佛魔”“魔教”诸语应视为对摩尼教（明教）的侮称。朱熹的私淑门人真德秀（1178～1235）于嘉定十四年（1221）作《再守泉州劝农文》：“乡闾后生子弟，各为善人，各守本业……莫习魔教，莫信邪师。”217所谓“魔教”就是明教，“邪师”即指明教僧侣。因此，我们认为《劝谕榜》禁“传习魔教”，是朱熹对蔓延渗透到漳州地区的明教进行取缔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如上述陆游所记（摩尼教信徒自述）：“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联系该教教徒淫乱的实际情况，则是以“男女不亲授”为名，掩盖其“男女无别”之实。正如朱熹所揭露，其教徒“虽悦其名而不能践其实”218，原因在于作为青年男女“血气既盛，情窦日开”，既悔于出家，又惭于还俗。于是“不昏之男无不盗人之妻，不嫁之女无不肆为淫行”，219造成风俗日败。如果予以追究，则“犯者已多”。故朱熹要求当地百姓不要以为“昏嫁必有聘定赍送之费”，就是出家也要“庵舍衣钵之资”，220为父母者可根据经济能力而“随家丰俭”，“移此为彼，亦何不可”？如此透彻的说理，加上行政措施，绝大部分庵舍信徒回归本家，择偶婚嫁，终于使漳州地区“魔佛之妖言”得以平息，“淫乱之污俗”得以革除。

摩尼教在漳州得以滋生除了外来影响，该地方也存在其蔓延的社会基础。据段凌平、张晓松先生调研认为，漳州地区历史上“好巫尚鬼”，其所隶属的十一个市、县、区域内，十平方米以上的庙宇达2806座，主神计490多种，是全国庙宇及神灵最多的地区。221另据方志记载，漳州旧号“佛国”，郡俗良家子女多学佛老。许多人不务实业，遁入空门，“别创精庐，错居市廛，峨冠缁裘，出入为群”222。这一地区鬼神迷信盛行，于春则诸寺为“传经之集”，诸坊为“朝岳之会”，于秋则诸乡为“礼塔之社。”223《龙溪县志》说：“俗信巫，疾则祷于非鬼之庙。或假为王爷之号以惑众，岁敛钱至数十万。”224鬼神迷信为害之烈，宋人陈淳曾有这样一段惟妙惟肖的描述：“一般浮浪不检人话鬼神图衣食趋庙中，会首每装士，偶如将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时骑马街道，号曰‘出队’，群不逞十数辈，拥旌鸣钲鼓随之。擎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入人家抄题钱物……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虽肩担背小夫亦索百文五十为香钱”，受害之广是连日自朝至暮“遍匝城市，无一户得免者”。225城市尚且如此，乡下自可想知。这些人打着“修庙”或“迎神禳灾”的幌子，“胁以祸福”，使民众敢怒而不敢言，而会首之流借此中饱私囊。佛巫宗教如此活跃的社会环境，使“佛法魔宗”的摩尼教有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