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佛道教：高士焚修、凤山题偈、交游题词

朱熹自谓“出入释老十余年”，即大约从绍兴十四年（1144）初见道谦（1152卒）至绍兴二十七年冬离开泉州。

仕泉（1153）之前，朱熹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自丱读《四书》，后又曾频频向道谦、宗元问禅学佛；所学杂驳，并建斋室名“牧斋”，日读《六经》百氏之书；铨试得官待次期间，既有谦谦自牧、究味禅悦的工夫，又往武夷山访道，耽读道经，作室仿道士步虚焚修。其诗《宿武夷妙观堂二首》有“稽首仰高灵，尘缘誓当屏” 111之咏；《月夜述怀》作“抗志绝尘氛，何不栖空山”112 之吟；《读道书作六首》道是：“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113足见其陷坠佛老之深。仕泉途中，经南剑（今南平）往见李延平（1093～1163），其学禅有得的“无限道理”，并不为李延平所肯。

1153年秋七月，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之初，朱熹将县署西北隅一轩名为“高士轩”，虽有“待后之君子”114的谦辞，但实用于吏事之暇，斋居读道书佛经，步虚焚修，以发高士之趣。如《同安官舍夜作二首》云：“聊从西轩卧，尘虑一萧疏”115；《将理西斋》则慨叹“偶此惬高情，公门何日了”116？《步虚词二首》道是“扉景廓天津，空同无员方……千载何足道，太空自然畴”117。由此来看，所谓高士轩者，乃其焚香修道之斋室。是年九月，因其母耳背重听，经服上人（佛教高僧）所开药方，“遂良已”。朱熹有诗《与一维那》，称上人医术高超：“探囊出刀圭，生死毫厘间。”有感于“相逢瘴海秋，遗我黄金丹。高堂得听莹，斑衣有余欢”118。青年朱熹直抒胸臆：“谢师无言说，舌井生波澜。”后来他回忆说：“泉州医僧妙智大师后来都不切脉，只见其人，便知他有甚病。又后来，虽不见其人，只教人来说，因其说，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盖其精诚笃至，所以能知。”119这位妙智大师，有可能是当年为其母治过病之上人。由此可以窥见仕泉之初，潜心禅道的朱熹对于李延平之教，还没有深切体会，故心存疑虑。

图2-1　安溪凤山古寺

1153年冬，朱熹往泉属安溪县按事，曾登临县治北之凤山，于山顶通元（玄）观留下题偈：“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120可见朱熹此时仍然承袭大慧、道谦一脉否定外在权威，突出本心地位，以顿悟自性为标志的 “看话禅”。

朱熹早年就粗通琴技，同安任上政务繁忙，曾有“援琴不能操”121之叹。1156年季秋秩满候批之暇，他曾访道士苏绍成（委业于天庆观，后隐清源山），与之讨论乐律，书赠“廉静”二字并铭其琴：“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122物有则同物有理。道教音乐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曾探讨“静”的演奏心态，提倡“淡泊宁静，心无尘翳”，以达到“调气则神自静，练指则音自静” 123的境界。这就需要摒弃“忿欲之邪心”的涵养工夫。这是借琴铭以辨“理欲”而对羽客方士投以心性理论。

关涉佛道及民间信仰之题词，略举数端：

其一，题焚天寺。焚天寺在同安县北大轮山，创于隋唐间，名兴国寺，有庵七十二所。宋熙宁中合为一区，改名焚天禅寺。1156年秋秩满，朱熹暂寓焚天寺，题其法堂门曰：“神光不眜，万古徽钦（猷）。入此门来，莫存知解。”124此乃唐平田长老偈颂，朱熹早年读《大慧语录》已谙此偈。

图2-2　同安焚天寺

其二，题开元寺。开元寺建于唐代，为泉州城内最著名之丛林。朱熹撰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已佚，近代高僧弘一法师重书，其木匾题刻今存开元寺藏经阁。

其三，题雪峰寺 。雪峰寺位于今南安市康美镇杨梅山麓，始建于唐代。相传朱熹与陈知柔偕游雪峰寺，依景作联云：“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该联现镌刻于雪峰寺门楹柱。

其四，吊杨樵联。杨樵又名杨肃，唐末南安县水头人。原为樵夫，得异人指点，精医术，后为道士。因“为国母医疾愈，国王为遣御林军开为万人川，以为一方水利”。后来，杨樵被敕封为“杨府太乙真人”，进而演变为道教之神，俗称“杨仙公”。朱熹景仰杨樵心系民瘼，为民请命，书吊杨樵联云：“仙子友英贤，一局曾消千日瞬；天王旌国手，三军为导万人川。”125

其五，正气匾。“正气”方正斗楷二字，黑匾金字，题款为“朱晦翁”，且有印章。陈允敦《泉州名匾录》记，朱熹闻悉抗金前线获得大捷，遂书此二字彰扬岳飞（时距风波亭冤案20年），赠予泉人，以张正气126。明清时代，泉州七城门附近关帝庙皆长期悬挂“正气匾”。清末缙绅杨家栋将舍人宫边竖式“正气匾”改为横式匾，悬挂于通淮关帝庙中殿。明代张瑞图“充塞天地”匾同悬于中殿，两匾合璧为“正气充塞天地”，民间视为镇邪防火之物。此为民间信仰吸取朱子文化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