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辨《诗经·十月之交》的内容及相关诗篇的次第

《诗经·十月之交》既非作于西周厉王时，亦非作于幽王时，而是作于东周平王时代，这从该诗的内容及与之相关诗篇的编排顺序上也可找到足够的证据。

现存《诗经》三百零五篇的次第，是从汉初以来就排定的。一般说来，《诗经》的编辑者是将时代和内容相近的篇章排在一起的。《毛传》即以《节南山》（《十月之交》前二篇）以下十四篇合为一组，指为幽王时期的变小雅。《郑笺》则以为汉初经师曾移动过诗的篇次，特抽出《十月之交》以下四篇属之厉王时期的变小雅。姑且不论毛、郑之间孰是孰非，至少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十月之交》与其前后篇章在内容上是紧密关联的，因而写作时代也应相同或相近。分析《十月之交》及其前后相邻的几篇诗歌的内容和格调，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对这几篇诗歌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判定《十月之交》的写作年代。

从诗的格调上看，自《节南山》以下，包括《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等篇，都蕴含着一种莫名的哀怨忧伤的情绪，显系诗人在经历过一番国破家亡的惨痛之后，又思及眼前政治上继续紊乱并遭天灾人祸的情形，结合个人的不幸而发出的悲愤的歌吟。如抒发个人忧伤的心情，《节南山》云：“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月》亦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十月之交》则云：“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如写诗人怨天尤人，《节南山》云：“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正月》亦云：“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十月之交》在直叙日月食及雷雨灾害后，亦言“天命不彻（均也）”；而《雨无正》则直斥“昊天疾威，弗虑弗图”，不仅降下饥馑来斩伐四国，而且善恶不分。在描述当时的社会背景时，这几首诗又都一致地谈到有小人乱国及自然灾害等情形。^注3

许多人把上述政治混乱、人心颓丧及自然灾害等事说成是西周末年幽王统治时的情形，这是不正确的。这几首诗里有许多句子明确显示出诗作于东迁之后的证据。如《节南山》有“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句，是诗人言及宗周政权已经猝然败亡，时人犹不知鉴察政治上的过失，这种描述只适合东周初年的情形。《正月》篇中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的句子，更明显表示出该诗作于宗周政权灭亡以后的平王时代，诗中直斥幽王后妃褒姒之名，这在幽王当政时是不可想象的。在《十月之交》后面的《雨无正》中也有“周宗既灭，靡所止戾”之语，“周宗”二字，《左传》昭公十六年引作“宗周”，是亦清楚地描述了宗周灭亡以后，政治上的混乱迄无止息的状况。以上这些句子都明白易懂，过去为《诗经》作注疏的学者（包括《诗序》的作者）多曲为之辨，结果是越辨越非。倒是朱熹作《诗集传》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直言不讳地否定过去人们奉之不贰的《诗序》的说法。其注《雨无正》之“周宗既灭”时引“或曰”说：“疑此亦东迁后之诗也。”而在给《节南山》所加的按语中，不仅否认了《诗序》指此诗为幽王之诗的错误，更干脆表示：“大底‘序’之时世皆不足信。”清代著名学者惠栋的祖父惠周惕著有《诗说》一书，也曾揭发过去《毛传》、《郑笺》及《孔疏》对于上述诗篇时代的论定皆“乖剌不相合”，指出这几首诗中提到的“国既卒斩”、“周宗既灭”等皆是“已然之事”，“若未斩未灭，而以斩灭期之，不几病风丧心，作诅天子乎”？并说对于褒姒其名其事，“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可疑二也”。可惜这些说法并没有引起重视。我考虑，使人们不能摆脱旧说窠臼的原因，大概是许多人司空见惯了历史上旧王朝灭亡前政治混乱的情形，没有想到要把这些混乱情形与新成立的东周王朝联系起来。其实，历史文献中对于周平王统治时期政治昏暗的情况早有断语。《国语·晋语》引太子晋曰：“自我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韦昭注：“此四王父子相继，厉暴虐而流，宣不务农而料民，幽昏乱以灭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微弱，皆己行所致，故曰‘贪天祸’，祸败至于今也。”说平王时期的政治不好，出自周朝贵族之口，是可以信据的。《十月之交》等诗篇描写的情形与《国语·晋语》如出一辙，应是判断其写作时代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