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人相分”是荀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荀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注23，因此，天事与人事各有所分，要“明于天人之分”注24。荀子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儒家是讲“天命”的，因此，荀子的这一思想，明显地违背了儒家传统的“天命”思想，关于这一点，学者早有定论。问题是，荀子对儒家思想的这一否定，正是为了对儒家的肯定；而对儒家的肯定，则又恰恰依赖于这一否定。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思想的内核在于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复礼”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治国方略。孔子说“为国以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注25。但是，孔子所主张的“礼”是周礼，也就是周朝的那套统治秩序。到了荀子这时，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基本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容变了，与之相随的政治信仰和道德准则都在发生变化，孔子的那套儒家理论与新的政治需要已经不相符了。作为儒学继承者的荀子，就碰到了承继师学“辅王政”与“恢复旧礼”之间的矛盾。他一方面要坚持儒家的根本原则，积极参与政治，发扬光大儒学；另一方面则又面对着儒家理论不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的这一现实，这就势必要对儒学进行一番新的理论改造。
荀子对儒学的改造是从对“礼”的改革着手的。所以会有荀子的《正名篇》，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注26强调名随实变，从理论上提出重新正名的必要。
重新正名后的“礼”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是：“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注27荀子将“礼”的内容与社会的财富分配联系在一起，以财产关系来确立“礼”的等级秩序。这一理论，完全松懈了儒家“旧礼”所依赖的血缘族纽，将“礼”建立在新的封建等级关系这个社会现实之上。如荀子在《君道篇》所论：“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注28这套“礼”的理论就是以后的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的雏形。
对于这样的“礼”，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孔子讲“复礼”，荀子说“隆礼”，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表示了儒家对新的统治阶级的承认和支持。荀子对儒学的这一改革，使本将被淘汰的儒学获得了新的利用价值，从而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但是，“礼”在周人眼里是“天命”的一部分，在那里，制度（等级名分）和伦理道德（宗法关系的意识）等都归属于“天命”的范围。孔子也相信“天命”，所以在孔子那里，“礼”是被当作既存的、不可违背的东西来肯定的。荀子为了要使儒家思想符合新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客观上已经使当时儒家所宣扬的“礼”名存实亡了。为了要使经他“正名”后的“礼”取得合法的地位，他又不得不对“礼”的来源作一番新的理论解释。荀子从理论上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真正目的就是在于要割断“礼”与“天命”之间的联系，为改造“礼”的内容创造理论依据。
在荀子的“天道自然”的理论中，人一方面作为自然物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又另属一个与天相对立的、不受天支配的独立的社会体系。作为自然物的人的这方面来说，荀子认为：人有眼、耳、口、鼻、思等五官；有好、恶、欲等情感、需求，这些是“不事而自然”的自然属性。他又说：因为人生而有欲、有求，有欲必争，争必乱，乱必穷，因此，人的本性是恶的；又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有教化的必要。教化的关键则在于“知礼义”。荀子说：“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注29“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注30因此，在荀子这里，“礼”是后来统治者为教化民众的需要而产生的。他解释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此礼之所起也。”注31这就是说，荀子将“礼”直接建立在物欲，即人与人的利害关系之上。这样，在荀子这里，道德、伦理等规范就不是什么社会之外的神秘力的创造物，也不存在什么是人的先天内在道德的冲动，而是人类根据自己对物质的追求而产生的精神异化物。人类制定“礼”是主动的，人接受“礼”的教化则是被动的。同时，荀子还认为，“礼”一旦被确立，就成了支配社会兴衰命运的普遍法则，犹如自然规律那样。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注32
这样，荀子一方面强调天道自然，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的社会性。“礼”作为客观的社会存在被肯定，并据此而强调“隆礼”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正名的需要出发，提出“性恶论”的理论，又将此理论建立在天道自然论的基础之上，这是荀子哲学的逻辑结构，也是他所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注33的理论实质。而这种建立在“物欲”基础上的“礼”的理论，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天论”，正是战国末年社会财富、权利再分配的社会现实在思想家的头脑中的一种“变了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