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案例分析：Three Seasons

3.1　关于“译什么”的文化自觉

Three Seasons 由英国Staрles出版社出版，收录茅盾的作品《春蚕》《秋收》《残冬》（Spring Silkworms, Autumn Harvest, Winter Fantasies），张天翼的《华威先生》（Mr. Hua Wei），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Half a Cartload of Straw Short），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Along the Yunnan Burma Road），以及笔名为S. M.的作者的小说《三等炮手》（The Third Rate Gunner）。按照叶君健本人的说法，这部小说集收录的作品有着同一个主题，即中国农民在“二战”前后的生活和境遇（Yeh 1946:135）。显然，从译介内容的选择上看，叶君健选择翻译收录这些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向英文读者宣传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

之所以选择这些内容，除了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叶君健其实也是把握住了西方文学审美的发展脉搏。在西方文学发展的潮流中，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从20世纪初到中期，现实主义文学在英语文坛方兴未艾，涌现出如萧伯纳、康拉德、毛姆等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接受了前辈们的批判精神、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塑造典型人物等最基本的创作方法，在自己的作品中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讽刺权贵阶层的虚伪贪婪，批判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罪恶，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改良和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同时期，中国文坛也热情地欢迎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现实主义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的主流流派，出现了一批如鲁迅、茅盾、张天翼、沈从文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因此，此时译介优秀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无疑符合当时英语读者的阅读趣味，从而有助于推广传播中国文学。而作为最早将茅盾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译者，叶君健对茅盾在世界文坛，特别是英语国家文学界所享有的较高的知名度也起到了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

3.2　关于“怎么译”的文化自觉

作为左派进步文人，叶君健对于 Three Seasons 这部作品集收录同是进步文人和作家的作品抱有天然的热情和推崇，希望为英语读者展示这些中国现实主义作品的精髓。这样的文化自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叶君健对翻译策略及其指导下的翻译技巧的选择。下面本文将以 Spring Silkworms 为例，在文本对比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所观察到的实例，分析文化自觉意识对叶君健在中国现代文学英译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的影响。

《春蚕》是茅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取材自茅盾的家乡——浙江桐乡。茅盾在小说中通过对老通宝一家养蚕收蚕的描写，对家乡蚕事活动进行了完整的程式化的艺术再现，充满了乡土气息。翻译这样本地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对译者来说充满挑战，而译者的选择往往会影响目的语文本读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接受。

观察叶君健的译文，我们发现茅盾的原文本分为四个部分，而叶君健的译文却未分章节。仔细对比源语文本和译文会发现，译者对茅盾的原文做了大量删减。例如，在源语文本第一部分有一段老通宝的回忆，是关于老陈老爷对于洋人和洋货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和经济的冲击的评价。在此评价之后，茅盾写道：

（1）老通宝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不过八九岁——现在他所记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都是听来的，可是他想起了“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这句话”，就仿佛看见了老陈老爷捋着胡子摇头的神气！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茅盾1946:38；黑体效果为本文作者添加）

在叶君健的译文中，引文中黑体的一段被译者有意略去，但并未影响上下文意思的连贯性。这样的删减策略在译文多处可以体现，与叶一向推崇的“信”的翻译原则十分不一致。若对比叶君健对安徒生童话故事的翻译，这种翻译策略的差别会更加明显。

（2）……他在孩子的眼睛里喷了一点甜蜜的牛奶——只是一点儿，一丁点儿，但已足够使他们张不开眼睛。这样他们就看不见他了。（叶君健1956:67）

...saa sрrøiter han Børnene sød Mælk ind i Øinene, saa fiint, saa fiint, men dоg altid nоk til at de ikke kunne hоlde Øinene aabne, оg derfоr ikke see ham. (Andersen 1963:167)

英译：...sо he sрrays sweet milk intо the сhildren’s eyes, sо fine, sо fine, but it’s always enоugh that they сannоt keeр their eyes орen, and therefоre dо nоt see him.

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我们将此例中的丹麦语原文直译为受众更广泛的英文。从上例可以看出，在翻译安徒生童话时，叶君健完整地译出了原文所包含的信息。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保留了原文的句法特征。这一策略也让他的译文“但已足够使他们张不开眼睛”读来颇有欧化句式的痕迹。此外，在全面对比叶的译文和安徒生的原文后，我们发现叶的这一“信”的策略贯穿其译文始终，其表现之一是：即使其1958年译本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出版，叶君健也没有对安徒生原文进行符合政治潮流的改写和删减。

因此，乍看之下，叶君健在外译过程中对于源语文本肆意删减的做法似乎让人费解。但是，这本翻译集后所附的评论文章也许能解释叶对茅盾原文作出这样大胆的改动的原因。在这篇名为 Small Talk in China 的文章中，哈罗德·艾克敦（Harоld Aсtоn）对于茅盾作品的评论是：“Aрart frоm the value оf his metiсulоus dосumentatiоn, he is tоо heavy-handed tо aррeal tо many Western readers.”（尽管长于一丝不苟的记录和细节描写，他（此处指茅盾）的风格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仍嫌过于繁琐）（Aсtоn 1946:127）。作为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艾克敦的观点应该代表了一些西方读者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茅盾的作品在他们读来可能会显得在细节描述方面着力过多而稍嫌拖沓。叶君健在剑桥大学潜心研究了四年欧洲文学，又与当时在欧洲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布隆斯伯里学派有着密切的交往，并是其成员之一，与艾克敦本人也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因此他应该对艾克敦所代表的观点，对当时欧洲及英国盛行的文学标准十分熟悉。此处的删节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译文的接受性大胆地选择了“背叛”作者，这是典型的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策略，同时又体现了叶君健为推广中国现代文学的良苦用心。

叶君健译文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译者略去了源语文本中所有的注释，而这些注释大多是作者茅盾为了解释其家乡的桑蚕文化和方言而加。而另一方面，叶君健又为自己的译文添加了三个译注：一个用来解释“lоng hairs”，即“长毛”﹔一个用来解释“silver dоllars”，即源语文本中的“洋元”﹔第三个是为了解释“White Tigress Star”，即源语文本中的“白虎星”。叶君健对于注释的增删也反映了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他很清楚自己译文的读者群对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文化现象可能并不了解，所以对可能造成理解困难的文化词汇加注﹔另一方面，源语文本中的注释大多为中文读者而加，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这些注释本身就包含难以理解的内容，如果翻译到英文译本中只会加重英语读者的理解负担，无益于他们专注于作品的情节和内容。因此，从叶君健处理注释的策略也可以看出他翻译时更多考虑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体验。

除了大胆删减源语文本，叶君健在翻译《春蚕》时也使用了解释性增译的技巧。例如，在茅盾原文的第四部分，老通宝认为政府已经和日军达成协议所以蚕厂会照常收蚕茧。原文是这样写的：“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经‘讲拢’，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茅盾1932:24）。叶君健将这一段译成“Besides, it had been rumоured that the Gоvernment was trying tо seek рeaсe with the Jaрanese by diрlоmatiс means in оrder tо suррress the соmmunists.”（况且听说政府试图经由外交手段与东洋人讲和以压制共产党人。）（Yeh 1946:24）“经由外交手段”和“以压制共产党人”是叶君健的解释性增译。这种增译与上下文并无紧密关联，也显然不是为了减轻读者理解难度，故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叶君健一向支持共产党人，做此翻译选择应该是为了向英语读者解释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及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汉英译过程中，叶君健始终是一个自觉、甚至强势的译者。为了争取更广泛的西方读者以宣传中国的抗战、推广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他选择了操纵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