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对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通过上文对叶君健中国现代文学外译生涯的梳理及对其代表性译作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中国文化外译的几点启示：

第一，文化自觉是进行有效对外译介的重要保证。这种文化自觉基于译者对于中国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价值理念和审美传统的深刻理解，要求译者对于两种文化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译者要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清楚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期待。这种文化自觉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调和差异，以最合适、最有效的方式传递其所译文本的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外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印象还停留于停滞封闭的乡村、政治迫害或扭曲性爱的主题上，导致其在推介中国的文学作品时一味追求刺激，主题猎奇，或者把中国文学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流派，导致读者对作品的失望，而这在无形中又加深了国外读者对当代中国的隔膜。在这方面，就需要叶君健这样熟悉输入与输出两端文化、具有文化自觉的译者发挥其桥梁和媒介作用，从文本的外部结构上保证翻译文本能够“入其眼”，才能谈得上进一步潜移默化发挥影响力，让作品中承载的中国优秀文化“入其心”。因此，从宏观角度而言，选择具有充分文化自觉性的译者是能否成功有效地通过文化文本的译介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第二，译者文化自觉对于对外译介的影响在具体的译介过程中体现在“译什么”和“怎么译”两个方面。在翻译选材时，自觉的译者需要考虑所译文本的题材和体裁是否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发展潮流和审美期待，将最合适的文本在最合适的时机推介给目标语文化。简单说，就是选择的文本最好能够与译入语文化的主流思潮形成共鸣、符合其审美情趣，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译介的功能目的。而且，从叶君健的文本选择策略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自觉的指导下，有选择地、系统地进行文本译介也许比单纯向外推广古代典籍更具现实意义。因此，在对外译介的过程中，应该可以考虑使用“核心文化文本”等更具包容性、针对性更强的概念范畴进行界定，改变以时间、体裁或者作者等要素作为译介参考标准的方式，集中关注译介过程中的文化传播效果。具体到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译介，译者所选的文本需要的是能代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文本，不应该拘泥于形式上是否是古代经典文献还是现当代著名作家作品，而应该以什么是符合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我们想向世界推广什么样的文化作为参考标准，选择最能达到传播目的的文化文本。而在出版机构更多主导翻译选材的今天，这类文化自觉意识也是出版机构所应该培养和具备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自觉选择有效的翻译策略处理好怎么译的具体问题。译者需要在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学的特点忠实地传递给目标语读者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如果因为盲目追求“信”而不加区分地给目标读者带来太多的陌生信息，反而会增加其文化隔阂，妨碍读者对于翻译文本的接受。因此，理想的译者应该像叶君健那样了解中国文学和目的语文学的文学规范和文体学特征，熟练掌握两种文学体系的创作思路和方式。在此类翻译的过程中，译介所传播的应该是文化，而不是简单的“信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应该以文化传播的功能为导向，把握文化传播的精髓，平衡信息的忠实和文化的有效传播。

在中国的复兴之路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将日益增进，也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文本被翻译成外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样才能实现有效的译介、怎样才能真正以我们所期待的形象“走出去”？叶君健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实践告诉我们，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是有效的文化译介的基础和保证，在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充分文化自觉的译者，才能使“走出去”的步伐更快、更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