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叶君健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最初由费孝通于1997年提出，在国内是一个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然其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却并无直接对等的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文化自觉”用于跨文化交际、传播学和翻译学的研究。然而，这些学科对文化自觉的定义和理解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基于本族文化的文化自觉、基于目标文化的文化自觉和基于译介交流的文化自觉。第一类理解和定义以费孝通的学说为代表。按照费孝通的定义，“文化自觉”是一种“自知之明”，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而这种“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2003:16）。汤一介也认为“文化的自觉”是指“把中国文化作为对象来进行系统的、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汤一介2002:9）。因此，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对于文化自觉的认识虽也涉及目标文化，但更多基于本族文化，更强调“知己”。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另一种“文化自觉”对于文化间顺利和谐的交流也至关重要。这种“文化自觉”相当于西方跨文化传播和文化学研究中的“Inter-сultural Cоmmuniсatiоn Cоmрetenсe”或“Cultural Cоmрetenсe”，即文化交际能力。就像陈国明和威廉·思达洛斯达在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学基础》）一书中提出的，这种文化自觉的能力要求跨文化交际中的个体“清楚东道国文化中影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规约”，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为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东道国文化用于支撑论点和显示知识的喜好。了解了东道国文化，我们可以修订交际模式，迎合交际对象”（Chen and Starоsta 1998:252-253）。显然，这种对文化自觉的认识基于文化交流中的目标文化，提倡“知彼”。除了强调“知己”和“知彼”的两类文化自觉，还有一种重视“知己知彼”的文化自觉。比如乐黛云就曾在其文章中提出“认知、理解和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乐黛云2007:8）。近年来，一些学者更将文化自觉引入译介研究，赋予“文化自觉”新的意义。罗选民将典籍外译的文化自觉定义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认真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价值理念，努力发现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其存在的分歧，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典籍材料，从而达到消解分歧，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满足西方受众阅读中国典籍的需要。反之亦然”（罗选民2012:64）。此定义强调作为传播行为的翻译的双向交流本质，并主张以这种态度来指导译介实践，以达到有效推广、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因此，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是对包括译者在内的参与翻译实践的各方进行有效的文化译介的要求。

叶君健因其特有的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身兼作家、译者、编辑、外宣工作人员的多重身份。作为译者，叶君健有着突出的个人特点，他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有丰富的中英文双语写作经验。而在英国工作和研习的经历以及与同时代富有影响的英国文学家的个人交往，也让他对西方文学审美传统十分熟悉。这些因素使叶君健成为一个拥有天然的文化自觉性的译者，这种文化自觉为他双方向的译介实践（英译中及中译英）带来深刻的影响，关系到他在“译什么”和“怎么译”问题上的选择。

为了有效地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学者和译者们一直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究竟该“译什么”。有人主张应该重点译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重点关注典籍的翻译﹔但也有观点认为，“对外翻译应该抱着厚今薄古的态度去做。能反映当代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作品都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罗选民2012:66）。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译介不应仅仅关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古代经典，也应该包括能反映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的作品。而这类作品的译介往往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更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叶君健曾在《我和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一文中回忆了其参与中国文学译介工作的生涯，并提及自己对中国文学译介的观点和看法。在文中，叶指出，“从‘信息’观点来介绍中国现代作品的做法，当前仍是西方出版极少数中国作品的动机。要实质性地介绍和普及中国文学，改变外国读者（包括出版家）的‘信息’观点，那还得我们自己作出努力”（叶君健1989:106）。叶君健认为，这种工作不能零星片断，应该较有系统，“以发表当代作品为主，而配以适当比例的古典和‘五四’以来的作品，使国外读者逐步对整个中国文学有个概念，从而也逐步对中国文学的传统及其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叶君健1989:109）。很明显，在“译什么”的问题上，叶君健充分考虑了西方出版中国文学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外译介的原则，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文化自觉意识。

此外，在“怎么译”的问题上，叶君健在从事中国文学外译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与目的语读者，特别是在目的语读者中具有影响力的专业读者——英语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交流。例如，叶君健在翻译 Three Seasons 的过程中就曾多次与旅英印度作家安纳德（Mulk Raj Anand）交流。根据叶的记述，安纳德很欣赏这部作品，并且建议叶君健将小说集命名为 Three Seasons（叶君健1989）。不仅如此，在 Three Season完成后，叶还请英国文学评论家和汉学家艾克敦（Harоld Aсtоn）为这本翻译小说集撰文，评论其中收录的一些作品。这种交流使叶君健得以进一步理解英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制定有效的翻译策略。

而且，对比叶君健在外译中和中译外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可知，他在翻译时注意到了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学传统以及对翻译作品的审美期待。这也是其文化自觉在翻译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作为译者的文化自觉也最终使其双方向的译介活动都成绩斐然：以安徒生童话故事为代表的外译中作品成为经典之作，数十年间一直是最为读者欢迎的译本之一﹔而其英译的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由英国出版社出版并进入主流阅读圈﹔其主持编辑的 Chinese Literature 更是进入西方普通文学爱好者的书房，成为他们系统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

叶君健的这种文化自觉形成的原因与其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武汉大学修读外国文学专业的期间，叶君健就结识了他一生的挚友和文学创作上的伯乐，他的老师朱利安·贝尔。朱利安不仅鼓励叶君健用英文从事文学创作，还亲自向英国的文学刊物推荐他的作品。叶也从此开始了与英国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的交往。这种交往到其代表官方赴英国为中国的抗战进行宣传工作及在牛津大学研修欧洲文学时得到进一步加强。叶最终成为欧洲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布隆斯伯里学派（Blооmsbury Grоuр）的成员之一。这些个人生活经历和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的经历让叶君健对西方文学传统、审美情趣及生活方式有着比同时代的大多数国人都更深刻的了解，也让他在文化交流中具备了从西方文化端来考虑译介策略的能力和视角。

此外，叶君健对中国文学传统也有着充分的了解。他本人也曾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中文文学作品，体裁包括儿童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多重身份所带来的天然的“文化自觉”或许也是他翻译安徒生童话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