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研究引论
本书将从语言（双语互参）和译者角度来揭示翻译中的意义重构规律。一般而言，译意是翻译的基本思想，翻译即是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发生的意义重构行为。汉语是中华民族的语言，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又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汉语和俄语同为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分别是中国各民族和俄罗斯各民族的族际语，俄汉（汉俄）翻译——不论口译，还是笔译——为俄中友好交往提供了方便，俄汉（汉俄）翻译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的译学研究，“互参”具有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互融互构之意，“互参式”乃是带有、含有双语互参之意。为了揭示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的诸多规律，我们可以从双语（双文化）互比同异入手，来探讨俄汉翻译问题，以观翻译之意义重构。这里仅以译音、译意为例作个引论，以开启后面章节的内容。
翻译有两种基本方法，译意和译音。语言学家吕叔湘说：“译意的词，因为利用原语言（这里指译入语）里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译音的词，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属于衍声的一类。”（吕叔湘，1982: 13）
译意产生的所谓“合义复词”，便是双语互参而成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语言外壳（能指）发生了变换。“译即易”，原词解码后重构，建立起新的能指和所指，译词有来自源语里的词义（所指），并按译入语的构词方法，“凑合”而成“合义复词”。以仿造词为例：skyscraper — небо-скреб（摩天大楼）,distinguishable — различимый（可区别的）,superpower—сверхдержава（超级大国）,mass culture—масс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大众文化）,green revolution—зелёнаяреволюция（绿色革命）。按照语音、形位仿造词语，过去和现在都丰富了许多语言的词汇系统。仿造词语可能既有音译，也有意译，形位（前缀、词根、后缀、词尾）译自源语，语音来自源语，但须符合译入语规范仿造出新词。新的构词中或有译入语的音位、形位的参与，而新词的所指来源于源语，但又可能不止于源语。
译音或音译词，亦即唐玄奘所谓的“五不翻”（音译）所产生的译词，带着源语的音义（能指+所指）而体现为译入语的音义（能指+所指），即使两个能指同音，所指也可能不同，新的音义是双语参与构成的。例如字母音译：Berlin — Берлин,internet — интернет,oasis — оазис,student — студент。这是字母对应或字母转写引入新词。又如语音音译，这是语音对应引入新词，如 gallery— галерея,appeal—апелляция,rehabilitation—реабилитация。不论字母音译还是语音音译，可以说这是对外语的“不翻”之用，是用译入语去消化吸收，而成为字母转写和语音转写的借词（Алимов,2013: 38）。借词势必要进入译入语而被接受，才能生根具有生命力，即使是音译借词，也是被译入语改造过的。音译与意译经常一并使用，并非截然分开，仿造词即是。而音译可能不全，或发生音变（变形），或出现省译。“省译是中国自东汉佛经翻译以来的一种翻译方法。如Buddhisattva本应译为‘菩提萨陀’，但常用‘菩萨’这样的省译。”（杨成虎，2012: 33）
汉语和俄语分属于不同语言系统，音译时，双语互参体现得很明显，而欧洲语系语言之间的音译，基本上只是拼音或字母转写而已。例如，法语的Fantômas译成俄语Фантомас，音译（字母转写）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连字母都能对应上，这是外汉音译无法做到的。汉语音译，或有音变，或有省译，是用汉字系统的语素（字）去拼音转写。像印欧语系中的字母对转，汉语做不到，有时缺少某些音，就更不能一一对应了，例如俄语有发音 шон,м 的，汉语中没有发音shong和m的字。M 音必须添加一个元音才能拼成一个汉字，如拼成“姆”（mu），莱蒙托夫的著名诗体故事《Мцыри》（童僧）音译成姆采里（余振、顾蕴璞，1997: 267）。因此，俄汉翻译比欧洲语言之间的翻译产生的差异恐怕要大得多，音译即可见一斑，更何况译意了。英语的 university 和俄语的 университет，汉译为“大学”，这与古代的“小学”形成关联，从而进入汉语文化系统而被接受。
语言互相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可能就是移植或迁移（перенос）、借用（заимствование）和并合（конвергенция）。语言之间的影响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那里被理解为语言在接触过程中的并合重组（конвергентн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Алимов,2013: 16）。翻译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双语的并合重组，双语互参在翻译中无处不在，语言干扰（интерференция）无处不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俄罗斯语言学中只把干扰视为双语条件下已经掌握的技能对随后新获得的技能的负面影响，但如今，干扰不仅作为负面影响，而且作为正面影响，可能在特长、技能、知识甚至记忆等领域都留下影响痕迹，在翻译和翻译研究领域也不例外。科米萨罗夫在《翻译理论中的干扰问题》一文中写道，在翻译理论中应该把翻译中的所有干扰形式（不理想的和合理的现象）都加以研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学习中，在初学者的翻译工作中，实际上可能出现所有层次上的干扰：声音或拟声干扰、拼写干扰、语法干扰、词汇干扰、语义干扰、修辞干扰等（Алимов,2013: 31-36）。我们进行双语互参意义重构译学研究，可以适当引入“干扰”概念，应重视双语互参的正干扰，而避免双语互参的负干扰。
可见，翻译即使音译，也几乎可以肯定无法确保意义不变。有一部分音译是已经约定俗成的，只有唯一的对应形式，列茨凯尔称之为绝对等值对应，这种语际对应传统非常稳固，任何其他翻译都可能是错误的。而完全等值对应是一个词（词组）的整体意义上的对应，而非其某个意义上的对应。姑且认为绝对等值对应和完全等值对应就是圆满的对等，这时的翻译就像寻找通用术语一样，好像是对于唯一答案的追求。但是还得承认，在口译的时候，译者一下子就想到了这样的特殊等值词，便可以加快翻译速度，感觉翻译有了着落，译者才有了底气。列茨凯尔所谓的词汇（词组）变异对应、语境对应以及翻译转换的所有形式，其实都不能达到完全对等。然而，翻译就是这样，正如卡特福德所言，源语语篇和译语语篇不可能意义相同，亦即翻译时不可能用乙语单位的意义恢复（воссоздаются）而只能是替代（заменяются）甲语单位的意义（Комиссаров,2002: 14）。因为语言文字的不可译性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汉外语之间，而且不可避免译者个人及所属语言群体的局限性。列茨凯尔所谓的翻译对应，科米萨罗夫也曾介绍过[6]，后来明亚尔-别洛鲁切夫也研究过[7]，通常只是非全同关系。
译音和译意，都可能有译入语的义素（形位、音位）参入，即便是字母和汉字之间的（拼写）音译，也会发生变异，例如，佛经音译之望文穿凿（钱锺书，1984: 79）。但只要人们通过反复多次的交流，是可以达到真正理解的。人们获得新知，不仅靠重复或趋同，同义、反义、上下义的解释和隐喻表达均可促进理解。俄汉语之间译音和译意，自然也是如此，或可依靠双语互参的正干扰（интерференция）而解决翻译困难。当然，也可能因为双语互参的负干扰而导致不良结果，或自由翻译，或硬译，而导致意义严重偏差。我们探讨俄汉互参，就是要把不可译性搁置起来，让人们仿佛不去直接瞄准“靶心”（源语）而能想法完美“击中”目标。翻译只能在双语之间寻找最佳答案，这不是对唯一性的追求，而是对可能性的探讨。翻译难免会失去本来面目，道安有“五失本”之论（钱锺书，1984: 28）。中国译论中讲究“最佳近似度”（辜正坤，2004: 343）和“极似律”（黄忠廉，2015: 30），而外国译论中则是意义（功能）等值（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或对等（адекватность）（科米萨罗夫，2006: 169; Алимов,2013:56；杨仕章，2006: 167）。双语互参法，是一条翻译理论联系实践的途径，能使我们看清相对意义上的翻译对等，仿佛教我们从形而上的“等值”（“信”与“忠实”）论转而走向形而下的实践小道。不要去想，只要去做，去看在翻译活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7].在明亚尔-别洛鲁切夫看来，对应不只是译入语中用来固定翻译源语某一单位的单位，还可以是原文本在翻译中被复制的任何一部分。（杨仕章，2006: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