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方法与灵感
智利的休伯特·R.马图拉纳教授和法国的弗朗西斯·J.瓦雷拉教授在其《知识之树》中这样认为：“所有的认知经验都以一种个人的方式涉及认识者本人，并根植于他的生命结构中。”[21]这样的看法不仅衔接上杨振宁先生所说的科学研究的“风格”问题，而且对高于生命体验总体上的逻辑崇拜与方法崇拜也具有提醒的意义。如果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种可以独立的存在，那么生命和个性的介入会给我们对理论原创方法的思考带来怎样的启示呢？生命的偶然性、或然性现象会与理性化的方法发生怎样的关系呢？
在理论创新问题上，以往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制度”、“环境”对创新的鼓励、“长期积累”对“偶然得之”的支配作用。[22]但这些之所以还不是决定理论创新特别是理论原创的关键，是因为在后现代自由体制下的西方，几十年来并没有产生爱因斯坦、尼采那样影响世界进程的重大理论创造，日本和东亚各国、各地区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下也并未产生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重大人文理论和科学理论，特别是，在注重“宗经”、“释经”、“博学”、“功底”的中国现代学术界，近二百年来尚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重大的理论原创性成果，说明知识积累和学术功底不一定是理论原创的决定因素——重视知识还是轻视知识都不可能涉及“知识批判和知识创造”之问题。反过来，即便在19世纪沙皇专制社会条件下俄罗斯也出现了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一批影响世界的一流作家，说明作家能否穿越时代和制度的约束进行创造性努力才是关键。对待现实经验也是如此：虽然很多人看到过苹果落地，但如果没有创造性对待现实经验的思维状态，牛顿也不可能产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启发。以此类推，将“创造”与“天赋”等同起来的看法之所以也是简单化的，是因为不少学者会忽略在“灵感”背后存在着规定“灵感”的“有明确理论观念独创追求的精神状态”，存在着“独特问题提出——共同局限批判——特殊事实发现”之思维方法对“灵感”规定的现象。因为只有这种规定，才决定了“灵感”达到创造性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灵感”向着什么样的研究方位运行。一方面，中国作家借助形象思维为什么容易产生大跃进民歌中的“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会弹回半空中”[23]这样的“夸张性奇想”，那是因为其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中缺乏“独特理解世界”的理性追求，而受“好大喜功”的功利性文化习性制约。另一方面，美国化学家普拉特和贝克曾就“你是否得益于直觉”等问题对化学家进行调查，在232份返回的问卷中只有7%的人说得到的灵感是正确的[24]，这说明有很多科学家没有得到灵感或得到的灵感是错误的、不值得重视的。这种情况说明灵感与科学研究方法、理论原创方法相比，不仅是或然性的，而且也是需要统摄于后者的。“灵感”和“形象思维”因为具有“自身不能让理性介入但可以依托不同的理性生活”的特质，这就使得“灵感”和“形象思维”可以产生“奇异”，但却不一定能产生人类文化思想上的重大创造。中国人受道家“游刃有余”文化的熏陶，在生存机智上的聪颖是非常突出的，但这种聪颖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去看都更多放在“小桥流水人家”的闲赏的生存性生活中了，如此，在解决“超越生存”的重大文化观念和思想创造上我们自然会力不从心。
因此，不仅将“积累”和“学问”，也将“天赋”和“聪颖”放在“以理论原创”为目的的思想理论追求之中，通过思考建立中国的理论原创方法让灵感、聪明、学问获得原创性的品质，才是理论创新与生命体验的有机性关系。相对于西方在重理性的传统下更重视生命体验的后现代文化，中国则更需要将从属于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从属中国现代理性文化建设的思考之中。这就是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理论原创方法”命题的意义。
[1] 在否定主义中，“创造性质变”指人类与自然、文化与文化、牛顿与爱因斯坦这样的基于“独特理解世界”产生的性质变化，而“一般性质变”是指人类诞生前自然界的演变但没有突破自然性，文化世界的演变但没有改变世界观（如中国新儒学史）这样的变化。其中，基于主体对客体的辩证认识过程所产生的“正、反、合”之认识，中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生生之创新，均受“一般性质变”所制约。
[2] 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转引自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7页。
[3] 吴炫：《否定主义美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4] 选自《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5]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1页。
[6]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7] 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8] 即便是学者写的思想史，因为存在“用什么观念进行思想史梳理”的问题，所以也不存在中性的、客观的思想史，中国成语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心”从来因为依附特定的“理”而难以成为中性的“心”。
[9] 见［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0] 可参看吴炫《本体性否定——穿越中西方否定理论的尝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 荀子在《天论》中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着重强调“天”与“人”各司其职和权限之意。郑玄注《礼运》谓“分，犹职也”，但也隐含着可供现代人进行“性质区分”的理解之意。
[12]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天体》第2卷第13章中记载了毕达哥拉派的这一主张。“宇宙秩序的和谐”认为天体因体积、速度、距离发出高低不同的音调组成的和谐关系，与音乐的音程相适应。
[13] 《周易·乾》，选自《四书五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8页。
[14] 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新华文摘》2010年第2期。
[15] 参见中央电视台2009年6月19日第10频道播出的“探索·发现”节目“宇宙大爆炸”（2）。
[16] ［德］尼采：《快乐的科学》，余鸿荣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17] 参见《舍勒选集·论人的理念》，刘小枫编，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9页。
[18] “文以穿道”是一种尊重观念之道又可以改造观念之道从而显示出独特性和非观念性的文学创造状况。可参见吴炫《论文以穿道》一文，载《原创》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 《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5—276页。
[20] 杨振宁：《美与物理学》，百家讲坛，见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37168395300270.2010-2-19.
[21] Humberto R，Maturana & Francisco J Varela.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M］，Translated by Robert Paolucci，Shambhala Publications，Inc.1987.
[22] 见贺善侃《论灵感思维的逻辑规律和机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
[23] 《咏高产水稻田》，作者：公社社员。选自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
[24] 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