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共同局限”为坐标发现“特殊事实与经验”

理论原创需要以“独特问题”和“共同局限”来展开“批判与创造统一”的方法实践，但在对既定理论“共同局限”发现和理论原创审美期待化为符号现实之间，还要涉及与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性问题考察。如果说，逻辑方法、数理方法、实验实证方法等人们熟知的方法是贯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那么，在实验、实证基础上的逻辑归纳、推理和演绎从而形成观念、概念和范畴，作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学界没有多少疑义的。其中，以“事实”为基础来证明一种理论假说或证伪一种理论，不仅是构成西方从孔德至波普尔的逻辑实证主义最为显眼的发展脉络，而且也与中国文化注重经验事实、注重理论的实效和可把握性能够打通。所以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没有排除在中国理论原创方法的视线之外，甚至可以说理论原创方法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共同之处，皆表现为需要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和在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归纳形成理论观念的一般程序。

但是比较一般科学方法论，理论原创的方法在对待“事实”和“经验”的理解上，更看重“特殊事实”和“特殊经验”对既往理论的挑战，也更看重“特殊事实”和“特殊经验”对原创性理论的现实性支撑，从而使“发现特殊事实和经验”成为在“共同局限”揭示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环节。如果说，托勒密的地心说因为不能发现火星这一特殊事实从而不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更有解释力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人类注重内在生命冲动的经验作为19世纪的西方哲学尚未预见的生活事实，只是被尼采预见了而已。反过来，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之后针对宇宙形成发展提出的“静态宇宙模型”和“宇宙学常数”的设想，在面对以后科学家的实验事实时暴露的“失误”之问题^[15]，正好说明了理论假说不仅应该挑战以往理论的“共同局限”，还应该与“特殊事实发现和实验”产生关系，才会使假说成为真说。这种“特殊事实与经验”与人类理论、思想和科学创造的关系，接近尼采所说的“去观察尚未被命名、或者为大家所目睹却无法指出其为何物的东西：由于人们往往都是被引导的，故而惟有命名才能使一件东西成为‘可见的’。富创意的人大多也是事物的命名者”。^[16]也很接近德国人类学家舍勒在《现象学与认识论》一文中所说的：“现象学……是一种精神审视的态度。只有采取这种态度，人才能直观或体验到否则就隐而不显的东西，即特殊事实的王国……在现象学中，问题却在于那些先于逻辑规定的、崭新的事实本身以及审视这些事实的方式。”^[17]这样的看法提出了哲学批判最重要的“依据”——精神直观中直接与世界本身进行活生生的体验交往而产生的对“特殊事实的王国”的认知，虽然这在传统科学研究中可能不算严格的方法，但在理论原创的方法中则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资源。中国理论原创的方法虽然不能依赖于尼采式的天才感悟力对事物的命名，也不能混同于舍勒的现象学态度，但可以受启发于舍勒的“特殊事实王国”和尼采的“命名未被命名的事物”来建立如下方法性思考：以“独特问题”发现中西方相关理论的“共同局限”，还只是理论原创方法的初步，更进一步则是，理论原创还需要以“共同局限”为依据来看待我们司空见惯的现实，通过重新解释现实或发现新的现实来弥合这“共同局限”，从而为原创性的理论、观念的产生奠定赖以立足的相应现实基础，开启人们重新理解世界的新的视野。

这意味着，理论原创如果以中西方“天人分离而不对等”这一“共同局限”来看待世界，那么我们对世界的发现就应该具有弥补这种局限的功能而成为“特殊事实与经验”。或者说，是否能发现“天人分离而对等”的“事实”或“经验”，就成为“天人对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性假说的关键。这种“事实”和“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

一是可以从“天人分离而对等”的生存论基础来看世界和平问题。在物理学中，正电荷与负电荷、N级和S极、气化与液化等都是对称性的结构。这种对称性结构在生命世界中产生的张力性和稳定性，我们也可以由动物界老虎、狮子、大象这些“强者相安无事”的经验来说明。一般情况下，生命世界的不平等是“强食”相对于“弱肉”而言的，“强食动物”之间因为“力的均衡”反而会减少冲突发生。人类是以“国家”这一政治形式为单位分化出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是冷战以后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但造成国家之间稳定的因素，在今天看来恰好不是以往全部历史时期以一个超级大国统治诸多弱小国家或诸多弱小国家自愿依附超级大国所带来的暂时稳定，而是国家之间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均衡”所形成的制约力，具体地说就是强国之间力量的“对等”所形成的“力的均衡”，形成彼此震慑也彼此尊重的对等关系。1945年以后的65年间世界未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当归之于强国之间力的抗衡和均衡。反过来，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则充分证明了国家实力之间的悬殊是诱发战争的主要动因，这与德国在第二世界大战前自认为是欧洲最强国从而可以征服欧洲的思维下发动战争，性质是等同的。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独立性的强国产生的“力的均衡”所带来的对峙性和平，既不是“天人对立”的不对等冲突可以解释的，也不是“天人合一”的依附性稳定可以解释的，而是将平等观念落实为政治性对等的经验现实，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性质相通。

二是从“天人应该分离而对等”来看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经验和启示：《易经》和《圣经》之间之所以本身无所谓优劣之问题，是因为两种文化元典分别代表两种文化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文化元典由于本身就是人的创造性产物，所以它不仅会对本民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会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易经》影响过东方各国并且至今还在影响东方文化，《圣经》影响过整个基督教世界，并产生了西方的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这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均有各自的影响力之证明。虽然中国文化在晚清以后影响力式微，但之所以不能推导出《易经》不如《圣经》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可以打通的独创性经验没有能够在儒、道哲学中予以重视，苏轼、曹雪芹、鲁迅的我称之为“文以穿道”^[18]的独创经验没有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中获得不同于“文以载道”和“缘情说”的触发，由此才使“宗经”和“载道”观念处于支配状态而使得中国文化缺乏现代原理和世界观的重大创造。如果“文以穿道”与“文以载道”能够处于对等的状态，就会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不仅能够产生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儒、道之思想、不同于《红楼梦》之作品和不同于琴棋书画之产品，而且可以在“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现代性文化的基本方面发挥东方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现代效果，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等之影响力”就不仅是历史的，也会是现实的。同样，世界七大宗教所规范的文化，之所以不能视为不如基督教文化，也同样在于使各种文化得以产生的人类理解性之创造力，没有在各自的文化中得以很好的安放从而使得本土文化没有能得到现代创造性发展而已。事实上，中国已经通过整体性经验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影响世界的道路，如果在文化上也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征服世界为理念的东方温和而有力的现代化之路，将更能使得中西方文化之间“对等”的设计成为事实，也会因此突破“阴阳化合”的“中西方文化互补”论和“文化中心主义”思维所理解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观念。

三是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去看，“天人应该分离而对等”可以有效解释人类生存环境为什么会发生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的解决不能以牺牲人类发展为代价之问题。“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极为重视的生态问题，表面上是西方以利益追求为目的的现代化掠夺自然资源、轻视自然性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结果，但实质上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共同产物。主张“天人相分”的中国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9]，就是人类优越思维的一例。人类的文化创造确实可以作为事实说明“人优于动物”，但这种事实也遮蔽了另一种“特殊事实”：当我们在说动物无义、草木无知时，是用人类的“义”和“知”作为尺度的，而没有从动物与人类区别的角度理解动植物生存的“知”与“义”。动植物界的自然性、有机性和循环性，是人类的文化创造越来越疏远的世界，也是动植物界自己无需言说的“知”和“义”之世界。动植物体验不到人类以利益获得为代表的生存快乐，但也体验不到人类因为这种快乐而产生的忧虑、痛苦和焦灼，更不会出现侵犯、奴役、破坏、残暴等人类文化的负面问题。这使得“依附自然性”的动植物界在总体生存质量上其实是“对等于人类”的世界。人类尽管可以敞开自己的创造性，但如果依然用“优于天”、“对立天”的心态来筹划自己的文明发展，就会以不尊重自然界的自然性、有机性和循环性为代价不断体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直到加速人类的毁灭进程。也就是说，人类的创造性、人为性与自然的循环性、有机性只有同样保持一种“力的均衡”，地球的生态和平才能得到持续保证。这自然是生命世界“力的均衡”所得到的人与天关系的新启示。

值得说明的是：由上述“天人分离而对等”意识观照下的“特定事实与经验”，是一种“理解性的特定事实与经验”。“理解性的事实与经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事实认定特性与自然科学的事实认定特性的区别即在于：自然科学的“观察之事实”和“实验之事实”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文化特性为转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所以一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实验证明后便能成为全球科学家们都能接受的原创性学说，具有超文化性、超民族性和超时代性。虽然在20世纪物理学上狄拉克、海森伯和爱因斯坦等不同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事实认定”从而形成他们不同的科学方程式，形成杨振宁先生所说的科学理论也具有科学家不同的风格^[20]，但是在科学家所认定的事实和实验的结果面前，围绕原创性理论的争议一般就会消失，且会成为所有科学家都无法绕过去的科学研究门槛。比较起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之所以具有文化的、民族的和时代的差异，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狄尔泰所说的阐释学方法为基础的，而阐释者因为其文化、民族和时代的因素制约，自然会形成不同的阐释性事实与现实。“天人合一”观更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人与自然、社会相安无事之事实，而“天人对立”观则更容易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自然和其他国家经济和文化扩张之事实，就是阐释相对性的结果。这不是说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天人对立”之经验，也不是说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天人合一”之经验，而是说这种经验和事实不会被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天人对立”视角所发现。如果“天人对等”也能发现相应的事实并且进一步制造相应的事实，那就说明这种事实的成立与理论之间是一种“特定理解”、“特定解释”之关系。这样一种性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原创所认定的“事实”更具有主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并因此也使得“不同的事实”、“不同的经验”之间也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也同时证明了从“天人对等”到“理解对等”之现象的存在。如果一种解释性事实处于人们对现实认知的主导地位，不是这种解释性事实“优于”其他解释性事实，而是这种解释性事实认同的人多一些而已。

还值得说明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原创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发现虽然在学科性质上有差异，但在“原创”与“特定事实”的关系上却更多具有共性。这种共性突出表现在其“特定事实”并不一定都是“已然事实”，而很可能是“预见事实”。即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理论家，在提出他们的理论假说和理论看法时，能支撑这种假说与肯定的“事实”很可能还没有诞生，但这除了说明原创性理论假说有的时候是先于实证的，而且还说明“事实”与“理论原创被确认”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不能简单用科学的“实证经验”去臧否的——即原创性理论假说容许“事实”和“实验”的滞后性，并因为这滞后反而可能产生重大的理论突破。在人文理论原创中，尼采提出“超人”哲学并以“超人”哲学批判西方全部基督教文明时，其哲学不可能得到尼采所处的时代进行“文化事实验证”，所以尼采的痛苦是为“时代滞后验证”所付出的代价，而尼采并未为时代没有能验证他的理论而放弃自己的理论，则说明原创性的理论对理论家而言是可以具有“创造时代验证”之自信的。20世纪的西方之所以被一些学者称为尼采的时代，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样，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狄拉克在解释电子为什么会有自旋时认为电子有负能，也是不能被当时的科学实验所证明的，这是狄拉克的理论在当时产生很大争议的原因。直到后来有位青年学者安德森用云雾室照出来的轨道证明了狄拉克的理论时，这种争议才消失。但科学家们在肯定狄拉克的理论时，并不一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理论超前于事实引起的争议以及“事实滞后”性，往往就是理论原创与现实之间的“特殊关系”。明了并尊重这样的关系，是理论原创能够有自己活动的健康场域之关键。中国当代理论原创如果忽略了这样的场域对方法的支撑，如果单纯强调实证对理论的可验证性，理论原创就不能得到深刻的理论性理解，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践性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