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若干理论创新方法局限分析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不少学者可以认同的一个命题，那么，在“怎么转化”、“转化成什么”等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现代理论创新方法论还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化”的思维受中国传统哲学的“道生一……生万物”进而“化成天下”观的支配，在根本上具有“变器不变道”的性质，这就难以涉及“结构”和“性质”的创造性改变，在实践效果上，一方面会造成虽然吸收很多“思想材料”但不能“化成有机整体”的“理论拼凑”之现实，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原点”来“化外来可同质性思想”的“低创造性”状况，理论的原创性不强；更重要的是，当“化合”面对中西方原理都难以面对的挑战性问题时就会非常尴尬。比如，以世界七大宗教为基础的不同世界观之冲突，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冲突背景下要建立“和谐”的关系，就是一种不同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所讲的“和而不同”，即不同于传统“儒、道、释”之间有内在统一性的“主从关系”、“求大同存小异”之“和”。如此，全球“不同性质的文化”如何发生健康和谐的关系，是一个有待于我们创造新的“和”之观念与“和之关系”的原创性课题，而不是简单将儒家的“和而不同”赋予新的时代性理解的问题。

为此，本文以在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三种理论创新方法为例，针对上述问题初步展开否定主义的理论剖析，意在一方面暴露三种理论创新方法的模糊性和肤泛性，另一方面则试图由此展开中国当代理论从一般创新到理论原创的不同层次的方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