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允执其中”的意涵
通过以上对“允”“执”“中”三字的训诂，我们来进一步探讨“允执其中”一语的意涵。我将古今学者对此语的解读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他们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解读的。
（一）何以要执中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解释“允执其中”一章时，特别强调了“执中”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他说：
若内执中正之道，则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极尽也。……若内正中国，外被四海，则天祚禄位长卒竟汝身也。执其中，则能穷拯四海，天禄所以长终也。
皇《疏》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凸显“执中”的重要性，如果执政者能够践行中正之道，其道德教化就会得到充分的外化，以至四海宾服，人心向善。这样一来，执政者就可以永久地拥有“天祚禄位”。宋代邢昺的疏文也是这个意思，他说：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此尧戒舜以为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极也。永，长也。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之禄籍所以长终。
邢昺并没有像后起的宋代理学家那样，把尧、舜、禹看作道统的开创和传承者。但是，从引文可见，邢昺首先要申明的是尧告诫舜的“为君之法”：如能“允执其中”，即可使“天之禄籍所以长终”。
后世学者如朱熹等人当然也强调“允执其中”对于执政的重要性，但对于《论语》中“允执其中”其后两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解读，却与皇《疏》和邢《疏》相反。朱熹《论语集注》是这样解读的：“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认为这是尧给舜的一种告诫，如果不能“允执其中”，就会导致“四海困穷”，所继承的“天禄”也将会“永绝”。清儒孙奇逢（公元1584—1675年）说法与此大同小异：
“中”无体，而四海皆其体；“执”无方，而四海皆其方。四海用“中”之实地也，能“允执”则四海时雍，不能“允执”则“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四书近指》卷十三）
孙奇峰认为，“中”是没有体的，到处都是“中”的本体；“执中”也没有具体的方向，处处都是方向。能“允执其中”，就会四海兴盛；反之，就会“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在对“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理解上，孙奇逢与朱熹是一致的。
上述两种解读方式，虽然对上下文意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但对“执中”的重要性，却都十分认同。就我个人而言，以为朱熹、孙奇峰等人对“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理解更为准确。
（二）如何执中
关于如何“执中”，朱熹的主张是“精一”。《朱子语类》载朱熹答林恭甫就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允执厥中”所提的问题时说：
中只是个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个执得。尧当时告舜时，只说这一句。后来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舜说得又较仔细。这三句，是允执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处。说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须是“惟精惟一”，方能“允执厥中”。……《论语》后面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之类，皆是恰好当做底事，这便是“执中”处。尧、舜、禹、汤、文、武治天下，只是这个道理。圣门所说，也只是这个。
为什么“舜告禹”时，一定要在“允执厥中”之上增益三句呢？朱熹说这是“舜教禹做工夫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惟精惟一”，具体来说，便是《论语·尧曰》篇后面提到的“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之类。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执中”工夫，落实在各种具体的行动上。而这与他从事用的层面来解释“中”的观点是相呼应的。
与之相类似的是明代永乐皇帝时期编修的《四书大全》所引用元代“新安理学”代表人物倪士毅的观点：“‘执’云者，非执一定之理，盖于事物上酌其中，而执以用之。《中庸》谓舜‘用其中’，即用其所执之中也。”倪士毅对如何“执”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执”的对象不是抽象虚空的“理”，而应该到各种具体事物上酌情考量“中”。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说：
《礼·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而用中，舜所受尧之道也。用中即中庸，故庸训用也。“中庸”之义，自尧发之，其后贤圣论政治学术，咸本此矣。
刘宝楠先引用《中庸》的话，并指出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做法，乃是受之于尧。再训“中”为“中庸”，训“庸”为“用”，其落脚点还是一个“用”字。
其实，早在宋代，张栻《癸巳论语解》不仅提出过“事事物物皆有中”，还特别重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如何“执中”进行探讨。他说：“惟其心无所倚，则能执其中而不失。此所谓‘时中’也。”而朱熹《四书或问》卷十二也提出：“尧、舜、禹皆自诚而明者，而‘允执厥中’，乃‘时中’之中也。”张、朱二贤皆以“时中”来回答应该如何“执中”。因此，在“执中”的时候，不仅要有“中庸”的态度，更要认识到，不同事物有不同的“中”，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中也有不同的“中”，这需要在具体实践中特别加以注意。
（三）“执中”的主体是谁
“允执其中”，出自《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篇。按照古人的编书习惯，一部书最后一篇往往是最重要的。《论语》《孟子》《荀子》在最后的篇章中都有一个类似“道统”谁系的问题。所以邢昺于《论语注疏》：
此篇记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语，兼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圣人之道，可以垂训将来，故以殿诸篇。
认为《尧曰》一篇，所记乃是“二帝三王及孔子”的话，皆是“圣人之道”，对后世帝王有重大的启迪作用，因而非常重要，放在全书的最后一篇。
宋儒蔡沉（公元1167—1230年）也有相似的观点，其代表作《书经集传》说：
尧之告舜，但曰“允执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详言之，盖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见于经者如此，后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他认为，经书所载之尧、舜、禹三圣递相授受的“允执其中”，其实是圣人在禅让天下的同时，把治理天下的方法一并传授，而后世的“人君”，对于这些法则成例，不仅应该深入思考，仔细体味，还要敬遵恪守。这意味着，《论语》所讲的“执中”主体主要是指“人君”。虽然“允执其中”一语，适用于所有人，但“人君”为一国之主，其一言一行都可能关系一国之命脉，尤其是他所指定的政策法规关系国内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乃至各个家庭的直接利益，政策法规如何制定得恰到好处，那就是“执中”。所以“允执其中”一语，乃是千百世帝王所应牢记在心的执政箴言。其中的道理并不神秘，也不难理解。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言，“经秉圣裁，垂型万世”。经学思想与学说，形成于上古，又得到历代儒者的丰富与扩充，至今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毋庸置疑，先儒对“允执其中”所做的诠释，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孙钦善：《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340页。
[2] 辜鸿铭：《〈论语〉英译》，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页。
[3] 王伟凯：《辜鸿铭之英译〈论语〉析论》，《云梦学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