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语言政策造成的华族语言易位

新加坡华人在海外华人圈可谓特殊的个案，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地区唯一一个公民与政府领导层以华人为主轴的国家。这个以华人为主导的政权，能视国家发展需要主动制定合乎生存发展的语言政策，这与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被动的语言同化过程有很大的区别（潘翎，1998）。

从早期的两极化华英校教育制度至目前的统一国民型教育制度，新加坡的语言教育衍变的过程，可简化如表5（大写字母代表常用语言；小写字母则为次用语言。F/f为祖籍方言、H/h为华语、Y/y为英语）所示。

表5：新加坡华人双语形态的发展

在第一期时，华人家庭以祖籍方言（F）为主要交际语言，华语（h）与英语（y）次之。

进入1950年代的第二期，以华文（H）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华校与以英文（Y）为主要教学媒介的英校并存，华英文势力壁垒分明，祖籍方言（f）仍在华族社群语域盛行。

在1960年代的第三期，全国施行双语教育，规定华校学生必须修读英文（y）为第二语言，英校生则修读华文（h）为第二语言。

从1970年至1980年代的第四期，华校收生率锐减，并于1987年停办华文源流学校。同时自1979年政府开展一年一度的“讲华语运动”，以华语取代祖籍方言，成为华族社群的共同“母语”33。

1990年代以后的第五期，全面施行以英语（Y）为主要教学媒介，“母语”（华语）（h）仅为一门必修科的统一双语教育制度。由于学生在学校接触英语的频率比华语高，新一代的双语人一般掌握英语的能力自然远胜于华语，以致滋生目前各类华文专才短缺的现象。

另外，从表6中1980年至2000年官方人口普查数字可看出，由于政府所推行的语言计划，华族社群语言生态出现巨变。

表6：新加坡华族语言变迁（Tham 1996:27,Leow 2001b:ix）

以华族祖籍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人口迅速式微，从1980年的81.4％急剧下降至1990年的50.6％与2000年的30.7%。反观，华语则后市看涨，从1980年的10.2%骤升至1990年的29.8％与2000年的45.1%。至于英语，也呈现稳定增长，从1980年的7.9％倍增至1990年的19.2％与2000年的23.9%。

这些数字标志着华族祖籍方言终于失去最保守语言堡垒（家庭场域）的主导地位，华语“名副其实”成为新加坡华族共同语。虽然英语目前处于次位，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Leow，2001a:30）显示：5—14岁的华族年轻一代以英语作为家庭用语的人口有增长的趋势34。但他们又与土生华人不同，新一代的新加坡年轻人大多具备日常华语口语沟通的能力。然而，这种“脱华如英”的趋势，每年大约以2％的速度推进，如果不加以扭转，快者30年、慢者50年，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母语将变成英语，而华语反而变成外语35。

新加坡华人语言生态的变化与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语言政策息息相关。为了加强国民意识与种族融合，“身在何处”的本土认同便成为新加坡政治主轴，英语被赋予作为跨族群的共同语言地位。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英语也成为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技、行政等领域的高阶与强势语言。无论是工作场合或行政机构等正式情境，英语都成为主导语言。

另一方面，以英语为媒介的欧美思潮、通俗文化在本地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为避免“使自己（华人）沦落成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36,新加坡政府特别强制规定华族学生必修华族“母语”37 —华语，而且还以华文科作为进入大学门槛的准则之一。新加坡政府采用“种族=语言=文化”的公式（Bokhorst-Henry，1999:9），认为母语的学习有助于灌输中华文化价值观，可抑制一些负面的西方价值观泛滥。

不过许多在家讲英语的家长对此项政策也有反弹，甚至为此移民。近年来政府为了抚平讲英语家庭的不满，还特为华语程度低落的学生开设华文B课程38，以调低大学入学门槛的最低母语水平。

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势力强大，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近年，新加坡政府希望能顺势搭上中国经济成长的顺风车，也掀起另一股学习华语热潮。政府不断派遣大量年轻官员到中国的机构实习，让他们有机会见识中国发展与学好华语。同时，政府计划成立华语委员会，探讨如何培养华文精英，协助政府与商界进军中国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