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语变体的衍变与移民文化进程³¹

由于华语长期与当地通用的英语、马来语的接触，并在特有的政经、地理、文化等外在环境中孕育，终于衍生出杂质性的新加坡本土华语变体，这种变体语言普遍在“新客”及其后代间使用，部分新新移民也入乡随俗偶尔借用，以便与当地人更亲切自然地交流。因此，对华语变体进行切片，正可以管窥语言与文化进程的相互关系。

华人到海外居住，为了与当地人沟通，便创造本土语言变体，例如早期土生华人说的峇峇话，便是糅杂祖籍方言及马来语而成。32而目前在新马地区通用的本土华语变体也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各类词汇具体反映出不同移民阶段的社会文化变化面貌。

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承用或模拟在文化上占优势或通用的当地语言，借此产生音译外来语借词，以表达新的概念与事物，例如英语移借词（见表1）。

表1：英语移借词

以上反映西方事物或观念的英语移借词，先以早期通行的闽、粤方言词语进行音译，然后才为本土华语所汲取。下面举出同样先通过闽、粤方言转译的马来语移借词（见表2）。

表2：马来语移借词

这些马来语移借词与当地住民的食品、植物、服饰、景观等有关。可见，音译移借词乃初期移民调适当地文化的语言产物。同时，他们也以祖籍方言词语表达当地的风土民情（见表3）。

表3：祖籍方言移借词

这些与中国普通话同实异名的祖籍方言移借词，可视为他们开始对当地文化认同的象征，而这些反映早期华人生活情况的移借词后来也融入本土华语词汇。

另外，在以英文为主导工作语言的新加坡当代社会中，也有许多英语新词意译为本土华语词语（见表4）。

表4：本土华语词语

这些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的自产特有意译词语，反映本地生活环境与政府推行的政策。从音译转至意译移借词，标志着他们已从作客心理阶段开始发展至聚合阶段，并被当地的优势语言与文化所融合。

可是，由于对优势语言英语的掌握不足，新客及其后代经常在一个句子里转换或者混杂不同的语码，称之为句内语码转换，代换的项目多为词语，例如：“我和Miss Ong一起到Orchard Road Centre Point的Robinson shopping, then我们又一起去McDonald吃hamburger。”语码转换也可能出现在句间层，例如：“Where got time，这么多东西要做，这个semester really like hell。”这表明说话者已陷入词语匮乏的困境，通常被视为语言不熟练的半语说话者，无法有效地使用双语的证据（吴英成，2001）。

从音译与意译移借词到句内语码转换，再到句间语码转换的语言衍化，可以看出新客已经进入同化期，并确定落地生根的想法。对第一代移民而言，荣归故乡只是虚幻的期盼，而第二、三代移民对祖辈想象的祖国已感到相当模糊与遥远。

新客的第二、三代移民更努力学习当地主导语言，而且他们也有能力根据不同语域，如巴刹、小贩中心、一般商店、百货公司、餐馆、邮局、银行、政府部门等，选择适当的语言对应（Goh，2001） 。

由于高度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不管是新客或新新移民的后裔将越来越能流利地使用强势的英语，他们或许还保留少数的祖籍词语以及残余的祖籍“口音”，但他们的语言选择随着时间将与土生华人越来越难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