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创造杂质的中国属性

相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而言，“身在何处？”与“从何处来？”的双重问号，不断质疑海外华人的身份，他们比中国人更迫切于解释“我是谁”的存在处境。

以新加坡土生华人为例，他们虽然不会或不愿说华语，但仍认同以血统、姓氏、习俗、信仰为华族核心价值观，并进而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及文化典律。虽然受限于华文读写能力不足，但是有些土生华人仍努力研读英文版本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他们对“传统”中华文化的了解，并不亚于许多身在“中原”的中国人。此时如果以严格的同文同种定义，否定他们的“中国属性”，这种纯以华语能力作为检验中国属性的准则，是十分狭隘的观念，完全忽视且未考虑海外华人“身在何处”的实际处境。

中国作家王安忆在一个关于华语问题座谈会上，曾公开表示她“为新加坡担心的是在于它没有一个彻底的纯粹的语言”。并认为“新加坡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说华语的问题，而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语言的问题。这语言应当不仅是工作的、科技的、实用性功能的语言，还是文化的、情感的语言。所以，假如它能够将英语掌握得如同英语社会那么纯熟与精深，就不必非要说汉语。”（王安忆，1996:218）

王安忆建议没有能力讲纯粹华语的新加坡华人干脆放弃华语，努力改学纯正英语，她内心充满着对使用混杂语言的新加坡华人的怜悯。许多尊崇“正统”的中国人无法了解新加坡华人为何不要求自己讲一口“标准”、高纯度的华语或英语，甚至还自认中英夹杂的语码为本土特色39。他们无法了解本土化的语言夹杂现象，其实正反映多元文化的本质，身具多元文化属性的人不见得比单一属性的人低下。不觉得“羞愧”的新加坡或其他海外华人，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善用跨边界的游动优势，“颠覆”原来祖国或当地国的语言霸权，创造多种文化或历史诠释的可能性40。

新加坡华人比海外其他地区移民幸运的是，新加坡华人拥有国家主权及政策制定权，政治领导者也可以自由地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需要，主动调整国民的华语接触度与中华文化认同。或许新加坡人的华语程度有高有低，但他们都可以很自信地表明自己是“新加坡华人”，也不会因此对自己的文化源头何在而感到困惑。新加坡华人不必像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常常困扰于“会不会说中国话”，新加坡华人拥有的自尊与信心，丰富了中国属性的内涵，更让它多了份务实弹性及创造活力。

以活跃于国际剧坛的新加坡剧场导演王景生为例，2002年6月他受委策划德国柏林“正在过境”（ In Transit）艺术节；紧接着他导演的音乐剧《牛郎织女》也在美国林肯中心开演；他的最新作品《寻找：哈姆雷特》（Search: Hamlet）近日也在丹麦成功演出。王景生接受新加坡华文媒体专访时却表示，他渐行渐远后，越感觉到本土化的必要。他说，在国外看戏，当演出能让他更了解作品来源地的情况，往往特别感人，而“我的作品，也在叙述我所来自的地方的人类处境”41。

兼通中英双语的王景生正是因为他杂质的新加坡本土特色，才能在国际剧坛占有一席之地。再以在美国声名大噪的华裔美籍作家谭恩美（Amy Tan）、徐忠雄（Shawn Wong）、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赵健秀（Frank Chin）等人为例，他们书写漂泊离散、忧喜参半的华裔家族史，以英文为主要基调的作品中，大量出现斜体拼音式的华文、中国俗语或俚语，这种杂质英语明示了使用语言的主权及创造语言的能力。他们自外于“标准”英语的书写，容许不同的声音发表不同的意见。华美作家的作品说明了族裔属性及语言应该无所谓标准或单一42。

如果说以标准华语作为检验“中国属性”纯度是语言霸权，以传统中华文化为量尺更是缘木求鱼的做法。“中原文化”本身就是不断演化的，它曾因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不同历史时期（例如：东汉的洛阳文化、北宋的东京文化、清朝全盛时期的北京文化）的文化特质。

总之，中国属性的意义并非单一及一成不变，更不存在预设的正统实体。中国属性不该以中心及边缘的远近关系，简单地按照华语能力或本土化程度区分高下。它应该开放为中国及海外华人共有，而且需要跟着个人或群体与环境、经验的相互作用，不断重新被界定、被表达（Ang，1992:53；潘翎，1998:114）。

不必讳言，因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政策，导致年长一辈的受华文教育者至今仍存有被镇压的阴影。而被边陲化的他们，也只能以“数典忘祖”反击受英语教育的主流族群，整日忧心于华族母语及中华文化的流失，会影响年轻一辈的种族认同意识（李元瑾，2002）。这个撕裂的旧伤痕必须被正视，简单响亮的爱国口号，或回归传统中华文化的梦想，都不可能让伤口愈合。其实，唯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让中国属性成为开放的身份意符，才是最后可能和解的方案，对新加坡的讲华语社群/讲英语社群如此，对海外华人/中国人也同样适用。而新一代新加坡或其他地区的华人，族群认同已不同于他们的祖辈，不管是王景生或谭恩美，都得重新寻求自我的文化定位与认同。

在这彼此依赖又快速变迁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中，世界各地的华人何须再内耗于相互的敌视，唯有打破纯度中国属性的迷思，尊重彼此的差异，进而利用本土与全球、此处与他处、过去与现在等双重文化特性，在居留地与想象祖国间保持创造性的张力，进而深化丰厚自身杂质而具独特性的语言与文化形式，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被东西方任何主流文化淹没，并得到他者或世界其他族群的尊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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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瑾 2002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意识的转变》，见李元瑾《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孟 樊 2001 《后现代的认同政治》，中国台北扬智文化。

潘　翎 1998 《海外华人百科全书》，崔贵强译，中国香港三联书店。

王安忆 1996 《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

汪惠迪 1999 《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吴英成 1999 《告别正统，华语才能百花齐放》，《联合早报》1月19日。

吴英成 2001 《同文同种的中国幻想曲》，见卢国屏编《文化密码—语言解码：第九届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台北学生书局。

吴英成、陈碧珊 2000 《新加坡华语变体规范化探讨》，《语文建设通迅》第65期。

许云樵 1961 《南洋华语俚俗词典》，新加坡世界书局。

云惟利 1996 《峇峇话》，见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张琼惠 1997 《华美文学的杂碎传统》，在中研院欧美研究所主办的“创造传统：第三届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

庄国土 1989 《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

邹嘉彦、游汝杰 2001 《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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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m, Seong Chee 1996 Mult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Two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选自《台湾及东南亚华文华语研究》，中国香港霭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