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普通话

顾名思义，普通话，即平常一般使用及普遍通用的语言。从我国民族标准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看，笔者以为可将“普通话”的雏形视作古称“通语”或“通话”的现代白话形式。当然，今天的“普通话”一词，有其更为明确、丰富的含义。

“通语”乃“雅言”之别称和发展。荀子《正名》云：“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这就是说，表达一般事物的词语（散名），是由中夏地区方言约定俗成（成俗曲期）后，流通于“远方异俗之乡”的，这种语音和词汇皆“通”的雅言就是“通语”。汉代扬雄《方言》正式使用了这个术语，该书卷三：“庸、恣、比、侹、更、佚，代也。齐曰佚，江淮陈楚之间曰侹，余皆四方之通语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庸”等六词都是“代”（更替）之意，其中“佚”“侹”属地区方言，其他四字为各地通用词语。因而，“通语”又把“雅言”从偏重语音“雅正”扩大到词汇范畴。此外，扬雄在另一著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又用“通话”一词注释从各地调查来的方言。至元代，音韵学家周德清在其《作词十法》中更明确提出：“造语，可作乐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语”，“不可作俗语、蛮语、谑语、嗑语、市语、方语、书生语”。这里周氏所云“天下通语”，是从语音和词汇两方面提出了规范化要求。

“通语”的语音标准是什么呢？由于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历朝统一全国后大多建都北方，故北方话在民族“通语”中一直占着优势。如果说中古通语以隋代陆法言等著的《切韵》为标准（即以洛阳话为基础，又汇合古音及其他方音而成的综合性语音系统，为唐宋韵书的始祖）；那么，元代通语便开始以北京话为标准，其标志和依据就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此“中原”即指元大都（今北京）。这部韵书记录了当时北曲所用的音韵，其音系跟现代北京音系基本相同。至此可以说找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源头，就是这“中原之音”，其“泉眼”便是这部珍贵文献经典《中原音韵》。还值得一提的是，元统治者即以《中原音韵》为标准强制推行“天下通语”，连蒙古族儿童若不学“中原之音”也要罚揍（元熊梦祥《析津志》对此有所记述）。关于元代“中原通语”普及的盛况，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中有所描述：“（天下）混一已久，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他还兴奋地谐义“雅言”，称此为“通济之言”“通言”。

明朝继承了推行标准“通语”的传统。明初洪武年间乐韶凤、宋濂奉诏编著了《洪武正韵》，此书共16卷，近于《中原音韵》，但又掺杂南方方音，为曲韵南派的创始之作。这本官书的意义主要在于，是以正式政府（朝廷）名义制定了推行标准语具体依据的开始。至清末维新运动提出确立国家标准语时，因受《洪武正韵》影响，竟曾拟议过三种标准：南京话、汉口话、北京话。但南京话、汉口话毕竟远不如北京话那么“普通”。

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词，最初见于辛亥革命前朱文熊《江苏新字母》一书（1906年出版）。不过此所谓“普通话”不是我们现在的“普通话”的含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针对汉语方言及名称上的不一致，才正式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并给它下了权威的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标准语。”这个定义的完整性，还表现在把“语法规范”明确规定进去了。1982年我国新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至此，普通话已从汉民族的共同语法定为全国各族人民通用的国家标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