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法与历史、民族事实探索

我在大学及硕士阶段的学术训练，都是在历史专业系所中获得。因此可以说，我是具有“学院式的”（或科班的）学术知识背景之历史学者。以我过去所受的史学训练来说，确实，我们（历史学者）并不认为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对史料的内外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还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来探索历史事实。基本上，这种在1940年代以后逐渐成熟而流行于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史学，是将历史文献视为“过去之客观事实”的承载物，因此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过去”遗存，它们客观反映过去的人类行为与其社会结构。

若这些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以完全呈现“过去”，学者们则认为人类社会、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民族学、人类学对近代“原始民族”之调查与研究所得知识（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之概念（如族群、社群、涵化、能动性）与理论（如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现象。如此强调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研究，使得我们的历史知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丰厚的成长累积。1980年代以来，华文世界历史学者也借着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将研究触角伸向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妇女史、科学史、医疗史等方面；除了传统文献外，其所开发应用的史料，也普遍及于口述历史、图像以及各种档案与统计资料。然而，除了习自西方史学界的新研究主题与新材料外，大多数历史学者探索“史实”的方法仍然承袭20世纪上半叶发展而来的史学。

那么，近代以来累积的历史知识与史学究竟有何问题？以中国史学的例子来说，我认为关键问题之一是结合各种史料、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事实的“类比法”（analogy）。类比法的逻辑，简单地说，是以事物的相似与相异性判断，来建立各种现象间之逻辑关系，或以此印证或补充我们对一些现象的认知。譬如，语言学者以词汇、语法之相似与相异，建立语系、语言、语支等一层层有亲疏之别的语言体系。考古学者则通过器物形态（morphology）与层位学（stratigraphy），依各类型考古资料间的相似与相异，建立起有其特色与时空共性的各种考古文化、类型。在结合考古学的历史研究上，学者更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所重建的“过去”之间的相符与相异，来肯定、否定或更进一步了解历史事实。人类学者亦然；以学者所见各人群社会文化现象之同与异，学者分别将它们纳入“亲属关系”“宗教”等范畴，并进一步将之归为“父系社会”“泛灵信仰”等社会文化类别之中。

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类比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我们许多知识的产生，无论在过去、现在或未来，都依赖类比法。然而在寻找、判断各种事物间的“相似性”或“相关性”的知识理性活动中，我们常陷于自身所处之社会文化迷障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受社会文化影响，特别是受到与自身各种“身份认同”有关之社会文化影响。在这样的知识理性活动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以此建构一个我们所熟悉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合理化我们各层次的社会认同——让核心成为核心，边缘永居于边缘。同时在此理性活动过程中，以及在此过程所涉及的知识霸权中，我们忽略身边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现象。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30～19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任职至今30年的研究机构）的民族学者们，多次前往中国西南与南方边疆，从事民族学的民族语言、体质与文化调查。他们在这些边疆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民族文物”，其中，经济生产工具几乎全为猎刀、山羊网、弓箭、陷阱等“渔猎工具”。我们知道，至少在近百年来，在中国西南与南方边疆地区，无论是自称汉人或被视为蛮夷的人群，其主要生计都赖农业生产。然而，通过“国族历史”将一些边疆人群变成国族同胞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民族调查之主要目的便在于寻找与汉文化“不同的”人群文化，以识别各个少数民族的存在及其与邻近民族间的文化边界，以及调查这些国族内之边疆同胞的落后情况。在当时流行的进化论观念下，由渔猎、游牧进而从事农耕，此人类经济演化进程已成为常识。在这样的时代与学术知识背景下，早期民族学者自然倾向于搜集边民的渔猎工具。这些少数民族或原住民“文物”，经过归类、排比（又一次的类比活动），被陈列在各国的民族博物馆中，因此也强化观看者心目中这些文物主人之落后民族（或落后的边疆同胞）形象，以及更证实人类由渔猎而农耕的文明进程。

与此相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当时的历史学研究上。当民族学者努力进行边疆民族考察的时候，许多历史学者也积极从历史文献中找寻中华民族多元融合之迹。同样的，他们从古史记载中的人名、族称、祖先源流、神话传说中寻找一些相似、相关的因素，或又佐之以民族学之图腾说（如分别以蛇、龟、凤鸟等为图腾的部族），建构起上古几个部族集团相争、融合而终成为华夏的中国民族史蓝图。无论是“夷夏东西说”（傅斯年），或是中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说（徐旭生、孙作云）、四集团说（孙作云）,都是历史学者在当时学术典范与国族认同下，主观地选择他们认为相似、相关的历史材料、元素，同时忽略或刻意排除不合于此的“异例”，如此选择性建构起来的“历史”。

在前面我已提及，近代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都对人类理性感到怀疑，对知识如何产生及其真实性更保守谨慎；为何研究“过去”的历史学者却普遍缺乏这样对其专业知识的怀疑与谨慎？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我们生活在历史知识构成的社会现实之中（历史学者亦如此），社会现实塑造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与建构（此为史学专业的一部分）。因此，当现实成为一种为社会权力支持的正统、典范，与之相应和的“历史”也成为典范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