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典范与边缘

在上一章中，我说明事实不容易被我们发掘、察觉，也难以被我们正确无误地表述，我也说明现实如何影响我们对各类事物之真实性（真相）的认知，并因此影响我们的作为。所有这些对于“真实”“真相”的质疑，多少皆与1970年代以来诠释学（hermeneutic）、现象学（phenomenology）之发展，以及由此产生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学风有关。

简单地说，1970年代或（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杰出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都对如何认识一事物、如何解读一篇文本、如何摆脱自身偏见而直接认识被观察的对象（现象），以及我们的知识如何产生等等西方社会哲学思维中的传统问题与探讨，发出新的质疑、辩驳或提出解决办法。因而，受此影响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学风，其特色常表现在对学术陈说、常识以及相关社会体制的批判、质疑与解构。被学者们批判、质疑、解构的则是当代社会中的种种典范、秩序、结构与它们造成的“边界”（如民族与国家边界）与“边缘”（如跨越国界的非法移民之社会边缘性），以及产生并支持它们的当代普遍知识、理性与各种权力。也因此，除了解构典范、秩序、结构之外，后现代学术研究焦点常为异例（anomaly）、差异（difference）、矛盾/差距（discrepancy）、混杂（hybridity）、边缘（periphery）、跨界（border-crossing）等等人类社会现象。更重要的，这并不只是一些学术理论、主张，而是对许多当代现实的深层认识、批判，或亦为改变、改革的蓝图。

当代学者（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学者）对近代以来形成之知识理性与社会现实的批判，常在于揭露其背后的权力；他们认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力或其结合，创造典范的知识理性（如人类学、历史学），也同时以此知识理性巩固典范的社会结构（如人类学知识下的原住民与少数民族，如历史知识下一国家中的征服者、被征服者族群与新移民）。上一章之末我提及美玉与长城的例子，我们未及讨论的是，为何美玉会被视为社会身份象征、为何长城会被视为中国之象征，这些都涉及知识与权力。在这一章中，我以中国历史与民族学知识为例，说明知识权力与典范知识、边缘知识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