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如果想通过代表、保护和传承中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合法性，就必须认识到“遗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代表着不同的东西。同样的“经典”仪式、神话、形象和象征符号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本文选取了两个不同的情境 (即微观道德生态)反映儒教传统的祖先崇拜仪式和道教传统的拜神仪式是怎样被用来表达完全不同的意义的。

这些仪式不仅反映出对政府在地方社会中角色的不同期待，甚至还反映出对整个社会的不同期待。邯郸的蔺相如崇拜展示了一个家长式的政府形象，它支持强化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忠孝之道，同时将这些共同体与更宏观的民族历史相联系。施行信仰疗法的寺庙展现出一位精神治疗师的独立形象，受众与她及受众之间的关系网络建立在对于其信仰疗法的期待和体验之上。陈氏祖庙则是运用祖先崇拜的经典形式展示一个成功人物地位的例子。龙船神庙则呈现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支持，这个共同体在维持了自身特殊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将自身与中国文化的主流联系在一起。

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这些衍生出的宗教性形式展示了中国草根社会理解个体应如何与他人、与国家建立联系的立场范围。这些不同的道德立场与中国当今各种不均衡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相互联系。在一些地方，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仍然强势。这可能与既崇尚强势家长式治理，又为遭受困扰的个人寻求精神性治疗提供保障机制的微观道德生态相联系。而在其他地方全球化市场经济占据着优势地位，强势的企业家们掌控着力量的平衡。这种情况可能与通过传统价值显示个人成就的微观道德生态相联系。但同时，这种自由市场的微观道德生态又能为在繁荣市场中迷失的人们提供共同的身份认同。

借助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塑造一种新气象并非易事。这些遗产衍生出的众多相互矛盾的意义，既能轻易强化，亦能轻松克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政治建设中产生的诸多矛盾。从多元的道德生态系统中锻造出共同的道德认同将会是一项长期工作，在这一艰苦的过程中神灵和祖先将常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