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受私人企业支配的社会经济

温州只有少数国有企业，支配温州经济的主要是小型家族企业，而它们的发展完全在国家计划之外。诚然，存在着国家机关和它们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然而它们不会持续去强化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企业发展的扶持体现在与企业家特别的私人关系上，通常使用回扣、娱乐等方式调节与企业主的关系。在这样的微观道德生态中，企业家掌控着权力的平衡，把握着这种关系的方向。

然而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宗教都蓬勃发展。关于温州基督宗教的发展已经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温州每个区都在醒目的位置建有教堂，有天主教的也有新教的，有官方批准的也有未经登记的，温州因此有时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但是如果将民间信仰算作宗教形式的话，那么它就是更加广泛传播的一种宗教。在温州，地方性寺庙则随处可见。

一位企业家的私人祖庙 陈氏祖庙是个人祖先崇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陈先生是温州的企业家领袖之一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温州模式”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标志)，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在20世纪80年代，拥有旺盛精力和精明的生意头脑的他发现了以传统手工技术支撑的温州小型企业的市场潜力。他放手一搏，生意做得很红火。他的公司在镇、村一级发展，处于市级法规的管辖范围之外。但他的生意目前已经发展到几乎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了，高级办公楼、酒店、工厂，还有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但是起初这是一个未经官方定位的城市，是一个“农民城”，因为这个“城市”的居民们并没有获得城市的居住许可 (户口)。

随着陈先生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他自学了很多东西。目前70多岁的他仍然饱览群书，还能轻松地就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发表权威的意见。他还学习了很多中文经典，并且写得一手出色的书法。

就像那些传统士绅一样，陈先生在致富后成为了一名慷慨的慈善家。比如，他在这座“农民城”的中心建造了一座高级中学 (这所学校为需要的学生提供免费课程)。而陈先生在他出生的远离城市中心的村庄 (他已不居住在那里)建了一座宏伟的祖庙。人们可以沿一条宽阔的道路看到这座庙，它就像一座宫殿。庙门口立着四尊石狮守卫，其中两尊是经典的中国造型，另两尊是青铜的英国石狮造型，使用了香港殖民期间香港银行和上海银行总部侧翼的那种石狮造型。穿过山门就进入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尽头有一座大理石的祭坛。祭坛上陈氏家族中重要祖先的画像供奉在香烛簇拥之中。祭坛下一个天花板较低的地下室充溢着香灰烟雾，其中摆放着陈氏历代祖先的牌位。在面对祭坛的大厅里，有羽毛球场和台球桌，在庙的上层还有会议室和娱乐室，供村里人使用。

这座庙的建立实际上是一桩公益事业，它惠及了整个社区，从这方面看它类似于那些富有的、单姓村 (尤其是那些南方宗族村落)里的祠堂宗庙。但是在这类宗族村中祠堂供奉的祖先通常代表了整个社区共同体的成员。个人通常只在家中供奉自己的三代近世祖先，而把其他远祖的牌位放到村落所建的祠堂中作为社区共同体的共同祖先进行供奉。上面提到的这座建在温州郊区的宗庙虽为社区共同体提供服务，但实际上是陈先生个人的祖庙，供奉着他自己的先人 (三代祖宗)，而把其他社区共同祖先的牌位分开放在祭坛下方的地下室中。这座庙是一处表达个人虔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信仰的公益设施。

传统上，祖先崇拜是在家庭和宗庙中表达团结和延续的一种仪式，通过宗族中所有成员的共同贡献表达宗族的共同意愿。直到最近，陈氏族人都维持着很强的凝聚力，并能团结一致对外。在20世纪早期，陈氏宗族和邻近的杨氏宗族之间经常因为世仇发生流血事件。这些对抗甚至持续到“文革”时期，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两个宗族还发生过械斗。但现在这一仇恨已经淡去，因为原来的宗族共同体已不复存在。这座新祖庙作为对陈氏最杰出成员的纪念，也成为这一业已消失的宗族共同体的标志。在邻近的杨氏宗族的社区中有一座稍显寒酸的祖庙，杨氏中并没有出现像陈先生这样的有钱人。但是陈先生的祖庙并不是对杨氏族人的一种挑衅。它只是对过去记忆中的冲突的一个象征性表达而已。这座庙是新的城市化环境中的一个标志，标志着个人创业才是成功的途径。

温州和邯郸的区别在于，温州城市化发展迅速，已少有大量宗族成员聚居在一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 (一些村子土地被开发商接管并改造成了乡村度假村，供城市居民享受乡村风味的食物和郁郁葱葱的田野风光)。这样的社区共同体没有资源建立大型的供奉共同祖先的祠堂，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意愿。此外，温州要比邯郸富裕很多，当地居民以富有创业精神著称，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广为人知的传统文化符号标榜他们的集体荣耀，而是更看重个人的成就。如果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喜欢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成功，比如说，为自己的先人建一座漂亮祠堂。但他们这样做或许不是主要为了展示其先祖共同体，而更多是为了向社区共同体展示自己的地位。

因此，我们也可以在温州地区找到许多与邯郸地区具有相似仪式和基本世界观的经典中国宗教形式，但这些形式所体现的含义却似乎是不同的。邯郸地区的祖先崇拜创造并表达了地区共同体的团结，甚至这种崇拜还能将共同体纳入国家的赞助范畴中。而且在邯郸寺庙的建造，以及庙宇供奉的从道家传统中衍生出的众多地方神灵，昭示了一个魅力型个体的精神创举，其中的供奉行为则多是出于对个人精神性治愈的希望或感激。

另外，正如我们所见，温州的一个祖庙则表达了个人对其祖先的忠诚，而且该祖庙还像公众设施一样，对并未出钱出力建造它的社区大众发挥休闲和娱乐的功能。现在我们将要描述一座表达地方社区共同体道德意志和共同意愿的道教庙宇。

道教神明与地方新移民共同体 这座道教庙宇的所在地原是一片田地，旁边紧邻一条洁净畅通的运河。现在，城市化吞没了这一地区，形成了商店和低层公寓楼混杂的狭窄街道，运河也变得肮脏而淤塞。这座庙宇由目前仍居住在这里的丁氏 (扩大家庭)人家建造。此庙供奉龙船神，其像竖立在一个巨大的龙船头上。这座庙在这一拥挤的邻里社区占据了一大块地方，它的庭院宽约30米，上面覆盖瓦楞铁制的伸缩屋顶。在石头祭坛的对面有一个供地方戏曲演出的大舞台。在庭院的中央，理所当然的，放置着香炉，香烟袅袅萦绕在庭院半空。一座回廊围绕着庙宇，回廊的一头有一间屋子供奉着一块巨大的功德碑，上面刻有对建庙有过贡献的丁氏成员。屋子还用作庙宇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室，委员会成员都是丁氏一族的头面人物。门廊顶上还悬挂着龙船。

一名年轻的全真派道士住在庙旁，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道袍，留着长发，头发束在一块标志性的头饰里，他负责庙宇的主要仪式活动。其他时间里他为该地区的个人及家庭主持仪式。这名道士已在宗教事务局注册登记，并且属于官方批准的道教组织，这座名为“灶王庙”的寺庙属于道教活动场所。据说，温州的宗教事务局并不干涉这些由民间发起建造的相对较小的庙宇。

这座庙宇权可视为丁氏家族文化遗产的展示。丁氏家族不是当地的土著，大约四百年前，这些本是回族的丁姓人从福建北上来此。通常回族人会使用伊斯兰习俗标识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是长期与汉族人生活在一起的丁氏家族人，渐渐放弃了所有伊斯兰教标志性的食物禁忌 (如禁吃猪肉)，更是融入了当地的宗教习俗，甚至和道士一起建了这座民间信仰庙宇。他们供奉龙船神，因为他们曾是船民。

他们还通过造龙船、赛龙舟展现这一船民传统。龙舟赛 (在农历五月端午节举行)过去常在庙旁的运河里举行。但现在运河污染严重，竞赛也因此改到了别处。龙舟赛通过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对抗构筑社区共同体精神。这种竞赛也时常导致竞争对手间的拳脚相加。目前，龙舟赛被作为当地文化的一个看点而受到政府的支持 (中央电视台常在晚间新闻里报道一些更壮观的龙舟比赛)。但是政府不仅不卷入参与龙舟赛的社区共同体间的竞争、对抗，还派出民警维持秩序。于是龙舟比赛部分地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对丁氏而言要振兴一种强大的共同体精神，最好的方法还是借助供奉龙船神的庙宇。

但是这种通过建筑庙宇传达共同体团结精神的传统方式在这一地区的乡村中并不普遍。这里的庙宇通常通过分享庙内香火的方式，表达地方共同体之间的联盟关系。嵌入于温州地区城市化之中的这座庙宇却不是这种地区联盟的一部分。它自成一体，代表了曾是外来者的新移民亚共同体的独特之处。

丁氏的道教庙宇和陈先生的祖庙继承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传统，并把它们融入了温州的微观道德生态之中。这两个生动的例子也展示了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哪些是可能的。

在温州，国家和地方企业的平衡倾向了后者。企业家占据了主动，不过没有地方官员的帮助他们也不可能获得现在发展的成就，于是这些官员得到了丰厚的回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地方官员——虽然未必是国家——成为了企业家的客户。温州对于不与国家对立并能“一掷千金”的企业家来说是一块福地，而且只要不与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事项联系起来，温州的地方领导人也很愿意鼓励那些能够建立起地方共同体认同的庙宇崇拜。

在这一微观语境中，就像陈先生的宗庙所展现的，祖先崇拜实际上称颂了能够超越其所在共同体的有能力的个人，支持其向祖先的社区共同体展现他个人的财富和力量，即使这个人仍宣称尊崇“传统价值”。虽然他达到今天的成就并没有借助国家的力量，但他所表现出的儒家美德仍取悦了那些追寻此类美德并以此部分地构建合法性的地方官员。虽然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国家，但陈先生表示自己是不会妨害到社会和谐的。

同时，鉴于国家力量在维护地方共同体成长方面的不足，地方共同体更可能自建庙宇并通过集体祭神仪式唤起地方性的共同体认同，以免自身陷入陌生而未知的大众社会。虽然有足够的资金在城市中建造美观的庙宇，但建造者通常不会把庙宇建得太大，以避免与其他城市社区产生联系而扰乱公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