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国家主导下的道德生态

蔺家村位于河北省南部的古城邯郸附近。邯郸这座城市2300年前曾是赵国引以为豪的首都，但今天则并不发达 (在清代时期，在清廷服务的太监多为邯郸某些贫困地方的穷人)。当地经济仍然以煤炭、铁矿和冒着黑烟的冶炼厂为主。蔺家村中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大多在矿山和工厂工作。

由于仍然据有地方经济的制高点，国家得以处于主导地方道德主体的有利地位。我们可以从国家帮助蔺家村重振其显赫祖先的崇拜活动，并将其祖先与儒家合法化这一国家项目相连接的方式上，看到这种特征。

通过国家儒教主义构建先祖共同体 当地官员正试图通过唤起人们对古代赵国的记忆而吸引国内旅游者，而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重建对蔺相如的祭拜。在中国，学校里的孩子们都知道蔺相如。在著名史家司马迁的笔下，蔺相如是一个聪慧的官员，也是儒家传统的最佳代表，他的智慧和度量在“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典故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只可惜，蔺相如的“软实力”最终也没有战胜贯彻法家传统的残酷无情的秦帝国。毛泽东批评、谴责儒家的道德传统，当代中国的执政者们也仍然继承了很多法家的传统，但他们最近也将崇尚道德的儒家传统纳入自己的威权模式之中。这似乎在暗示，他们保有着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将继续支持这种从中国皇权时代延续下来的深厚传统。为此，教科书中也称颂蔺相如是伟大的传统道德典范。

蔺家村的6000名居民中有5000人姓蔺 (另外1000人分为十个主要姓氏)，他们很愿意追随这一传统，将先祖上溯至蔺相如的蔺氏宗族脉络的一部分。据说蔺相如本人出生在现在的河南省，一些来自该地区的蔺氏族人正在续修族谱，以便将先祖蔺相如和他今天的后代连接起来。邯郸当地的历史学家也撰写几百年来蔺氏族人中著名学者和官员的事迹，以彰显在学习和道德诚信等方面蔺氏宗族对蔺相如精神的继承。蔺氏宗族还定期出版各种稿件，内容包含关于蔺相如的新故事，以及蔺相如纪念活动的新进展。

在毛泽东时代，这类庆祝活动是不可能开展起来的。据称在“文革”期间，蔺相如的墓地曾被作为赵国的封建残余而遭破坏。即使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祖先崇拜和地方寺庙崇拜也被视为“封建迷信”。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民间信仰开始采取更加宽容的做法，随后关于蔺相如的地方性纪念活动在蔺家村等地开始复兴。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河北地方政府的态度已经从容忍转变为鼓励，他们不再被动地宽容民间信仰的宗教实践，而是将其中的一些形式重新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地提供支持。因此，作为邯郸地区这种文化支持的一部分，当地政府对蔺家村的蔺相如崇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蔺氏的政治身份很好地符合了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他们开展的蔺相如祭拜也确实受惠于自上而下的政府举措。蔺相如及其后人的传说故事多来自政府支持机构的学术研究，包括邯郸大学历史系、邯郸市文化局。关于蔺相如的纪念活动也来自地方政府的推动。蔺家村的新石碑是村政府出资修建的，而相应的资助则来自县政府。蔺家村的纪念活动，是与邯郸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复兴蔺相如崇拜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当地省、县级政府都在努力推动蔺相如纪念活动，以强化地方认同，发展邯郸的旅游经济。邯郸市最近开启了一个项目，旨在重建其作为赵国都城时的建筑。虽然邯郸经济并不发达，但这个项目会向世界展示邯郸极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即使它在地方发展上可能仍相对滞后。

除了重建或重构赵国的都城，邯郸政府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 (约合300万美元)，在市郊建立一个蔺相如博物馆 (也是由蔺氏族人主导的)。目前这里有一整个房间展示关于蔺相如的图片、故事，以及战国时期的一些文物，这里更像是一个寺庙而非博物馆。在据称是蔺相如墓地 (尽管有其他村子声称他们的村才有真正的蔺相如墓地)的前方是演唱地方戏曲的大舞台 (蔺氏族人仍然是其中的主角)。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其侧面开掘一个人工湖，以吸引更多游客来此。古坟的旁边是一个大型寺庙，竖立着已被神化的蔺相如的雕像，塑像背后有供奉香烛、水果和酒的几案。

中国政府支持纪念和宣传儒家传统的道德典范，但同时也坚持着拒斥神秘主义和实际崇拜的科学至上原则。雕像、香烛和贡品的世俗化和功利性限制了拥抱传统的种种诉求，但同时“博物馆——寺庙”模式的某些方面又清晰地超越了这些限制。人们跪在雕像前向蔺相如祷告。在旁边的角落里还有一个沙盘和乩板，用来扶乩书问事，作为与成神的蔺相如进行人神沟通的工具。蔺氏宗族不仅作出了贡献，也受益于政府对蔺相如的接受和支持，但蔺氏从这一文化遗产中获取的“超越意义”，却部分地与政府的合法意识形态相抵触，政府也不能正式地接受和承认它。

地方神灵及民俗医疗 祖先崇拜仪式和政治儒学的国家主义传说并非地方文化遗产仅有的元素。

在蔺家村附近，有座一层层依山而建的大型寺庙建筑群。该庙的起源可以回溯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年轻女子嫁入蔺氏人家，她在治疗疾病方面有特别的能力。虽然在那个时代这种治疗方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禁止，民间那些土法治病的人也常常在土改和集体化时期成为政治运动的目标，但当地老百姓中仍有一个稳定的群体需要借助这个女人所施的法术等宗教信仰仪式解除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他们来自周围的不同地区，并不限于蔺氏群体。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悲惨而混乱的经历，使这些治疗成为十分迫切的需要。

任何到这里治病并治愈的人，都不需要交任何费用。但是那些“被神治愈”的人们都被认为应该给予一些报偿回报治疗者和使治愈成为可能的巨大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人们能够给付他们的精神账单的资源很少，此类行为也会面临严厉的政治处罚。因此，非物质形态的报酬超过实际的物质性礼物。不过，伴随着“文革”时代对人们行为压抑的结束，曾经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开始逐渐变得物质化。得到老太太“信仰疗法”的受益人开始为各种神灵出钱修建神庙。这一努力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不断增强，现在整个山坡依山势建造了 (比该地区任何其他建筑都更有艺术性)各种各样的寺庙，里面供奉着许多不同来路神灵的雕像。可能为了适合松散的建设格局，各个寺庙的供奉完全是不拘一格的。它包含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仙、神化的地方英雄、天地神灵、作为战神和财神的关帝、保佑孩子出生的送子娘娘，以及无生老母 (她曾因承诺改变世界，成为民间教派信仰的基础)。根据农历在某些特定的日子 (神的诞日)，成千上万的人赶到山上来参加大型庙会活动，而聚集在一起。为了适应一些进香者的要求，该庙最近正在兴建一个与其相邻的宾馆。

通过“信仰疗法”使民众愿意为寺庙建设奉献的老太太至今仍然健在。2009年她82岁，仍然在接待各种不同的问病者，其中一些更是远道而来。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海外华人妇女，为了从某种心理疾病中解脱遍访中国大部分的神山名寺 (武夷山、峨眉山、黄山等)，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她在蔺家村边的这座地方寺庙中找到了解脱之道。在与老太太相处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她竟然心神喜悦，内心的郁结被成功化开。为了感谢老太太，她捐赠给寺庙一大笔钱。

老太太的儿子负责寺庙群的管理和保养 (她的丈夫死于20世纪90年代)。老太太一直试图培养一些女弟子以继承她的衣钵，但至今尚未成功。虽然认为政府可能会树立一个像蔺相如那样的官方美德典范是合理的，但仍不能过多指望地方政府能够积极支持这种神秘性质的民俗疗法及迅速建起来的那些与传统宗教无甚关联的神庙混合体。当然，如果没有官方的些许宽容默认，老太太这些年建起来的寺庙也不可能存在。这些年来，伴随着寺庙的扩建，在贫瘠荒芜的山上陆陆续续种植适宜北方干旱土质的常绿树木。这些树木在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政府已指定这一区域为生态保护区，并借助政府支持荒山绿化的项目在资金上对寺庙种植树木给予扶持。不过，寺庙的这一案例仍不失为一个自下而上开展宗教活动，而不是诉诸自上而下的支持的很好例子。

虽然借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典元素 (道教仪式、萨满治疗、民间神灵的庙宇、农历吉日的庙会)，这座寺庙并非传统宗教实践的简单再生产。一方面，地方神灵的寺庙通常由当地社区建立，以保护当地社区。这座治疗性的寺庙由宽泛、松散、彼此没有亲属关系的个人性网络提供支持，他们由因现代化而散居中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个人组成，他们因听闻这里神奇的治疗效力而被吸引过来。他们的奉献形式是个人化的，对老太太和支持她的神明的报酬也是个人性的。该庙是各个神明庙宇的集合体，几十年间神明一直在持续地增加——每个神庙中有一个不同的神明，他们彼此间并没有可辨别的次序存在。

在邯郸地区的微观道德生态中，这一更为私人性、个人性的信仰仪式的民俗医疗法，很好地补充了国家支持的、道德性的对蔺相如的共同崇拜。这两个对传统宗教文化遗产的重新诠释，共同体现了这一地区经济政治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地方经济仍然受到煤矿铁矿等国有企业主导，它们雇用了像蔺家村这样的村镇的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只有国家有资源能恢复赵国时代的历史建筑，并围绕蔺相如墓建设大型的旅游项目。地方官员通过支持邯郸具有丰富历史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获得威信。但他们利用的这种文化遗产颂扬的是公共美德的典范——正义的官员用自己的道德榜样创建和谐的赵国，并依靠他的智慧抵御了强大的外敌。这也符合一个家长式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

但过去的家长制政府有时也是冷漠和不称职的，甚至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愿望削弱了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大部分公共投入，需要医治身心的人们只能诉诸自身与超验力量间的私人性沟通。这为老太太修建的寺庙这类个人性信仰实体开辟了空间。这一寺庙复合体既没有得到任何完善的资助，也没有像政府支持的蔺相如的博物馆——寺庙那样获得较好的规划和组织，却似乎表现得更有活力。这座民俗治疗寺庙就像是有着各种神灵的超市，为满足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提供不同的个性化的宗教服务。

对蔺相如的祭拜以血缘性地方共同体的投入为基础，但又依靠强势政府的帮助协调各种资源。而供奉在老太太寺庙中的各种神灵，则吸引了那些自己寻找得救方式的各色人等。对蔺相如的祭拜广泛吸取儒家的道德传统，而老太太的寺庙祭拜则更多保留了普通民众中流行的道教传统。在明清两代，国家提倡儒家道德，并借助这一传统载体使自身合法化。但它通常也十分明智地容忍以道教传统为基础的地方性多神崇拜。这些信仰实践提供给当地人民的意义和安慰是世俗国家无法给予的，同时，只要民众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接受和满足，政府不仅会对民众的信仰行为表示宽容默认，同时也会与这些地方崇拜合作。而眼下邯郸地方政府的做法似乎就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不过，这并不是说现代具有传统儒家特征的祖先崇拜总能产生政府服务性的社区共同体行动，而现代道教的宗教服务则自然而然地导致个体性的信仰民俗医疗的诉求。同样的传统仪式和符号可以在不同的微观道德生态中承载不同的含义。以下是两个来自浙江省温州地区的例子：一个是有个人主义特征的儒家祖先崇拜，另一个则是社区共同体性的道教神灵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