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应用佛学建一彼岸之国度

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提倡明显地表现出乌托邦的想象，这些乌托邦理想与他对佛教净土的理解密切相关。其乌托邦理想存在于两种主张之间：“理想组成了一个独立自治的现实领域……理想为解释经验提供了指导或模式”，梁公自己也曾说：“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因此，其乌托邦理想的内容包含着一种很明显的佛教倾向，尤其是当梁启超运用康有为大同理想时，是在构想进行一项人类生活的改革，从自我为中心改为理想为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公提出了他所称的“应用佛学”。这是源自他对欧洲应用科学的阅读，诸如应用物理学和化学等。对他来说，宗教修行与现代科学实践相似，有其实用的方面，可给特定的社会直接带来幸福。梁启超极富信心地提倡佛教，是因为他认为佛教作为一个世界宗教，为普通中国人带来很多益处。

梁启超的佛教入世论并未如当代众多北美佛教团体那样依靠任何组织资源，诸如佛教和平会 (Buddhist Peace Fellowship)和国际人间佛教协会(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等。梁公的应用佛学是通过其丰产的著述、激情的思想实践的。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中国在20世纪的转折之际，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既遭受外来殖民压迫，又遭遇内部各种混乱，最受苦的仍是普通中国人。梁启超抓住这一国家情感并有力地在文学作品中表述出来。同时，他还积极寻找解决之道，立求减轻当时中国平民忍受的苦难。

在梁启超书写中国民族主义与佛教信仰时，其应用佛学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基调。梁公在政治小说中引入的佛教理想是一系列宗教情感，象征一系列公共性的 (communitive)行为，这些行为来自人类的救世关怀和通过特定解脱动机进入神圣世界的渴望。在鲁道夫·奥托 (Rudolf Otto)的《神圣的观念》一书中，神圣世界的入口并非对每个人而言都显而易见，除了那些曾经拥有“深刻感受到宗教体验的瞬间”，或能“回忆起他们固有的宗教情感”的人。

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如果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我们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的一种大秘密。

在梁启超的著述中，宗教情感的基调主要来自他对一个新中国的构想，这个构想或是一个人间天堂，或是一个彼岸之国度，象征一个开明之国将存在于未来的新社会成员中。依照通常的观点，梁启超的佛教理想在本质上似乎是乌托邦式的，如同其他任何宗教和哲学体系，梁公关于人间天堂的佛教想象仍保留着不切实际的成分。

尽管在历史上梁启超所构想的现代佛教中国没能实现，但作为一代思想家、佛家居士，梁启超在现代中国产下了政治小说这个新文学“婴儿”。这个“婴儿”的多重化身已经在诸如巴金、鲁迅、丁玲、徐志摩，以及无数现代作家笔下出现。并且，这个“婴儿”随梁启超综合的世界观而成长，这个世界观既包括了社会现实也融合了精神理想，既有固有的传统也有外来的 (诸如欧洲和亚洲)传统。正如梁启超畅想道：“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是对其佛教信仰——代表中国普通民众之大同理想的践行。梁启超在有关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著述中体现出的激情和创造性，使他成为一个“鲜活的演讲”者，要“以其所有的形式护卫理想和所有的生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