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新国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在这番言论中，梁启超充满了激情，不仅传达了人们关注的迫切问题，还有他对所处时代的民族危机的直接理解。政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并非他所创造，而是引自欧洲。在为自己翻译的政治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梁公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

梁启超要更新国民心灵的非凡勇气来自他对中国灵魂腐化的判断。他将此腐化归咎于闲情小说，这种小说对中国民众正遭受的苦难持放任自流的态度，缺乏应有的道德关怀。按梁公的说法，这类小说令中国人“民惑堪舆、慕科第若羶、绿林豪杰遍地皆是、青年子弟沉溺声色”。在此，梁启超并没有将小说指责为导致当时社会恶化的原因，而是谴责那种亵渎小说内容的行为。并且，为进行政治改革，梁启超自己也开始利用小说。他充满热情地说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借用欧洲政治小说的模式是为了解决他自己提出的疑问——“中国魂安在乎？”这个疑问是他18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在这篇文章中，梁公谈到日本的灵魂是武士道，可是他却寻不到中国的灵魂。在文章末尾，梁启超指出再造中国灵魂，需要通过人民与国家以及国家与人民的结合。显然，梁公已预见了一个国家与其人民的共同命运。在他所处的历史现实中，梁启超目睹了中国被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又被内乱压迫近乎窒息。他哀叹道：“……吾所最亲者，中国也；今日众生受苦最深者，中国也；人民居地球三之一者，中国也。”

在他自己撰写的一部名为《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小说中，梁启超通过主人翁孔先生表达了他拯救中国的豪情，以及对饱受物质困苦与精神压迫的同胞的悲叹：“中国是亡定了。不亡于外国之凭陵，不亡于政府之顽旧，只是这四万万没心肝没脑筋没血性的人民。”梁公没有将中国的衰毁直接归结于外在的因素；反之，他借用了孟子对毁的解释：“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基于这个因果分析，梁启超提出中国人在沦为殖民列强的奴隶之前，已被清政府奴役统治了200多年的观点。因此，他认为奴化心态已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意识。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在文中，他将奴化的人格描述为：

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来，麾之不敢去，命之生不敢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异宝，如膺九锡，如登天堂，嚣然夸耀侪辈以为荣庞，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为本分；是即所谓奴性者也。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旨在将中国人从奴役统治和奴化心态中解放出来，再造一个能“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之新民族。虽然其政治小说的模式来自欧洲，内容却装填着梁启超自己的构想——一个新的现代中国的诞生。本着心中这个强烈的愿望，梁启超选择了小说来实现中国的更新。他对更新的解释包括两重含义：“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因此，这是一个综合的更新，其中包括要重新对传统进行评估，还要从世界其他文化中吸收新的元素。梁启超要更新中华民族的努力，在本质上是改革和革命的结合。他的意图不是要丢掉中国文化传统，而是反对作茧自缚，打破那种只能在祖先的话语下行动的保守思想。梁启超认为当一个人不敢说祖先没有说过的话，只承认祖先的行为和思想时，这就是奴性之根。

梁启超积极筹划着一个文化的复兴，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以新的见解再评估中国传统，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游览了北美和西欧后，梁启超认为在他所构想的世界文明中，中国有责任以西方文化拓展中国文化，并以西方文化补充中国文化。将这些世界文化进行融汇后，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