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现代转型

把握与抉择体育主导思想，有必要研究与探讨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途中，构筑了颇具特色而且相对稳定的灿烂思想文化。其中，体育思想文化以其独特的功能和特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呈现出交叉性、融合性等特征，中国传统体育与伦理思想的水乳交融即是鲜明的例证。纵观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那些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不仅用与体育大体相同的概念、范畴和语言体系（如公平、公正、正义、平等、幸福、快乐、义务、良心、善良等）来表达，从而达到思想内容的融合，而且伦理道德与体育共同地以与人的生命天然之不可分特征，确立了以人的生命为纽带的实质联结。正是这种联结，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打上了深刻的中国“内倾伦理型文化”的烙印。

（一）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特征

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具有自然性、目的性、等级性、功利性四大特征。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身心兼修，道德先行；以“武”会友，礼让为要；立足现实，讲求事功。

1.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的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常赋予天地以伦理道德的性质，“天地者，生之本”成为了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共识，“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讲天人有统一的关系”【10】。孔子揭橥天与人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相通性，强调天人相知、契合贯通；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强调天心即人心，天人不二；老子讲“人法也，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强调“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吕氏春秋》直接指出：“始生人者天也”，“始生地者，天也”；汉代董仲舒讲得更简明透彻：“天者，万物之祖”，“为人者天也”，“天亦人曾祖父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认识自然及人生命时，从来就没有把天单独、惟一地视为人类生命的生存本体，他们在“天地者，生之本也”、“始生也者，天也”的观念背后，还涌动着“养成之者，人也”的生命意识。因此，传统体育既讲究顺“天”，又提倡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改造身心，求得身心更好的统一与发展。这样，中国传统体育总体上站到生命哲学高度，同时把握了人的本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并将两者相沟通，显示了中国生命哲理的至大至深。

中国传统体育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亦即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个体身上即是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体现在个体之间，则是强调自觉地相互学习，促进协同合作，“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原则”，强调以群体利益为重，既发挥个体在群体中的作用又不突出自我。这种体育伦理与规范在体育活动内容与形式中都得到了充分表达，如传统体育——武术中的太极、气功等。太极拳的基本动作就是一个太极图，而太极图本身，也就是阴阳的平衡和谐；气功则通过意念，通过身心的自然放松，达到身心和谐的境界。

2.身心兼修，道德先行

“中国从出现体育思想的早期起，就主张身心一体，即肉体与精神是统一的整体；以后在锻炼方法上又主张身心结合，即锻炼肉体与锻炼精神相结合。”【11】中国文化主流——儒学，更是充分认识和把握着“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这一基本观念，强调“严于自守”、“苦行清修”，注重内省，培养自身清高、崇尚人格的品质。这种“修身”在身心两个方面的发展目标上更注重精神心思一方的成效，有时甚而把健身当作达成培养心性的工具与手段。如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把“礼”放在了“六艺”之首。孔子曾亲自带领学生习射，但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乏人，则彼将安能以中？”（《礼记·射义》）。孔子更要求把平时的“谦让有礼”等品质贯彻到体育活动中，表现“君子”风度：“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体育精英项目——武术，更是一贯强调“练武先修德”，注重个体、道德在练身中的价值。

道德修养、身体修养还与学识修养紧密相连，其中德表现为身心智育的重要基础。所以有人说：“不能读书，不能治生者，必不可谓之学；而但能读书，但能治生者，亦必不可谓之学。惟其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12】现代中国教育强调德、智、体素质全面发展，特别注重体育过程中德与智的任务与意义，显然是对这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以“武”会友，礼让为要

“武”之广义即体育。中国传统体育既是一种健身手段，又是一种交往形式，还是一种伦理规范。这可以在“礼”和“让”之中得到印证。

众所周知，“礼节”和“谦让”都是中国人的美德，“礼”与“让”也是相辅相成的两种行为。在儒家思想中，“礼”本来涵摄相当多的意义，在人与人相处的关系上，“礼”尤其重视的是仪节。《论语·学而》记：“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泰伯》又记：“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愤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孟子则直接从“善”的角度加以阐述：“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

“礼”的精神贵在调节人的外在行为，使之能够中规中矩，不至于做出违反常情的怪异行径。因此，礼自然要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便将体育活动与竞赛调适到当时社会伦理与法制规范之中。“礼”对中国传统体育行为规范的这种约束，还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模糊性一面：如果比赛负方展示了主流的赛风和超凡的人格，即使失利最后仍然可以说“虽败犹荣”，喜获世人的称道，从而使比赛呈现出双赢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体育活动与竞赛是多么地注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原则的实践。由此可以体会到体育运动的众多精神文明奖项的设立，实质上是打上了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精神深刻的烙印。

“谦让”同样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美德和规范。“让”和“礼”一直伴随着中国体育的理论与实践。《礼记·曲礼》中就说：“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汉书·董仲舒传》）在《易经·谦卦》中，儒家更是发挥了“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谦让要义。概而览之，孔子虽说过“当仁不让”，但也说过“揖让而升，下而饮”。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众多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赛事，何以极难看到西方竞技体育那种撼人心魂的对抗场面。由此我们亦不难理解中国武术搏击何以会向“花架子”方面发展和现代中国体坛何以出现数次令世人侧目、颇具争议的“让”。

4.立足现实，讲求事功

同古希腊罗马体育的那些充斥着神人关系，弥漫着浓厚宗教色彩的伦理思想不同，中国传统体育被揉和在复杂的传统文化之中，以沟通和反映世俗的人际关系，从而达成由修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推进的目标，这种体育丝毫也不能离开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发展，只有立足于现实，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丰厚土壤中，将“武德”和个体的小“德”同群体、民族乃至国家社会的大“德”相融会，才能确立起传统文化的根基，才能与传统文化协同统一、共度繁荣。也正是具备了这种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才会永不衰竭，一直向世人展示着其永恒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体育人物及其思想，都对国家、社会、文化以及影响它的其它因素和条件抱着关切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并由此早已使得中国历来的体育思想都极具综合性的文化哲学思想特征，以致毛泽东早年写作《体育之研究》时，也毫不犹豫开篇昭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同这种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精神相呼应，传统体育还以追求事功为目的。传统体育的功利特征表现在个体性方面，就是要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表现出“君子”的风采，更高层次的则要进到或“仁”或“圣”的状态；在群体或社会性中，则要求个体到泛化扩大的血缘家族社会——国家中建功立业。对此我们也不难在中国历史找到大量的例证：无论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曾国藩统训湘军“扎硬寨，打死仗”，抑或是少林寺上千年的兴衰，都离不开将中国传统体育的“勇武”与国家、民族社会的根本利益相融合。从这一角度来论证民族体育的价值，纯粹的体育比赛的胜负又何足挂齿！当然，在此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体育在阶级社会里无法掩盖的阶级本质。

（二）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特征的弱化与衰颓

20世纪历史的发展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特别是80年代后的中国，在改革与开放中发生着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出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从伦理型向法理型社会发展的巨形特质变化，对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特征由此抑或得到强化，抑或得到削弱。环览当今社会，基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快速提升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东西体育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特征在整体上引发了巨大的振动，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弱化与衰颓之势。其中较为明显的约有以下诸种：

1.体育道德评价失范

中国传统体育进到了当今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体系之中，其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必然要由一极走向多极，处在一个多元合理性的标准之中。因而，人们再不可能相信适合于一切人的恒定标准的绝对正确性，否则在价值选择与评价等活动中常常会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例如，中国传统体育在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和体育产业化、职业化的呼声中已走上了与世界体育竞风流的大舞台，在“名”和“利”的驱动与竞争中，体育的传统伦理标准与规范难免要蜕化成表面的仪式。

2.个人主义盛行

近世纪以来，个人主义兴起，传统社会的群体关系逐渐解纽。体育在市场化、职业化的催化作用下，在某种条件的契合中能成为少数人迅速致富、一步登天的捷径和门路。加之人们在不断强调和充分发挥“个性”之中，强烈地膨胀着自我意识，人们更加崇尚自我奋斗、自我实现、完善自我的价值，体育沦为经济的仆人已势不可挡。由此以来，体育活动及组织不再有序，利益不再同一，义务仅指向自我，我们保留与崇尚着“人人为我”的同时，忽视甚至抛弃了“我为人人”的协同准则。长此以往，体育的竞争变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和精神的展示，而是经济的利益、政治的手腕以及违反基本人道的科技的竞争。任其发展，体育将使自身不断异化，使自我的存在物化，物质的存在个性化。我们相信，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体育文化及传统被无止境的个人主义所永远袭扰。丹尼尔·贝尔就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活方式虽然会更加追求个性化，但是个人将以成就感，以自主自助、自立和多才多艺发展的伦理观代替个人成功的贪得无厌的生活经济伦理观。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同样适应和将服务于中国体育伦理观的变革与发展。

3.道德调控机制弱化

中国社会已处在由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的深刻变革时期，世界的开放、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方面使得传统伦理道德逐渐失去其原有调控的现实条件保障与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体育面对并不规范的法理和无法重新统一构建的新伦理，体育的行为活动必然处于一种道德相对离散的状态。这已使得传统体育所讲究的“礼”、“让”，“顺自然”等伦理规范和特征，在巨大的功利面前显得尤为疲弱。其实，如何让传统体育伦理精神的精华在巨大变化着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中继续发挥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体育伦理需要发展和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然要找到一种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契合的新方式、新途径与新内容，涨落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道德调控毕竟是借助伦理关系力量调节个体与社会的非对抗性利益矛盾的一种社会管理，它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潜移默化的方式，才能把社会的目标、规范和准则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认识、情感、信念和意志，而且必须经由个体的道德实践内化，才能真正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三）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型

伦理道德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思想性质和理论形态，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当历史的发展由一种社会形态跃进到另一种形态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原有的伦理道德无法调节这些新的关系，更不能够给人们提供对现实生活解释的价值工具和精神支撑，于是就必然会出现与新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形成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尽管新的伦理道德并不总是随着社会的更替而立即产生，但社会形态的更替迟早会促进伦理道德的变革，这就是伦理道德的转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伦理道德的转型实质是伦理道德发展质的飞跃与升华，我们正处在传统体育伦理向现代体育伦理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那么如何促进传统体育伦理顺利地转型或升华呢？概而言之，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传统体育伦理思想进行扬弃，其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进行广泛、大胆而深入的实践。

1.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扬弃

扬弃，即是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我们首先要肯定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客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它的历史性、操作性和有限超越性。由此，我们必须对其历史的变迁进行整体的考察，对其操作的世俗性、无思想性进行合理的升华。然后超越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获取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带有社会公德性质的东西。例如：“天人合一”，在我们抛弃了“神秘主义”和阶级的局限之后，就能将体育道德建立在人的现实存在的感性基础上，回归人的本质和顺应自然的“天”上来。又如传统体育伦理的“礼”和“让”以及具有集体主义意义倾向的整体价值观，也需要超越阶级的局限。因为“传统道德的整体价值本位思想的失误，不在于它坚持整体（群体）高于个体，而在于它讲的整体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代名词，对一般民众而言，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而且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着根本的冲突；在于它的整体的价值为惟一的绝对，把个体的利益和价值乃至把个体本身都消融于整体之中”。【13】显然，体育集体中抹杀个性及个体独立性的观念与方式方法，是与当代社会人本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必然要被抛弃。在此之下，将那些伴随人类始终的弥足珍贵的部分与时代结合起来，发扬光大就能构建起中国体育伦理思想新的核心与精华。

总而言之，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转型与升华，必然伴随着扬弃的过程，而扬弃则意味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意味着既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又承认历史的间断性所产生的质的飞跃。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巨大冲突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引起巨大阵痛的过程。最终将把中国体育伦理发展到一种新的境界，必然促进中华民族全民勇往直前的实践。

2.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实践

伦理学科的特征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道德现象的特殊性，正是体育道德的特殊性决定了体育伦理学既是一门哲学理论科学，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更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体育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内在地要求由知到行的转化，实现知行的统一。从体育道德结构而言，就是要将体育道德的“知”贯彻到体育道德选择、评价、修养、教育等实践活动中。

俗话说，家有家风，行有行规。中国体育在生活化、社会化、终身化、职业化、市场化过程之中，经过不断的选择、归纳，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高尚行为规范，从而在伦理实践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在体育道德评价、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等实践环节中，仍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如体育的道德调节、法律调节与心理调节，中西体育道德的差异与融合，科技发展与体育道德，体育与环境，体育与德育的协同，素质教育中的体育道德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回答和付于实践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许多既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最新出现的，是体现现代体育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方面和指标。它们需要经过理论的抽象实践的内化，成为特定的体育伦理原则规范，需要采取必要的教育和修养方法，渗透到全民素质培养与提高的各个方面，才能真正达到提高民族素质，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从宏观上看，我们可以结合国家和民族的体育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从微观上看，体育伦理则要结合具体的实践，以促进、调适和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实现个人的理想生活。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体育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开放、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文化更加生机勃勃、精华纷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以中国传统体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本性为基点，中国体育思想一定能实现兼收并蓄，一定能够以新的内涵、新的体系对人类发展发挥更广泛的影响与作用，将人类体育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