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士大夫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杨筠如《论中国社会史上所谓士大夫阶级》分三期讨论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级，认为士大夫阶级的归宿都是官僚地主。[8]1939年，钱穆《国史大纲》书成，其中第八章有一节“士人政府之出现”[9]，论述了汉代的士大夫，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后，士大夫的研究骤然勃兴，时至今日，出现了大量士大夫研究的成果，但对士大夫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则尚存不足，本部分将对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展现学界关于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现状。

（一）士大夫与汉魏国家政权

著作方面，早在1935年，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就写成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该书论述秦汉时期的方士与儒生怎样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并为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集团服务的。[10]钱穆在《国史大纲》《国史新论》[11]两部书中论述了他关于士大夫与汉朝政治的主要观点，认为政府的力量不在贵族和军人，而在士人手里，并强调汉代昭宣以后形成“士人政府”，将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成书于1987年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在海内外影响广泛，他指出东汉政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存在矛盾，并认为东汉的灭亡是东汉政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协调所致，党锢之祸是士大夫群体意识觉醒之后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12]余英时认识到了汉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形成，推动了汉代士大夫研究的进程。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标志性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该书从文吏、儒生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发展演变，讨论士大夫演生的政治文化动因，并指出士大夫具有双重身份，是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于迎春《秦汉士史》论述了士人演变为士大夫并向士族转化的过程，并分析这一过程中士人内心的调整、人生的矛盾、价值的变迁以及其与社会的关系。[13]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从士人“作为治世中坚”“作为社会中介”等方面展开论述，并论述了隐士与士人精神。[14]马良怀在《士人 皇帝 宦官》的第一部分《士人风流》中论述了汉末忧国之士以及党锢之祸的发生。[15]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皇朝与知识分子之合作与冲突，决定国家之兴亡，没有比秦汉四百年更为明显的”[16]。

论文方面，刘显叔《东汉魏晋的清流士大夫与儒学大族》认为东汉中晚迄于魏晋，影响政局动向的力量一为朝廷当权的权势，一为操持清议的士大夫集团，一为各地的儒学大族。[17]可见刘显叔认为士大夫集团和儒学大族对当时政局的走势是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倬云在《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一文中论述了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关系问题，指出昭宣以后士大夫阶级构成了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西汉元成以后形成了帝室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形势。[18]许倬云《秦汉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政治权力方面，以庞大的官僚组织，与专制君主平分秋色。[19]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是由当地的大姓、冠族控制的，而名士出于大姓、冠族占很大比例，所以说名士就构成了东汉地方政权的基础。[20]谷川道雄《中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与士大夫的问题》指出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士（农民管理者）—民（自立小农民）”的社会。[21]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认为士大夫在朝为官吏，在野为地方领袖，形成了地方核心势力——士大夫家族，削弱了中央的统治。[22]

张保同《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指出东汉士大夫由于受到宗族和经济上的羁绊，造成了东汉士大夫的缺失。[23]孙立英《东汉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权力基础》认为经学构成了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权力基础。[24]孙明君《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政治情感考察》指出汉代政权兴衰依赖于士大夫的支持与否。[25]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认为求才三令的目的是摧毁汉朝国体二十等爵制，解除部属舍汉归魏的名节顾虑。[26]其他还有臧知非《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27]、朱顺玲《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28]、张继刚《曹操“挟天子以令士人”论》[29]等，这些文章都围绕士大夫与汉魏国家政权的关系展开论述，不再详述。

士大夫与汉魏国家政权，很多成果都以党锢之祸为中心展开。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认为东汉形成了党人集团，并分析了其构成，包括“世家豪族”和“门生故吏”。还分析了党人的分布，党人的出身，论述了党人的政治主张。[30]陈启云《关于东汉史的几个问题——清议、党锢与黄巾》指出党锢的迫害促使了士大夫的结合，黄巾军的发展和平息，和士大夫态度的转变有关系。[31]王彦辉《东汉中后期改良思潮及改良活动浅议》指出“党人”的抗争是东汉后期改良思潮和改良活动的深化和发展。[32]朱子彦《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从党人缺乏雄才大略的角度分析了党人失败的原因。[33]其他还有侯林莉《党锢之祸与知识分子气节》[34]、马良怀《论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35]、秦蓁《溯源与追忆：东汉党锢新论》[36]等。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认为甘陵不是党锢之祸的起源地，党锢之祸的发生，是清流士大夫面对遭到扭曲的国家形态，需要用一种正常的国家意志进行斗争——用礼来维持国家秩序，在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理念下，清流和浊流产生了冲突。[37]增渊龙夫《新版古代中国の社会と国家》其中第三章专门讨论了党锢之祸，认为“清议”是由于知识阶层对当时选举腐败不满，对宦官势力进行批判而产生的。并认为党锢之祸是清流官僚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的。[38]以上这两种观点虽不无道理，但都从士大夫和宦官之间冲突的角度考察党锢之祸，而忽视了党锢之祸中士大夫和皇权之间的冲突问题。安部聪一郎《党锢の「名士」再考——贵族制成立过程の再检讨のために》认为清流士大夫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他根据记载党锢名士称号的历史文献的产生时代，得出东晋时期名士的称号才被整理定型的结论；而党锢名士官位的高低对其称号的排序有重大影响。[39]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借鉴的。

从以上成果可以看出，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士大夫与汉王朝兴衰的紧密关系，有些成果还注意到了士大夫对汉代政权的基础性作用，如钱穆、许倬云、唐长孺等。同时，一些文章还讨论了士大夫的政治权力基础，以及士大夫和汉魏政权的互动关系。

士大夫与汉魏国家政权的关系有很多成果围绕党锢之祸展开，一般从士大夫势力的膨胀和士大夫集团与宦官之间的冲突论述，并讨论了党锢之祸对汉魏之际政治走向的影响，一般认为东汉的衰亡与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残杀、贬黜有一定的关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认为党锢之祸是士大夫群体意识觉醒之后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这是很有创见的。

除以上研究成果之外，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颇受学界重视。

刘泽华、孙立群等著的《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认为随着汉代的“表章《六经》”和把儒术作为政治中的一个组织部件，大部分儒士逐渐失去了独立意识而进一步臣仆化。[40]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认为在儒士参政之后，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41]

高兵《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指出桓、灵时期皇帝可以运作皇权，达到外戚、宦官、官僚士大夫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保持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效果。[42]郝虹《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认为桓、灵之后士人忠君观念逐渐淡化，导致的结果是魏晋以降君权的衰落。[43]张保同《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指出西汉士大夫忠君意识淡漠，而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44]李军《论东汉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注意到了士人阶层与皇权之间的对立。[45]朱顺玲《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认为士大夫与皇权之间存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46]

从以上所列成果来看，学界论述了士大夫逐渐对皇权的屈从，并注意到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冲突问题，只是对这种冲突，并没有展开系统深入的讨论。

（二）士大夫成为一个群体和阶层的问题

刘显叔《东汉魏晋的清流士大夫与儒学大族》认为在反对宦官运动中兴起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意志社团，其组成分子均具有澄清天下的抱负，而形成的士大夫社会是超地域的结合，各地以清流自诩的士人之间有一体感与党类感意识。且士大夫社会不是某一个社会阶级单独构成的，是集合了各阶层中有共同心志的人士集团。[47]可见刘显叔认为共同的心志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条件。许倬云在《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中提出了“士大夫阶级”的概念。[48]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成书于1986年，指出汉代扮演中间角色的士大夫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和社会阶层”[49]，但对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毛汉光并无更深入的讨论。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成书于1987年，认识到了汉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形成，在学界最早提出士大夫群体意识的问题。[50]但他在“士大夫群体意识”上着墨并不多，没有展开论证。许倬云在《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一书中认为，西汉后半叶不同的社会集团相互融合，产生出了一个富豪、学者和权贵三位一体的单独的社会阶层。[51]许倬云提出了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不足之处是没有进行更深的论述。刘蓉《汉魏名士研究》认为名士们以自身特有的文化、政治性格而自成一阶层，在同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党锢名士逐渐凝聚成为有着高度自觉性的集团。[52]

马植杰《试论东汉的士风》中第二部分使用了“士大夫阶层”的概念，指出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逐渐壮大。[53]阎步克《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明确提出了“士大夫阶层”的概念，从儒生和文吏关系的演变论述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但对“阶层性”并没有进行论述。[54]阎步克《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认为等级分化使“士”成为一个特殊等级，功能分化使“士”摆脱了“事”，特别地以“师”为任而形成知识群体，新的整合中这一群体再度入仕任“事”，最终形成了典型形态的士大夫阶层。[55]张保同《东汉的私学与党人》认为东汉的私学兴盛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和士大夫群体的形成。[56]马亮宽《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指出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汉代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57]

牟发松有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名士群体，《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指出汉末士大夫形成了侠气张扬的婞直士风，并成为号为“侠儒”的党锢名士群体。[58]《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认为学中谣语标志着全国性士林舆论的形成，并且党锢名士已经组织化，名士群体有自律秩序和社会权威。[59]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汉代士大夫阶层的存在，并在研究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如许倬云、毛汉光、阎步克、刘显叔等学者。有些学者甚至还认为这一群体已经组织化，有一体感与党类感意识，且有一定的自律秩序。这些成果推动了对汉代士大夫的深入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士大夫精神层面和行为风气的研究

1.士风方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士风研究受到重视。目前专著有李磊的《六朝士风研究》，论述了汉魏之际士大夫士风从“婞直之风”到“大直若屈”再到玄风的演变，分析了南朝和北朝士风的不同之处。[60]

关于士风的论述还有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指出很多清流士大夫党人都品德高尚，学问很好，党人对不好学的权豪世家是看不起的，论述了党人的清议、交游和标榜的风气。[61]马植杰《试论东汉的士风》认为士大夫阶层壮大之后，士大夫具有忠、义的士风，这些士风对反对官宦、影响朝廷用人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62]牟发松、李磊《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指出东汉士风经历了“保身怀方”向“婞直之风”再向“退身穷处”“大直若屈”的转变。[63]王继训《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论述从西汉初年到东汉士风由崇尚利禄到隐逸之风再到趋向利禄的转变。[64]吴桂美《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认为东汉士人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65]鲁红平《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指出党锢之祸后士人开始寻求更安全、更个人性的道路。[66]以上文章主要论述了士大夫士风的演变，普遍认为东汉时期士大夫读经习礼、砥砺品行，士大夫气节高涨，并讨论了东汉士大夫“婞直之风”的形成、转变及其原因。然而论述重点在东汉后期，对两汉之际和东汉前期的士风论述较少。

2.士大夫精神状态

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士大夫的精神状态问题，如王晓毅《汉魏之际士族文化性格的双重裂变》认为汉代的士大夫具有儒道并存的双重性格。[67]孔毅《汉晋名士价值观念的演变》指出汉晋之际士大夫价值观念向尊重个性、任性放达、追求享乐转变。[68]徐国荣《汉魏名士的人格萎缩和通脱之风》认为东汉后期士大夫逐渐迷茫彷徨，士大夫群体精神逐渐萎缩。[69]黄宛峰《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论述了东汉士大夫心系天下、奋发进取的文化精神。[70]李磊《汉魏之际节义观的变化与士大夫的精神出路》认为汉魏嬗代摧毁了士大夫“国身通一”的精神世界，曹魏士大夫以开辟形上空间为精神出路。[71]孙立群《论魏晋士人的“觉醒”》指出魏晋士人开始寻求自身的安全和生活的适意，自我意识开始觉醒。[72]以上这些文章主要讨论了士大夫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汉魏之际士大夫精神状态的衰落。士大夫的精神状态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仅仅是受到个别学者的重视，如黄宛峰、李磊、孔毅等人，这方面还没有系统的专著出现，对士大夫群体精神状态的研究存在不足。

日本学者也关注士大夫的精神问题。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其序章部分便是《六朝士大夫の精神生活》，讨论了六朝士大夫的“容纳佛教”“隐逸思想”“山水思想”等问题，涉及汉魏之际士大夫的精神问题，[73]但该书主要偏重于六朝思想史的研究。森三树三郎《六朝士大夫的精神》主要讨论了六朝和北朝时期士大夫的精神风尚，对汉魏之际也有涉及。[74]

3.士大夫心态研究

心态史学近些年在西方很受重视，心理传记学获得很好的发展，如埃里克·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从心理的角度研究历史人物。[75]国内较早研究士大夫心态的有罗宗强《儒学的式微与士人心态的变化》注意到汉代儒学式微、正统观念淡化之后对士人心态产生的影响。[76]葛荃《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与士人的政治心态》认为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是以“道义”制约权力，这便决定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77]

1992年，国内的心态史学进一步受到重视，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次全面阐述历史心理分析体系。[78]接着李旭《把人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评介》对彭卫的观点进行了肯定。[79]此后学界也有一些相关成果问世，但总体来说重视程度还是不够，尤其是汉魏之际士大夫的心态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有：

李军《汉魏士人心态与正始玄学的文化生成》论述了士人主体人格之自觉和独立、士人重情的群体心理与正始玄学形成的关系。[80]张涛《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认为受经学的影响，汉代士人心态可分为崇拜权力、积极入世、讲求名节三种。[81]孙明君《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指出汉魏之际士大夫政治情感经历了从“国家”到“天下”的心路历程。[82]张峰屹《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认为受经学衰变的影响，西汉后期士人们出现隐退潮流，有道家思想回归的趋势。[83]陶贤都《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认为汉魏皇权嬗代中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三种心态。[8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分析玄学产生前后士人心态的变化。[85]

以文学角度的研究成果，大多论述了汉代士大夫矛盾与困惑的心态。主要有王燕《两汉对问体赋的士人心态研究》[86]、张克峰《论汉代辞赋中的悲士不遇主题及士人心态》[87]、宋圆圆《汉魏髑髅赋所反映的士人心态》[88]等。

目前士大夫心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论述了士大夫矛盾与困惑的心态，讨论了汉魏之际政局演变对士大夫心态转变的影响。认为士大夫心态受经学的影响较大，在经学的影响下，士大夫积极入世、追求名节，而经学的衰微，则又影响到他们归隐的心态；同时讨论了士大夫心态的转变对玄学形成的影响。但国内心态史研究并不成体系，且在士大夫的心态、士大夫群体心态方面，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4.士大夫的隐逸

伴随着汉魏之际政局的演变，士大夫还表现出了隐逸的一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讨论了隐士的类型、社会对隐士的评价、怎样和上层互动等，认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隐士的形态和隐士思想不同。[89]韩兆琦《中国古代的隐士》论述隐士隐逸的缘由、类型以及隐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和隐士的文化生活。[90]文青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认为隐逸成为一种哲学上的可能，依赖于孔子时代多国政治体制的存在；隐士是普通民众与精英文化之间的一个主要链接，是扩散精英价值与理想的重要途径。[91]

黄宛峰《论东汉的隐士》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主要体现在隐士的言行上。[92]齐涛《论东汉隐士》认为东汉隐士的价值取向是“归于富厚”，作者对东汉的隐士持否定态度。[93]胡志宏《东汉文人士子的出仕与归隐》论述东汉名士的隐逸之风。[94]高敏《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认为研究古代隐士的清高风范、淡泊美德，有益于世风之淳朴。[95]刘厚琴《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论述儒学对归隐之风形成的影响。[96]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认为魏晋隐士分为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三种隐逸方式，而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97]胡秋银《汉魏士人隐逸观》分析了汉魏之际不同时期士人隐逸观的变化。[98]王子今《论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兼说汉代“处士”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论述了处士“崛然独立”的精神。[99]牛润珍、王磊《进取时代的退却与守望——论汉代士人的隐逸之风》认为汉代隐逸群体在推动文化发展、砥砺社会风习及改良政治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100]聂济冬《东汉士人隐逸的类型、特征及意义》指出东汉的隐士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关心政治、关注社会民生。[101]

除齐涛的《论东汉隐士》之外，其他的成果对汉魏之际士大夫的隐逸基本持肯定态度，大多从儒学、政治、隐士类型、社会影响的角度论述士大夫的隐逸，认为隐士的品格和隐士的社会活动对社会风俗影响深远，然而从社会学角度对隐逸的论述则显得不足。

（四）士大夫个案研究

1.人物

汉魏之际，荀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所以围绕荀彧的研究比较多。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指出：“在对待东汉朝廷和汉献帝的问题上，他（荀彧）自觉不自觉地保留着大族名士的感情。他劝迎天子，更多地是为了‘乃心王室’而不是着眼于壮大曹操势力。”强调荀彧辅佐曹操是为了维护汉献帝。[102]薛贻康《三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荀彧》认为曹操的事业和荀彧密不可分，且荀彧亡身殉节。[103]尚志迈《评荀彧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的作用》肯定了荀彧在曹操统一北方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曹操统一北方正是荀彧谋略的实现。[104]宫少华、倪长平《荀彧在曹操势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荀彧对曹操势力壮大的重要作用。[105]王永平《论荀彧——兼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指出荀彧在汉魏之际的半个多世纪中是一位关键性人物，曹操的强大有赖于荀彧的谋略。[106]孙明君《荀彧之死》认为荀彧具有困惑、矛盾的心态。[107]孟祥才《论荀彧》认为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荀彧立下了首功，荀彧因维护献帝而死。[108]何兹全《读〈三国志〉札记：荀彧之死》充分肯定了荀彧的功绩。[109]有关荀彧的文章都围绕荀彧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荀彧是否是为汉而死等问题展开讨论。关于荀彧之死，普遍的观点是荀彧心怀匡复之志、荀彧死汉室，何兹全、田余庆等都持这种观点。

对其他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柳春新《崔琰之死和毛玠之废》认为崔琰之死是因为冀州政治群体对曹操的忤逆所致。[110]李乐民《崔琰被杀原因考辩——兼论曹操的用人》指出崔琰之死与曹操的背汉有关。[111]赵剑敏《孔融与曹操的士人意识及其冲突》认为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对孔融的需要逐渐淡化，而孔融仍然以名士自居对曹操进行批判，双方必然陷入无可挽回的冲突。[112]胡秋银《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认为郭泰的不仕不隐缘于他济世行义之志与乱世生存欲望的冲突。[113]李俊恒《试论贾诩在曹魏时期的历史地位》指出贾诩为人重谋而轻德。[114]其他还有杨天宇《郑玄生平事迹考略》[115]、景蜀慧《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116]、孟祥才《论张俭其人》[117]、陈启云《崔寔政治思想渊源新论》[118]等，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详述。这些文章讨论了士大夫与汉魏政权的关系，论述了士大夫个人在汉魏之际历史演变中的深远影响，如荀彧、崔琰、王粲、孔融、郑玄、崔寔、郭泰、管宁等人，分别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当时都影响巨大。士大夫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荀彧、崔琰等少数几个人身上，其他的士大夫个案研究较少，且比较零散。

2.士大夫家族

王伊同《五朝门第》初版于1943年11月，是论述世家大族的经典著述，虽然论述的是晋、宋、齐、梁、陈士族高门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风貌，但对很多大族的论述都涉及汉魏时期。[119]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论述了颍川荀氏家族对东汉魏晋王朝的兴替和中国中古士族政治发展的影响。[120]

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一》通过对荀氏家族成员的才行、声誉、仕宦、婚姻、社会关系、政治活动等方面的研究，考察了荀氏的兴衰演变。[121]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论述从东汉后期到唐代九百余年颍川钟氏家族的盛况，并论述这一家族的学风和家风。[122]黄宛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述评——兼论东汉的累世经学》论述两族对待政治的不同态度，并认为累世经学不一定会形成累世公卿。[123]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认为汝南袁氏家风由积极入世向消极避世的转变，集中体现了东汉一朝政治、文化的变迁。[124]其他还有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二》[125]、唐燮军《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126]、陈勇《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127]等。

士大夫家族的研究，主要围绕汉魏之际影响最大的几大家族展开，如汝南袁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等，这些大家族的成员见诸史册的动辄达百余人，其共同特征是族大人众、累世经学、累世官宦，所以从几大家族的兴衰，也可以略窥汉魏政局的演变，以小见大。而几大家族的兴衰沉浮对汉魏之际的历史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对汉魏之际大家族更进一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3.特定区域

曹操曾对荀彧说：“汝、颍固多奇士”[128]，汉魏之际有些特定区域的士大夫在汉魏政局的演变中显得异常活跃，对于这种现象，学界也有一定的关注。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指出东汉顺帝以后汝颍名士乘时而起，雄居士林之首，党锢之祸后由自信转变为谨慎，入晋而衰。[129]王晓毅《东汉安顺之际的汝颍名士》认为反抗外戚宦官带来的黑暗政治，是汝颍名士形成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汝颍名士具有反对虚伪、追求真实的执着精神。[130]薛海波《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指出颍川豪族逐渐士族化，并在东汉中后期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领士风之潮流。[131]黄宛峰《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认为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是党人的核心和中坚。[132]刘蓉《党锢源起汝南的历史原因探析》从经济、文化教育、士人热衷政治以及士人与皇权的关系几方面讨论党锢源起汝南的原因。[133]这些成果主要围绕汝颍地区的士大夫展开论述，认为东汉安顺以后汝颍名士逐渐兴起，该地区士大夫交游、品评之风盛行，而在党锢之祸中，最主要的党人和党人领袖都出自颍川、汝南、南阳。然而对其他地区的士大夫论述则较少。

（五）关于豪族的研究

学界关于汉代社会势力阶层的研究，由于近年来主要集中于“豪族”相关问题的讨论；又因为“豪族”所涵盖的部分内容与本文的研究有关联，所以一些重要的以“豪族”为题的研究成果，也进行列举。

这些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汉代社会势力阶层的发展演变。其中杨联陞《东汉的豪族》一文认为豪族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或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134]。文章从豪族的形成、豪族与经济、豪族与政治、外戚豪族与宦官豪族、清流豪族、豪族内争与党锢之祸展开论述。何兹全在《两汉豪族发展的三个时期》一文中认为，“两汉的豪族，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豪族包括官僚、贵族和富商大贾，他们“构成社会上和皇权对抗的不安因素”。[135]崔向东在《汉代豪族研究》一书中认为，西汉中期尤其是武帝以后，各种社会势力与权力结合，逐渐转变为豪族。崔文认为在昭、宣以后，一个以官僚身份为主要特征的地主、官僚、士人等多位一体的豪族阶层便形成了。[136]崔向东以“社会势力—豪族—士族”这一发展轨迹来研究汉代的豪族。马彪在《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一书认为，秦汉豪族分为三大成分：“素封”——富商大贾阶层；“秩禄之奉”的官僚，包括文吏和儒宗，认为儒宗通过“通经—入仕—致富”而成为官僚豪族；“爵邑之入”的贵族，包括宗室、外戚、恩宠。该文还从地域、精神等角度论述了两汉的豪族。[137]虽然该书中所研究的都是豪族，但这些豪族之间显然还存在差异性，而对这种差异性的研究，目前是不足的。

学界对豪族的士族化与官僚化的研究，成果颇丰。

刘增贵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与官僚化》中论述了“豪族”标准的多样性，认为在汉代，找出符合所有标准的豪族是很难的；该文认为，在汉代的社会势力逐渐走向凝结的过程中，各类豪族都向士族官僚转化，逐渐凝成中古士族的雏形。[138]王彦辉在《汉代豪民研究》第九章“豪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其与士族的逐步合流”中，主要论述了汉代豪民在汉代的发展演变，其研究范围相对于“豪族”的概念来说缩小了许多。该文中论述了豪民怎样融入汉代政权、逐渐成为官僚世家、并演变为魏晋门阀的。王彦辉在《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一文中认为乡里豪民“从乡里政权入手，再出仕郡县右职，进而和士大夫集团结为一体，构筑起牢固的地方权力格局。……士族—豪民一体化的局面基本形成”[139]，认为在西汉后期，豪民在地方特别是乡里的势力日益强大，他们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乡里政权，而且左右选举，垄断郡县的辟吏权，进而蜕变为官僚之家，豪民逐渐同官宦之家合流，从而演变为魏晋门阀。卜宪群在《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以商人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认为商人通过“某些特殊政策需要商人来执行”“以訾为郎”与“以财贾官”“买爵而为官”“通过明经或吏道而入仕”这四种方式实现其官僚化。[140]该文主要论述商人的问题。薛海波《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一文通过对颍川“豪族”在汉代的任官数量、所占比例和全国的分布得出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认为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程度最高，在东汉中后期居于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141]该文主要讨论颍川地方的“豪族”，用“豪族”的概念来涵盖汉代颍川的士大夫，最后也不得不使用“士大夫豪族”的概念，这就说明作者对于“豪族”统摄士大夫的用法也是不完全同意的。崔向东在《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一文中认为豪族与权力结合，实现了官僚化和世族化；豪族与文化结合，就逐渐儒化并士族化。[142]该文讨论了豪族的世族化与士族化，但对这“两化”之后的结果与影响并没有涉及。陈苏镇的《东汉的豪族与吏治》一文论述两汉之际豪族的特征和结构，认为豪族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刘秀通过裁减地方吏职、废罢郡国兵、放免奴婢、强化吏职等方式抑制豪族这种社会势力。[143]张欣的博士学位论文《汉代豪族入仕问题研究》，对豪族的入仕问题则作了专门的研究。

学界对豪族问题研究之丰富，可见一斑。这些成果从宏观的角度对豪族进行论述，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推进了秦汉史研究的进程。

但以“豪族”一词概括所有的社会势力，虽然有其必要性，却也有不足之处[144]。这种研究视角虽然注意到了汉代社会势力的共同性，却忽视了社会势力之间的差异性。“豪族”所强调的是汉代社会势力的宗族势力，其特点是“豪”，但忽视了社会势力的“阶层性”及其影响的问题。

（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汉魏时期的士大夫受到学界长期以来的关注，在士大夫与汉魏国家政权的关系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汉魏之际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大体有以下几点：

汉魏时期是士大夫阶层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但由于学界历来着重于豪族的研究（如杨联陞、何兹全、刘增贵、崔向东、马彪以及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宇都宫清吉、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学者都对豪族做了一定的研究），对汉魏时期士大夫的研究也就相对有所忽略。

关于汉魏时期的士大夫研究，整体上看来比较琐碎化，呈现出比较零散的特征，宏观性的系统论著较少（目前汉魏时期士大夫研究的两部宏观性著作，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和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各有其侧重点，前者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展现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后者侧重于士大夫政治演生的文化动因）。从研究角度看，偏重政治史的研究，社会史、心态史等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同时，把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其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和群体心态的研究，少有涉及者。士大夫社会史和心态史的研究，对汉魏之际历史研究的深入，应该是很有裨益的。

关于士大夫的“阶层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士大夫这一比较特殊的社会阶层，注意到汉代士大夫阶层的存在，并认为对汉代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足之处是前人的研究对汉代士大夫阶层虽有涉及，但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士大夫阶层”这一概念，对士大夫的“阶层性”论述不够，没有对这一阶层进行论证和概述。

关于士大夫与汉魏时期政权的关系问题，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士大夫对汉代政权的基础性作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党锢之祸的论述，对于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是从士大夫和宦官关系的角度论述的，但这样的论述角度过于偏狭，无法更加透彻分析党锢之祸。同时，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但目前的研究仅从部分士大夫和个别皇帝的矛盾来论述，而不是从整个士大夫阶层和皇权之间进行纵向研究其冲突问题。虽然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党锢之祸是士大夫群体意识产生的后果，但并没有从士大夫群体和皇权关系的角度去论述党锢之祸。以纵向的角度、从士大夫群体和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去论述党锢之祸，尚有讨论的空间。所以，把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讨论这个阶层与汉魏之际政权和皇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深入和系统的论述有待展开。

士大夫的精神状态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仅仅是受到个别学者的重视，如黄宛峰、李磊等人，士大夫精神状态的研究存在不足。士大夫精神状态随着汉魏政局的演变而波动，且与汉魏历史的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精神状态的影响等，所以对士大夫精神状态的研究，有助于汉魏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士风方面，研究重点在东汉后期，对两汉之际及东汉前期论述较少。

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对士大夫群体在汉魏时期历史地位的认识还不够。横向对士大夫群体的阶层性缺乏深入研究。同时，把士大夫放在一个发展的空间之中，进行纵向的群体研究，目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关于汉魏之际的士大夫，尚存一定的研究空间。

汉代社会是一个在先秦贵族制度瓦解之后，各种社会势力重新洗牌、组合进而实现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阶层的演变占据了主要的内容，各种社会势力向士大夫阶层演变并成为两汉政权统治的主要依赖力量。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对汉代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的系统研究以及其发展演变对两汉历史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