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坚社会势力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

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一文中认为，秦汉时期形成了“个别人身的支配”的统治模式，“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基本阶级关系，是皇帝与人民”，皇帝通过赐爵形成礼的秩序，皇帝是礼的秩序的规定者，“国家权力介入农民的再生产，表现为礼的世界的扩延与爵制秩序的形成”。“‘武断乡曲’的豪族，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其身份与贫苦的农民也没有差别，不过都是‘编户’之民的一个人而已。”[145]西嶋定生通过对秦汉爵制的研究，得出了很多值得学习的结论，但其“个别人身的支配”理论，似乎是一种比较感性的认识，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而在实际的统治中，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这种看法也忽视了秦汉时期社会阶层的存在。

毛汉光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统治阶层既不能由多数人参与，则如何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呢？”[146]这个问题也正是笔者的疑问，也是本书将要论述的。同时，在秦汉时期，社会中遍布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势力集团，如上田早苗所言“国家与豪族相互作用，皇帝单方面的支配体制难以成立”[147]。如何对待这些社会势力并使其安于王朝的统治，也是专制王朝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持长久的专制统治，既不能由多数人参与专制统治，又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要解决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中间阶层，以达到对多数人的统治。

在汉代的专制统治中，专制皇权与个别的民众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社会阶层。关于中间阶层的存在，学者已有所论及，如毛汉光就认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拥有土地者常常又是拥有社会势力者，故地方豪族成为被吸收的对象。一端是代表政治力的皇帝；一端是代表社会势力的地方豪族；二者间的结合需要透过某些媒介，而这种媒介的存在，又必须在政治社会领域中完成重要的功能，才能长久。官僚与士大夫是居于这二极之间的媒介人物，在两汉三百年来大致安定的政治社会中，他们一直扮演着中间角色的功能，长期间的发展，使这些中间人构成一个特殊的团体与社会阶层。”[148]即毛汉光先生认为，士大夫构成了汉代政治社会的中间媒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马彪认为：“所谓的士大夫的平衡调节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指他们那种具有沟通君主与平民这汉代的两大社会的机制：他们既是下层平民的代表，又是朝廷皇帝的依靠力量。这是一种沟通两端的中介社会层。”[149]

这种中间阶层的存在，能够缓和最高统治者和下层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维持社会的稳定。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其暴政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秦二世而亡，汉却持续四百年，这恐怕与秦实行直接的“个别人身支配”而缺少中间阶层有关。

统治者通过对社会势力的整合，在最高统治者与下层广大的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当这个阶层不仅出任该政权体系的官僚，忠于君主，而且对下层社会存在极大影响，成为维护该政权的社会势力。这样的中间阶层就构成了专制政权的社会基础，成为专制政权的中坚社会势力，专制统治者就可以通过对中坚社会势力的利用而达到对全国有效的统治。

（二）何谓中坚社会势力？

“中坚”一词始用于将军的称号。《汉书·翟方进传》载：“莽闻之，大惧，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150]“杜茂字诸公，南阳冠军人也。初归光武于河北，为中坚将军，常从征伐。”[151]“（张辽）从讨袁谭、袁尚于黎阳，有功，行中坚将军。”[152]魏晋时期“中坚将军”的称号还很多。

“中坚”一词，《辞源》解释为：“古代主将所在的中军部队，是全军的主力，称中坚。也泛指骨干力量。”[153]

搜寻史料可知，“中坚”一词作为军队主力或者某集团的骨干力量来讲，出现在东汉初年，《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154]李贤注曰：“凡军事，中军将最尊，居中以坚锐自辅，故曰中坚也。”可见，《辞源》的第一种解释源自李贤的注解。其他相关史料还有，《三国志》注引《英雄记》曰：“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瓒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155]可见，“中坚”一词，在汉代主要用于指代部队的主力部分。

“中坚”作为骨干讲，最早见于《东观汉记》：“光武赐陈俊绛衣三百领，以衣中坚同心之士也。”[156]

上文梳理了“中坚”一词在汉代史籍中的运用，可知“中坚”一词作为主力、骨干的含义在汉代已经存在，尤其是在军队中，中坚部队是部队的主力部分。那么，社会势力有没有中坚部分呢？“中坚”能否和社会势力相联系？其实，这方面的论述，也不是没有。

陈启云就提到了“中坚分子”的说法，在《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一书中谈到东汉灭亡时提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作为中坚分子的大小官吏，上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大小地主势力膨胀，逐渐形成多元性的力量与以刘氏帝室为中心的单元力量分庭抗礼，甚至公开对抗”。[157]陈先生提到的“中坚分子”包括大小官吏，上、中、下层知识分子，包括为官者和不仕者，这些人构成了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坚分子。毛汉光则认为：“士族是中古政治社会的中坚力量。”[158]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第二章题为“作为治世中坚的士人”，虽然没有对士人成为中坚势力进行更多的论述，但至少在标题上注明了士人是治世的中坚。以上这些文章中都用到了“中坚”一词，所以将“中坚”一词运用到秦汉史的研究中，并非笔者的独创。

历史上每个政权都不可能凭空构架于其社会之上，都有维系其存在的凭借；其制度的推行、权力的运作和意识形态的推广都要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作为政权统治凭借的社会势力就是这个政权的中坚社会势力。所谓的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的中间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这种势力阶层不仅是王朝统治的支持力量，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统治者也保持高度的一致。中坚社会势力是一个社会中社会势力的一部分，是对政权存在起最主要影响的社会势力，它是构成一个政权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或支持力量，是一种根植于社会基层的统治势力。当然，所谓的“中坚社会势力”，是站在统治政权的角度上来说的。

这种势力是根植于社会的，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除了政府的行政机构和暴力机构外，还有更重要的官员及其家族、社会关系撒向社会并形成社会势力，就如崔向东在《汉代豪族研究》中所言：“政治上有权势的豪族在地方上又是强大的宗族，拥有经济势力。”[159]已存在的社会势力又向政府渗透，形成根植于社会的统治势力。在这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政府与社会势力之间就会形成共同的利益，在这两种方向上发展的社会势力就会逐渐演变为中坚社会势力。简言之，社会势力如地方豪强大族向政府渗透，成为汉政权的官僚；同时官僚与士大夫掌握权力之后，又会向社会渗透，成为新的社会势力。两种方向的渗透以士大夫为融合点，形成士大夫阶层。这种与权力关系紧密的、掌握有一定土地的、拥有强大社会关系的且在意识形态上与统治政权保持一致的社会势力，就是这个政权的中坚社会势力。

中坚社会势力也可以说是在皇权之下，根植于社会的统治阶层。中坚社会势力的形成显然比暴力机构更加重要，政府不可能长期利用暴力机构监督、控制人民。两汉时期国家的统一、疆域的空前辽阔，使得刚刚构建起来的中央王朝很难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中国行政里中央集权的程度非常有限”[160]。中央政权要实现长久的、安定的统治，就需要中坚社会势力的配合。

“从汉唐的历史演进来看，社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历史重大转折之际往往左右着国家的选择，社会是一江外表波澜不惊而底流深沉、潜力强劲的水，它托载着有时又试图颠覆航行其上的国家之舟。”[161]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是汉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对此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国家的政治模式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中坚社会势力的发展演进，则构成了两汉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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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增贵：《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与官僚化》，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1986年。由于豪族的研究产生了不少争论，刘增贵认为“这些争论固然因为取径的差异，但一部分也由于他们对豪族的意指有所不同之故”。豪族“几乎是汉代各种社会势力的总称”（见该文第9—10页）。意即“豪族”没有一个确定的界定。

[2] 瞿同祖认为，豪族的共同性在于“这些家族具有一种共同的力量——经济实力”，（《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65页）。

[3]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37、60页。

[4]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5]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123—137页。

[6] 毛汉光先生就认为党锢之祸后被禁锢的士人成了一种社会势力，“卷入党锢事件的士，纷返故里，他们有的是社会领袖，有社会势力。”（《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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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崔向东：《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

[143] 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逝》2010年第6期。

[144] 刘增贵将汉代的豪族分为四类，分别是豪强类、大姓类、名族类、豪富类，认为要找出同时符合四类标准的豪族是很难的。所以，以豪族来进行的宏观研究，而不是有区别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偏差。另外，单家出身的士大夫或者家族势力不大的名士，有时候很难用豪族来概括。同时，出身世家大族的士大夫还会举荐一些出身低微的有才能者进入国家政权，这些身份低微者也无法用豪族来界定。

[145]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第48—86页。

[146]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4页。

[147] 上田早苗：《巴蜀的豪族与国家权力》，转引自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第41页。

[148]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78—79页。

[149] 马彪：《论秦汉异同与士大夫的社会平衡机制》，载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第315页。

[150] 《汉书》卷84《翟方进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27页。

[151] 《后汉书》卷22《杜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6页。

[152] 《三国志》卷17《魏书·张辽传》，第517页。

[153] 《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7页。

[154]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第8页。

[155] 《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第193页。

[156]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陈俊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

[157] 陈启云：《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5页。

[158]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54页。

[159] 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第56页。

[160]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161] 牟发松：《传统中国的“社会”在哪里》，载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