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由

近几十年来，关于社会势力阶层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并取得了很多成就。钱穆、许倬云、陈启云、毛汉光、李开元等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势力间的关系问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杨联陞、何兹全、刘增贵、崔向东、马彪、王彦辉等学者则分别从豪族、豪民的角度论述了国家与社会势力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宇都宫清吉、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汉代的豪族。

关于两汉的社会势力阶层，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豪族冠之，无论是官僚、地方豪强大族、士大夫、儒士、富商，统统都包括进豪族这一概念之中（如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各种研究成果中对于豪族的界定又是各执己见，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豪族的概念与研究范畴。刘增贵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与官僚化》[1]中检索了前四史中各种关于豪族的词语并进行了分类，得出汉代存在四类豪族的标准，并认为要找出同时符合四类标准的豪族是很难的。所以，“豪族”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豪族具体的研究范畴也不好确定。

以“豪族”为题的研究，其所凸显的是作为社会势力的宗族势力的强大，重视了汉代社会势力的共同性——“豪”[2]，有其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忽略了各种社会势力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在两汉历史上的影响。这种过于庞大的研究视角，并不能使研究着眼于具体的对象，不能明了两汉时期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

关于“士族”，虽然毛汉光对士族的解释是三世中有两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但是针对魏晋隋唐时期的研究，并且毛汉光也认为两汉不能称为士族时期。[3]唐长孺认为：“士族的形成是在魏晋。”[4]且在前四史中，并没有出现“士族”一说，而在《晋书》中，也仅有三次，一次是在《许迈传》，其他两次则在载记中。所以，汉代的社会阶层是不能用士族来统称的。

据毛汉光对魏、蜀、吴三国建国之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的分析，在三国建国初期的官僚中，平民出身的官僚占多数，魏、蜀、吴的比例分别是56.5%、38.3%、66.2%。毛汉光进一步研究认为，单士在平民出身的官吏中占的比例又很高，魏、蜀、吴分别是47.3%、35.5%、42.6%，[5]而这些单士都是经历东汉而来。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用“士族”或者“豪族”这样的概念来研究东汉的社会势力[6]，就会显得不全面，也无法全面地展现两汉的历史风貌。因为在两汉的历史上，不仅仅有许多大族在活动，也有许多所谓的“单士”在活动，而这些单士和有族势之士大夫一起，构成了两汉历史的主要内容。

两汉虽然是士族的萌芽时期，但也可以明确地说，两汉不是士族时期。那么对于这个士族的萌芽时期，我们用什么名字来称呼呢？这个时期是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值得我们发现呢？如果一味地循着前人的步伐，那么历史研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笔者在阅读文献和学术著作时思考：士大夫还有其社会阶层性，两汉时期还存在着士大夫这样一个阶层。

本书对汉代士大夫的研究，不是以宗族的角度，而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进行的。所以，本书使用了“士大夫阶层”这个概念而不是“豪族”或者“士族”，是为了凸显士大夫之间的联系以及士大夫阶层与汉代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非士大夫个人的宗族血缘势力。对士大夫这方面的，目前的研究还不够。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有着深远的影响。阎步克认为：“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富于特征性的现象。它是了解这个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之一。”[7]所以，对士大夫的专门研究，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和明晰。尤其是汉代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发展演变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经过收集史料和思考后，逐渐有了一个线索。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演变构成了两汉历史的重要内容，士大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汉代国家政权的中坚社会势力，其发展演变也对两汉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