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西北”地理景观与历史文化认同
顾颉刚在考察日记中描写的地理景观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有黄河、鸟鼠山、渭水源、朱圉、西倾山、马兰花等；人文景观有拉卜楞寺、秦长城、哥舒碑、黄河铁桥、羊皮筏、水车、寺庙等。
山河花木，均属自然景观。但自然景观也有历史，乃因自然作为人类生活之环境，人不得不将其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等感情投射到它的身上，所谓山河含悲、草木有情，均属此意。但对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来说，山河草木等自然景观，经过一代代文人学士的妙笔修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见证了这民族兴衰多难的沧桑历史，积淀着深厚的民族记忆，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百折不回的坚韧品性。顾颉刚于1938年7月22日到永靖县积石山，探访《禹贡》所记“河源”，见黄河蜿蜒出峡，积石巍峨雄伟。顾颉刚这次对“河源”的探访，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览，而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寻根与祭奠。这在日军侵略的背景下，更能说明他的心理动机。正如陪同游览的王树民所说：“《禹贡》首著‘积石’之名，可征先民足迹所至之远，观之自激发高度之民族自豪感！”[8]而顾颉刚游兰州河口所作“黄河夜泻千峰雨，迸作金戈铁马声”诗句，以“金戈铁马”来形容黄河气势之大，让人想到光未然《黄河吟》、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等。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这条与民族一样悠久的河，与这个民族一样愤怒地咆哮了。
西倾、朱圉、鸟鼠诸山，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说明这些山虽非名山，但是它们以悠久的历史，陪伴与呵护了中华先民的成长。正如顾颉刚的感叹与疑问那样，在《尚书》成书的时代，中原文化尚未远播之际，有人能以“朱圉”如此文雅的字眼来命名此山，既让人不可思议，也让人感叹祖先的智慧；同样，通过对“鸟鼠山”命名由来的考察，让我们知道了这山的悠久历史。
与自然景观相比，人文景观因其凝聚了人的劳动与智慧，更是一个民族永不磨灭的标记。顾颉刚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先民之遗产。或建筑之伟，或雕刻之细，或日用器皿之制造，或文字图画之记录，莫不使我侪见之惊心动魄，叹祖宗贻我之厚如此。”[9]
顾颉刚在夏河游览了拉卜楞寺，不仅在日记中有周详的记载，后来又在《拉卜楞一瞥》一文中这样盛赞它：“拉卜楞寺则在一个盆地上，四面是山，中间很匀称的分布着金瓦和琉璃瓦的高伟建筑，土人称这形势为‘金盆养鱼’，好像各色金鱼浮在一个盆里似的，非常好看……金光灿烂，比了北平的皇宫还要庄严美丽。”[10]
顾颉刚在甘肃渭源县和兰州市两地见到了秦长城遗址，当他看到在这荒野之中横亘了几千年的城墙上“版筑之迹宛然如新”，这时，他与建造这一人类奇迹工程而死去的祖先，是如何的接近。“南望漳岷，万山攒聚，高直摩天，于狂风怒号之中更显其岳岳之姿。”这山峦，仿佛是驻守长城一线的士兵，以凛然不可侵犯的雄姿，守卫边疆。长城在这里已不是一个历史遗迹，而是抗敌御辱的“战士”。正如闻一多在《长城下之哀歌》一诗中所写，长城是五千年文化的纪念碑，是伟大的民族的伟大标志，又是旧中华的墓碑，守着那九曲的黄河。
大西北人文景观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多民族的人口地理构成。顾颉刚作为边疆史地研究的专家，除了对各民族的信仰、风俗、民性等留意观察外，更是在抗战的背景下，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出发，对解决甘肃乃至西北的民族问题提出他的看法。一方面，他对一些地方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深感欣慰，另一方面，他对因历史原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造成的民族冲突与隔阂，深感忧虑。1938年3月1日，他给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汇报工作时说：“康乐为回、汉杂居之邑，回居十之六，汉居十之四。年来回教人士颇有觉悟，自办学校，颂习汉文，并有将《可兰经》译成汉文，将来即念汉文经典之拟议，回、汉间感情亦甚融洽，地方公务均达到合作之地步，前途甚可乐观。”[11]“刚未到藏地时总以为藏民尚保持野蛮之习惯，未受文化之陶冶。及亲涉其地，见其平民彬彬有礼貌，无赤贫之家，其寺院则精美弘伟，逾于皇宫，其喇嘛则埋头治学，献其全生命于经典，为之瞿然以惊，皇然以惭。藏民性情宽大，易于接受外来文化，唯以汉人与之往来太少……一时不易接受现代教育。”
6月29日日记又说：“盖甘肃居民有汉、回、藏、蒙四族，除蒙族以人数不多，且以崇信喇嘛教故已同化于藏族之外，汉、回、藏三方势均力敌，种族宗教既殊，加以交通不便，不明外间情形，不知天地之大，心思恒多窄隘，遂致日以寻仇为事。”他认为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办法，是针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发展教育，尤其是社会教育，使之具有国家观念、团结意识：“西北今日有无数人得不着受教育之机会，若任其自然，则以彼勇悍之风，偏狭之性，实足增加国家民族之危险性，结果亦非彼中领导人物自身之利益……本会工作倘能向此目标而奔赴，汉、回、藏三方自能以教育相同而达思想相同，因思想相同而情感互通，因情感互通而团结为一体，如是则教育之功用圆满达到国家固享无穷之利，而本会补助之经费得千万百倍之效果矣。”
顾颉刚在抗战期间对“秦陇”景观的描写，从个人潜意识的角度来说，是他在对这些类似故乡——“江南”的风景描写中，寻得了心理上的安慰，以减轻他背井离乡的痛苦；而从唤醒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说，顾颉刚以他中国历史地理学专家的身份，深知地理景观在民族认同中的意义——地理景观也是想象“民族共同体”的一种媒介。“很显然，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12]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引闻一多《我是中国人》的诗句所说，“戈壁”的沉默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气质，“黄河”的颜色也浸透到炎黄子孙的肤色中去了。在此，地理景观已经和整个民族完美地融合为一体了。
[1] 周作人：《日记与尺牍》，《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 阿英：《论日记文学》，《阿英全集》（附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3]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3页。
[4] 蒋经国：《伟大的西北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5] 顾颉刚：《甘青闻见记·西北考察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为行文方便，下文凡引《西北考察日记》，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标注。
[6] 顾颉刚：《甘青闻见记·西北考察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7] 顾颉刚：《甘青闻见记·西北考察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8] 王树民：《甘青闻见记·陇游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9] 顾颉刚：《人间山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0] 顾颉刚：《人间山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11]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9页。
[12]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