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比较视域对比较文学在学科成立的基点上呈现出重要的意义，正是比较视域在本体论上把比较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学研究（国别文学研究）界分开来，所以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比较视域的内质？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个学理性的总纳性分析以澄明于学术界。

第一，“一个本体”与“两个学贯”。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研究主体拥有的一种重要的学术能力和学术眼光，它是由研究主体多年对东西方文化营养的刻苦汲取及在自身知识结构中的厚重积累而形成，比较视域内质的最高层面用八个字来概述，就是“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这两个学贯。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除了白璧德的中国弟子及其学衡派肇始者之外，还有王国维、胡适、鲁迅、辜鸿铭、陈寅恪、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季羡林等，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比较文学研究大师，无不是在“两个学贯”上成就了自己的学术眼光，所以比较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养所在。每当我们提及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一个本体”时，指的就是比较视域。

这就要求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注意自身东西方学养的积累，成功的比较文学研究文章或著作，都是研究主体积累于自身比较视域中的东西方学养在研究文本中的学术化显现。当然，我们不可能苛求当代每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可能达到上述那些大师们所拥有的“两个学贯”，但刻苦汲取东西方文化营养、积累厚重的东西方知识结构以形成主体自身的比较视域，向“两个学贯”接近，这是每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所应该努力的。初唐学者孔颖达言“颐者，颐养也。”[39]我们认为，比较视域的形成、颐养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生的艰苦历程，这也决定比较文学虽然是当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主流学科，但绝对不能作短期的炒作。

第二，“三个关系”与“四个跨越”。由于“两个学贯”是比较文学“一个本体”——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因此“三个关系”与“四个跨越”也必然成为比较视域内质的重要因素。

我们都知道比较文学研究正是把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作为研究客体，才得以使自身在学科上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区分开来。当然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一篇文章能够把一个“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客体，这样就有展开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如果一篇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既是跨学科关系的，又同时可能把双方的材料事实关系与美学价值关系带入其中，这样的视域更为开阔，也更有说服力，如钱钟书的《读〈拉奥孔〉》。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三个关系”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但“三个关系”是依凭于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而成立的，所以从根本的意义上来看，“三个关系”还是属于比较视域的内质，是比较视域内在的“三个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外化出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如果没有比较视域或研究视域中本身就缺少内在的“三个关系”，作为研究客体的“三个关系”还是无法成立。“四个跨越”也是如此，是比较视域的重要内质之一，如果一位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视域的内部没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或跨学科，那么“三个关系”也无法作为客体成立，这样的文学研究还是一元视角的民族文学研究或国别文学研究。我们说为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成立在于主体定位，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学科身份的成立在于客体定位，原因就在这里。一些学者很容易把“三个关系”与“四个跨越”理解为比较文学研究操用的一种外在的方法论，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在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三个关系”与“四个跨越”看视为研究主体积淀在自身知识结构中学术能力和学术眼光的一个部分，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整体过程中，虽然“三个关系”与“四个跨越”最终表现为客观现象，但这是研究主体比较视域内质的外化显现。

第三，“汇通性”与“体系化”。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研究得以展开的“一个本体”，而“两个学贯”、“三个关系”、“四个跨越”是比较视域的内质，这就决定“两个学贯”、“三个关系”、“四个跨越”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东西方文化与学术知识积淀于主体知识结构中的内在汇通性与体系化，这种内在的汇通性与体系化既是比较视域的内质，又推动着比较视域的形成。

比较文学研究者对两个民族文学之间关系的汇通性研究，虽然最终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文本上，但首先是在主体自身知识结构内部完成的。当我们赞赏、慨叹钱钟书把东西方文化及学术知识在《通感》、《诗可以怨》与《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文本中汇通得那么自恰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汇通首先是在研究主体知识结构的内部完成的，这三篇文章仅是钱钟书把东西方文化及学术知识在自身知识结构中咀嚼、消化、汇通后，通过自身的学术行动把其外化、文本化，显现为一种文本形式。钱钟书在给郑朝宗的信中认为他本人的文学研究就是“打通”，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把中国诗词与小说打通。这里的“打通”就是“汇通”，是在比较视域——主体知识结构内部的“打通”。

从阐释学的理论上讲，研究主体要获取一种纯正的比较视域，必须对纳入自身知识结构的东西方文化及学术知识进行咀嚼、消化，在咀嚼、消化中对其重组使其体系化，这种咀嚼、消化也是东西方文化及学术知识在主体知识结构中进行对话、阐释与互动的过程，最后的重组即意味着汇通与体系化的可能。陈寅恪对此曾有着极为精彩的学术体验：“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40]

比较视域的内在汇通性与体系化也决定比较文学不是在表面上寻找相似的文学比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41]我们不妨把“境界”这个术语挪移到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来，比较文学研究也有自身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东西方文化与学术知识在主体知识结构中汇通、体系化所形成的比较视域，即王国维所言的“意与境浑”。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境界”与“意境”是两个略有不同的概念，我们还是把境界用于比较文学研究。王国维曾用“隔”与“不隔”来区分意境的高下，我们在这里用“隔”与“不隔”来区分比较文学研究境界的高下。以比较视域为本体的、真正汇通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确拥有一种很高的境界，东西方文化与学术知识在这里是体系化的，是“不隔”的，而文学比较缺少东西方文化与学术知识的汇通性及体系化，没有境界，所以让人读上去感到“隔”。王国维认为有“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之分，我们认为有“比较文学之境”与“文学比较之境”的区分，前者是内在的自然流露，后者是外表的硬性类比和拼凑。

汇通性的背后就是体系化。我们对国内外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拣选后，发现这些研究成果都拥有自身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即跨民族与跨学科的东西方知识在这里不再是硬性的拼凑，而是一种完满的、有机结合后的次序化。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形成后能否拥有这种次序化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较文学界有许多学者都在强调这一点。雷马克以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一篇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历史材料来源的论文（除非它的重点在另一国之上），只有把史学与文学作为研究的主要两极，只有对历史事实或历史记载及其在文学方面的采用进行体系化的比较和评价，并且体系化地取得了适用于文学和历史双方要求的结论，这篇论文才是‘比较文学’。”[42]杨周翰也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该在意识的自觉上追求系统性：“比较是表述文学发展、评论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我们在评论作家、叙述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我们应当提倡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43]这里的系统性指的就是体系化，主体在比较视域中使东西方文化与学术知识进行互动、对话、阐释与汇通，寻找共同的“文心”与“诗心”，然后体系化地整合出一种新的思想，即“to make something new”。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所给予肯定的：“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44]如果东西方文化与学术知识在研究主体的视域中没有汇通，其呈现在研究文本中必然是零散的、破碎的与拼凑的，因此不仅缺少整体感而且没有体系化，也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

罗素对西方经院哲学家弗兰西斯教团的罗吉尔·培根有过这样一个评价：“他的学识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没有体系性。”[45]我们认为，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识不仅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而且他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有体系性的。从学科性质来看，比较文学的确是一门精英的学科，正如法国学者布吕奈尔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所言：“人们可以在法国的几个讲坛上用金光闪闪的字母刻上让·法布尔（Jean Fabre）的这句话：‘比较文学是一个加冕的学科’。”[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