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一些学者把“比较”作为一个日常用语来误读，以至无法对比较文学的学理获取正确的把握，又缺少比较文学研究展开的本体视域——比较视域，所以多少年来比较文学界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东西方学术界共同存在的现象。1951年，法国学者伽列在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所著《比较文学》一书的初版序言中声明：“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问题并不在于将高乃依与拉辛、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旧辞藻之间的平行现象简单地搬到外国文学的领域中去。我们不大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35]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学贯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型学者，1919年在美国时也曾由吴宓引见于白璧德教授，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也就这种“文学比较”的穿凿附会现象提出过自己真知灼见的看法：“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文学之真谛。盖此称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哥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谓研究可言矣。”[36]伽列反对以高乃依比拉辛，拒绝以伏尔泰比卢梭；陈寅恪拒绝以荷马比屈原，反对以孔子比哥德，不是没有道理的。比较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界崛起以来，为什么多次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关键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较之于比较文学，文学比较又有怎样的学术误区呢？台湾学者周英雄曾举例就文学比较把表面的“皮毛”进行“比较”谈出自己的看法：“《二刻拍案》与《李尔王》的情节有许多相像之处：主要都是描写一父三女之间的冲突，父亲把家产转手给女儿，但却换得无所终老的下场。基本上探讨的都是两代之间恩怨，父慈而子不孝，以及所引起的最终报应。如果我们把这种‘皮毛’的比较当做是一种比较文学研究，那这种比较就非常肤浅而且无意义；因为光就父亲与三个女儿之间的关系，作饾饤的排比，成果显然将是浅陋而无法深入的，因此我们应该就这表面的共同点，进一步将两个主题，放进各别不同的文化系统，再就这两个不同的符号后所代表的文化系统加以比较，以观察两者有何异同之处，甚至进而窥测广义的文学社会意义。”[37]

在《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中，张隆溪也曾提到钱钟书对比较文学的一个精辟的看法：“钱钟书先生借用法国已故比较学者伽列（J.M.Carré）的话说：‘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n’est pas la comparaison littéraire）。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比较文学的概念，有人抽取一些表面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中外文学作品加以比较，即无理论的阐发，又没有什么深入的结论，为比较而比较，这种‘文学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38]的确正如钱钟书所说，文学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理由在于：文学比较仅从表面的皮毛上对两种文学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类比，容易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其结论过于生硬而简单，并且会产生一些学术结论上的笑话。文学比较不可能把比较视域作为研究工作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无法追寻到中外文学结构内部的共同规律，因此所推出的结论没有普遍性，缺少说服力，并且文学比较也缺少比较视域对中外文学进行内在汇通的体系化，表现为一种结论上的武断与零散。由于文学比较缺少学理上的科学性，随意性太大，因此“拉郎配”、“乱点鸳鸯谱”与“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经常出现，这不仅没有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扰乱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正常视域。

的确，比较文学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一位地道的、职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本体论上定位于比较视域，对两种民族文学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体系化的内在汇通。所以判断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在学科上属于比较文学，不在于这篇文章、这部著作是否在命题及内容中使用了“比较”两字，而在于判定研究主体是否把比较视域作为研究展开的本体，是否对他所研究的两种民族文学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了体系化的、内在性的汇通。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吴宓的《〈红楼梦〉新谈》、李健吾的《咀华二集》、伍蠡甫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通感》、杨周翰的《攻玉集》等，我们无法直接从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命题上提取“比较”两字，但这些文章、著作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文本。反之，在命题与内容上频繁使用“比较”两字的文章和著作，其并非在学科规范上合乎于比较文学，很可能是文学比较。艾田伯在《比较不是理由》一文中主张把法国学派的历史实证与美国学派的美学批评两种方法整合起来，这一表述受到中西比较文学界众多学者的喝彩，但是艾田伯的精彩之处更在于，在“比较不是理由”的口号下，让比较文学研究者领悟到从日常用语的字面上提取的“比较”意义的确不是比较文学成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