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山集》案始末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继庄廷鑨《明史》案之后康熙朝又一大文字狱，牵连名士众多，对士林影响极大，而与本书所论对象“桐城派早期作家”的关系尤深。此一劫难，不仅使这一群体中绝大多数成员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为人、为文的信条。关于《南山集》案之经过、成因与影响，古今学者多有论述。如乾隆间全祖望有《江浙两大狱记》，但此文未引证史料，较为简略。清末无名氏《记方戴两家书案》增入赵申乔奏折与刑部题本、康熙谕旨，对此案作了详细描述，但其中某些论断，未尽客观。当代法国学者戴廷杰所作《戴名世年谱》，于此案前后细节，考证最为详确。此外，又有王树民《〈南山集〉案的透视》（《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刘跃进《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炎黄春秋》1993年第4期），严迪昌《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 （《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关爱和《〈南山集〉案与清代士人的心路历程——以戴名世、方苞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张兵、张毓洲《〈南山集〉案与桐城戴氏家族的衰落》（《文史哲》2009年第3期），张毓洲《〈南山集〉案与方苞人生及心态的变化》（《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等文，从不同角度对此案的成因与影响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意见。《南山集》案经此数家阐发，似已剩义无多，但《南山集》案与当日政坛之关系，极为复杂微妙，正如雍正登基后亲口对方苞所言“汝昔得罪，中有隐情”，而“先帝未悉汝情”,[138]也即此案之内情，连康熙都不甚清楚。因此，此案之前因后果，仍有进一步梳理、探讨的必要。以下即拟在前人基础上，分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 官方档案记载中的《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二日赵申乔上疏，历经二年余，于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定谳。据现有文献，此案从发起到审结的大致经过如下。
（一）康熙五十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言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并言自己参奏戴名世，是将“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139]
（二）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刑部上《南山集》案初审题本。[140]题本中录戴名世等供词，并初步为各人定罪、拟定刑罚。戴名世初拟罪责、刑罚为：“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年号等大逆之语。依律，大逆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岁以下男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据此，戴名世依律凌迟处死，家产入官。安徽巡抚解来戴名世之弟戴平世，依律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俱查拿送部，依律立斩。戴名世之母女、妻妾、姊妹、子女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依律给付功臣为奴。”
方孝标及方氏族人初拟罪责、刑罚为：“方孝标身受国恩，已为翰林，因犯罪发谴宁古塔，蒙宽宥释，归顺吴逆为伪官，迨其投诚，又蒙洪恩免罪，不改悖逆之心，尊崇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书记刊刻遗留，大逆已极。方孝标依大逆律凌迟，今已身死，咨行该巡抚剉碎其尸，财产入官。方孝标之子方登峄，安徽巡抚解来方孝标之子方云旅、孙方世槱，照律皆斩立决。方孝标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俱查出送部，依律斩决。方孝标之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方孝标族人干连大逆之罪，依律发遣宁古塔，着交江宁、安徽巡抚，桐城、江宁两县，所有方孝标族人不论已未服尽，逐一严查，有职衔者革退，除已嫁出之女外，一并发遣黑龙江、宁古塔将军处，酌情拨与乌喇、宁古塔、伯都讷等处安插。”
为《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出资刊刻《南山集》的方正玉、尤云鹗初拟罪责、刑罚为：“应将伊等照诽谤朝廷律，汪灏、方苞应绞立决，方正玉、尤云鹗闻捕自行投首，依律减二等，徒三年，惟因伊等与戴名世同伙行事，将伊等妻子一并发往宁古塔。”
与戴名世有较多文字交往的刘岩之初拟罪责、刑罚为：“以知大逆之情不报，依律革职，佥妻流三千里，至配处仗百折四十板。”
《南山集》内所涉及韩菼、赵士麟、刘灏、王英谋、汪份等三十七人，初审结果为：“经查俱系讨论诗文，并无悖乱言语，无庸议。”王源、朱书病故，初审结果为“无庸议”。《南山集》中六封有“大逆之言”的书信所涉及的余湛、许登逢、刘齐、刘献廷、钟山、柱钟，因未查拿到案，故未拟定对其的刑罚。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刑部以《南山集》案题本请旨，得旨曰：“此事著问九卿具奏。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141]
（三）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四日，刑部等衙门再以戴名世等一案请旨。上谕曰：“案内拟绞之汪灏，在内廷纂修年久，已经革职，著从宽免死。但令家口入旗。方登峄之父，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仍留在本处，则为乱阶矣。将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为允当。此事所关甚大，本交内阁收贮，另行启奏。”[142]
（四）从康熙五十年年底到康熙五十二年年初，诸涉案人员在刑部狱度过了一年多时间。对诸人来说，两年余的缧绁生活，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生命经历。狱中所见的种种，使得他们较为深入地理解、认识到了丹铅笔墨、诗酒唱酬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即方苞出狱后在《狱中杂记》中所写的一个老吏弄法、大盗与狱卒表里为奸、疾疫交作的“人间地狱”。从诸人现存狱中诗作来看，在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面前，他们共同的感受是惊疑、愤懑，如方登峄《述怀》诗：“我生及祸枢，忧患忽然得。愀愀一室中，风雨鸣贯銕。眈眈狱吏尊，陵厉到琐屑。婉颜对童仆，触语防眥裂。背灼六月暄，衣揾三冬雪。夜雀等哀猿，寒膏半明灭。魂飞汤火深，悠然念古哲。身世昧蓍龟，虫鱼堕缧绁。闻鬼鬼为邻，呼天天雨血。”[143]“虫鱼堕缧绁”,“呼天天雨血”，可见方氏对自己因父辈文字而卷入祸事的命运，感到极为痛心又无能为力。又如戴名世狱中曾有《遥和友人讌集醉后之作八首》[144]，第六首言：“何曾一饭恩常负，岂料衰年祸乃迁？无力能填精卫海，有言空问屈平天。桂焚势及琼林尽，云起偏遮皓月圆。一夕忽成千古恨，厉阶谁实始丹铅？”中间两联，以近乎直白的方式叙说了自己内心的不平，在他看来，这一案件中，自己是被冤屈的，而受冤的原因，是小人用事，“云起偏遮皓月圆”。基于这种认识，戴名世仍有对“皇恩”的企盼，如《遥和友人讌集醉后之作八首》第三首：“长系年余身向在，尧仁千古仰宽容。”第八首：“忽觉韶光成往事，可能宽政得新霑。”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云开雾散，恢复自由之身。
（五）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温达等以刑部等衙门审拟戴名世私造《南山集》，照大逆例凌迟一案请旨。上谕曰：“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槱、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145]次日，刑部奉旨，依次对各人施以刑罚。戴名世于二月初十日就刑，方孝标嫡子方云旅、方登峄，嫡孙方世庄、方式康、方世槱、方式济及其家人徙边，方孝标侄子、侄孙及其家人隶旗籍。戴名世叔父戴砢、弟戴平世，以及此案所涉之方苞、汪灏、方正玉、刘岩、许登逢及其家人隶旗籍。
（六）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圣祖崩逝。十一月二十日，世宗即皇帝位，颁布恩诏，以族人罪犯牵连入旗者，赦归原籍。雍正元年三月三日，刑部以《南山集》所涉及诸入旗罪人应援恩诏，免罪释放回籍一事请旨，得旨“依议”。[146]《南山集》案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二 《南山集》案的政治背景
《南山集》案由“不谨”之文字引发，主要案犯均为士林名流，因此史家一般将其定性为“文字狱”。但是，此案与一般的文字之祸又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了解《南山集》案发生的背景，现将《南山集》案发前后，与《南山集》案有关的重要政治事件列举如下。
（一）储位之争
康熙诸皇子对储位的争夺，是康熙朝中后期政坛上一件大事。诸子培植党羽之举，在康熙三十年以后已露端倪。除太子外，诸皇子中，皇八子、皇四子、皇十四子，也都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康熙四十二年五月，索额图以“结党妄行、议论国事”的罪名被拘禁，不久即死于幽禁之所。[147]五年以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才向臣下宣告索额图得罪的真实原因，是拥护太子图谋皇位：“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148]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太子之图谋再次被发觉，于是康熙有首次废太子之举。但与此同时，又严厉斥责了希图取太子而代之的皇长子、皇八子，并将图谋杀害太子的皇长子革爵幽禁。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令诸大臣保举可立为太子者。康熙本意乃复立太子，但公开推举的结果，是诸臣均同意皇八子为储。由此，康熙对拥护皇八子的国戚佟国维，大臣马齐、揆叙、王鸿绪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训诫、惩罚。[149]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太子复立。然而，复立以后的太子并不安分，康熙五十年十月，鄂善、耿额、齐世武、悟礼等因与太子“援结朋党”而被锁拿。次年四月，康熙再次打击太子一党的托合齐、齐世武等。托合齐以结党会饮、贪污不法两项罪名下狱，被判凌迟，后死于狱中。齐世武亦被拟处绞刑。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康熙帝宣布再废太子，并回绝了臣下早日立储的请求，决心不再轻提立储之事。诸皇子的储位之争，进入了另一个暗流涌动的阶段。
（二）一念和尚、大岚山贼与“朱三太子”
康熙在对臣下谈及《南山集》案时，曾言方孝标与“伪朱三太子”一案有牵连。按一念和尚案、大岚山贼案与朱三太子案，是康熙四十六、四十七年间的几件“谋反”大案。一念和尚与“大岚山贼”聚众起事，均打着故明皇室的旗号，而“朱三太子”则确为崇祯之子。此三案的集中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清廷此时虽已完成国土的统一，但在收拾人心方面，尚有不得力处。三案的具体情形，前人多有考述，现结合当日档案史料，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一念和尚，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引邓祥麟《挽一念和尚并序》，其人为明末清初金陵人，世承指挥使。崇祯十七年后出家为僧，后长期居于湖南新宁放生阁，于康熙九年圆寂，年七十五。一念性情“豪侠旷达”，又能诗，交游甚广。邓之诚认为“其人必有过人之才，好为人假以号召”[150]，也即康熙四十六年“一念和尚”案，乃是“借名”。从一念曾为皇帝近臣，国变后又坚守遗民气节的行为来看，此人忠于故明，或许暗中亦有谋划复国之举。后人借其名号起事，也在情理之中。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州城北门外有大批民众，“红布裹头，竖旗聚集，声言欲入州城劫库”,[151]后四散逃去。为官兵所获者，供出背后主事者为“一念和尚”，通过“给劄”即委派官职的方式来聚集力量。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一念和尚”被拿到案。[152]案件交由正在浙江审理“大岚山贼”案的户部侍郎穆丹一并处置。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九卿议覆，“散布伪劄”的“一念和尚”等三人应即凌迟处死，容留“一念和尚”的陈赓元等流放宁古塔，康熙从之。[153]四十八年正月，“一念和尚”手下“擅称大明天德年号，妄题诗句，摇惑人心”的朱永祚被凌迟处死。[154]
“大岚山贼”活动的时间，要早于“一念和尚”。大岚山在浙江宁波、余姚之交界处，“地处深山险要，而山顶平广”,[155]从东晋时起即常为民众起义的据点。顺治初，有王翊领导的抗清武装在此驻扎，直至顺治八年方被镇压。顺治十三年，又有龚万里在此聚众起义，反抗政府。康熙四十年左右，宁波人叶伯玉等又谋起事，叶氏于康熙四十六年在江宁被官府拿获。[156]康熙四十七年正月，浙江巡抚王然疏报，有“大岚山贼”在嵊县、慈溪、上虞一带活动，官兵斩杀四人，捕获十五人。[157]次月，王然又报，续获“大岚山贼”周天祥、朱飞虎、张念一、张念二等。[158]康熙派户部侍郎穆丹会同浙江巡抚审理此案。据曹寅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二十日密奏，[159]张念一、张念二等号称奉“朱三太子”起事，实则并不认识“朱三太子”，不过“借端煽惑，恐吓愚民”。但张念一同党叶伯玉，则与朱三太子之次子相熟。曹寅此奏又称，张念一、张念二虽奉故明旗号，但与“一念和尚”并无关系，两派人乃各自起事。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叶伯玉所认识的“朱三太子”在山东拿获。同年六月，九卿两次商议对“大岚山贼”及“朱三太子”的处罚，[160]最后得旨，在浙江起事的董春园、张念一、张念二等七人凌迟处死，另二十一人立斩，其余流放宁古塔。在江苏起事的钱保等四人凌迟处死，另四十七人立斩，其余流放宁古塔。化名为王士元的“朱三太子”亦需“带至京城，问明正法”。[161]同年十月，“朱三太子”及其子孙均被斩决。
牵连进“大岚山贼”一案的“朱三太子”，尽管清廷最后认定为假冒，但后世史家大多认为是真正的崇祯之子。民国初年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162]曾以当日山东巡抚审理此案之奏折，以及此案中与“朱三太子”相识，案发后被流放宁古塔的康熙间举人李明远所作《张先生传》为基础，对此案进行过详细考证，认为康熙四十七年清廷所杀者乃崇祯第四子。结论确凿，迄今学界未有争议。孟森认为，“朱三太子”实为“康熙间人思明裔之一种公名”,[163]从康熙十二年起，民间即不断有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事之人，因其时崇祯太子已被杀，崇祯二子又在明亡前去世，“三太子”乃崇祯诸子中最年长者。又按孟森所考，崇祯之子，在甲申城破时尚存于人间者有太子、三子、四子。其中第四子，也即此案中的“朱三太子”，名朱慈焕，生于崇祯六年，甲戌城破时为李自成部下所掳，辗转逃至江南，曾剃发出家，后又还俗。因要掩饰身份，无法置办田产，只能四处漂泊，以教馆为生。在江南时化名王士元，在山东时则化名张潜斋。其人并无政治野心，但亦未能做到十分谨慎，其第二子娶叶伯玉之女，而叶氏与张念一等为同党，因此身份最终被识破。孟森认为，康熙令太监辨认，以此认定朱慈焕是“假冒”的说法，只是掩饰之辞，朱慈焕离开皇宫时不过十一岁，此时已经七十六岁，六十五年过去，即令是当日亲近之人，也难以辨识。实际上，康熙正是因为确信朱氏是真正的明室后裔，才将之杀害。
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曾谕令臣下访求明室裔孙，“俾其世守祀事”。[164]但十年之后，当真正的明室后裔现身时，却对其采取了斩草除根的决绝手段。我们认为，这一前后矛盾，正可以见出康熙对民间反清之力量，仍无绝对压制的把握。姚念慈在论及此事时提出，明皇子被杀害，或与康熙朝太子之废立有关。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后，才下定决心杀朱慈焕，是有感于明祚不绝，因此欲以此决绝手段“挽回天意”。[165]然而，康熙朝太子复立后又复废，杀前朝皇子并未能拯救本朝太子的命运。
（三）张伯行、噶礼互参案
与《南山集》案同时进行者，还有江苏巡抚张伯行与江南江西总督噶礼互参一案。共事之大员互相攻讦，在当日并不罕见，张伯行、噶礼互参，大致来说，亦属同僚间的矛盾，但因双方一为汉人，一为满人，张伯行又与江南士人多有交往，因此，这一事件似乎又与一般的同僚争斗有所不同。据《清实录》，其具体经过如下：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上任不久的江南江西总督的噶礼疏参江苏布政使宜思恭贪婪。康熙命户部尚书张鹏翮等审理此案，并将宜思恭革职，江苏巡抚于准解任，福建巡抚张伯行调补为江苏巡抚，苏州知府陈鹏年署理布政司事。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噶礼又请审追宜思恭任内亏空四十六万一千两。同年五月，张鹏翮审明宜思恭确有勒索贪污等事，宜思恭拟绞监候，并追比其亏空。原任江苏巡抚于准革职。同年闰七月，张伯行、陈鹏年议定藩库亏空赔补办法，请噶礼会题，在噶礼未回应的情况下上题本，过后发现噶礼并未画题。于是张伯行上疏自陈请罪。康熙认为这是两人不和的表现，并表明了自己不会袒护任何一方的态度。同年八月，张伯行以老病求罢，康熙慰留之。十一月，张鹏翮奏江南亏空案进展情况，直言此项亏空，因“挪作公用”。康熙亦知是南巡之过。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上疏参噶礼在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中贿卖举人。噶礼随后亦上疏劾张伯行七款罪行，其中包括专以著书、卖书为务，在配合刑部提审《南山集》案犯时掩护友人方苞等。同年二月，张伯行上疏自辩。二人均被解任，仍命张鹏翮往审此案。同年五月，宜思恭叩阍控告噶礼“需索银两，以至亏空”。同年六月，张鹏翮等拟定对张伯行、噶礼的处理办法，拟将张伯行革职，噶礼留任。康熙不从此议，令大学士九卿重议。同年十月，吏部议覆，仍拟将张伯行革职，而噶礼免议。康熙令再议。吏部再奏，拟将二人均革职。康熙谕令张伯行留任，而噶礼革职。
在此一案件处理过程中，康熙对张伯行、噶礼二人多次发表评价，认为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噶礼“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166]又认为二人相参，“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167]但康熙最终选择了维护清官张伯行：“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168]康熙这一决定，一方面表示自己作为天下之主，视满汉为一体，并不偏袒满人，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对清廉官员爱惜保全的态度。这一做法，也得到了江南士人的欢迎。
关于噶礼之结局，《清史稿》噶礼本传记载康熙五十三年，噶礼之母状告噶礼图谋弑母，其妻亦忤逆不孝等事，罪状核实后，噶礼被令自尽，其妻亦令从死。而据《清实录》，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康熙斥责嵩祝对皇命迁延推诿，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伊自谓能自守之人，乃趋奉二阿哥，隐匿得麟逃走之事，与噶礼结亲，自守者果如是乎？且索额图、噶礼，朕皆诛之，嵩祝岂更甚于索额图、噶礼，朕不能诛之乎？抑畏伊镶蓝旗之党乎？”[169]二阿哥即已废之皇太子，索额图为太子一党。嵩祝为镶蓝旗人，与在储位之争中拥立皇八子的“舅舅佟国维”同属一旗。按康熙此言，“与噶礼结亲”与“趋奉二阿哥”之间颇有关系，又将噶礼之死定位为“诛”，与“犯上”的索额图相提并论，可见噶礼之死，尚有更隐秘、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四）顺天、江南及福建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乡试，顺天、江南、福建均有弊案发生。据《清实录》，此三案具体情形如下：
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日，辛卯科顺天乡试主考官、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自陈此科所取中第一名举人查为仁，所书卷面籍贯“大兴”与底册“宛平”不符，榜发后又未到顺天府说明情弊，请刑部查究实情。查为仁随即逃逸，次年方被逮，与其父查日昌同下刑部狱。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刑部拟定查为仁案处理结果，查为仁卷乃请人做成后传递进场，查日昌主谋其事，拟斩监候；查为仁虽非主谋，但与其父通同一气，且案发后逃逸，拟绞监候。书役龚大业为其传递文章，拟绞监候；举人邵坡代其作文，拟革去举人，杖徙；监察御史常泰、李宏文失察，拟罚俸一年。康熙从之。除查为仁外，此科举人、原步兵统领托合齐之家人周三之子周启，亦有作弊情事。据刑部所奏，周启之弊发生在试卷誊录环节，后被人告发。周启之父在案发后，贿嘱狱吏将首告灭口，因此性质更为严重。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刑部会议周启案，周启之父已论斩，周启本人及说事通贿之谈汝龙、高岳，受赃之誊录所书吏何亮公，受卷所书吏钱灿如，均拟绞监候。代周启作文之王廷铨拟杖徒。受卷所官、唐县知县李嶟瑞降一级，罚俸一年。监试御史杨笃生、陈勋、阿尔赛、石芳柱各罚俸一年。康熙认为周三、周启，以微贱之身紊乱科举大典，情罪可恶，应加重处罚。谕令周三、周启俱着处斩，李嶟瑞、杨笃生、阿迩赛、石芳柱、陈勋等相关官员俱革职。鉴于辛卯科顺天乡试弊病极多，康熙下旨在畅春园亲自复试此科举人，并汰革五名复试不合格者。
康熙五十年十月甲子，辛卯科江南乡试主考左必蕃上疏称，乡试撤闱后，舆论哗传，新举人中，句容县知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及山阳县知县方名所荐之程光奎，皆为“不通文理之人”，其中情弊不明，请求彻查。之后江苏巡抚张伯行也奏报，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苏州有数百士子“抬拥财神，直入学门口，称科场不公，务求申详”。[170]康熙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主审此案之张鹏翮奏言审理结果，贿买举人之吴泌、程光奎拟绞监候，收受贿赂之副主考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拟革职充军，主考左必蕃拟革职。康熙认为此一审理殊为草草，令张廷枢、穆和伦再审。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九卿议覆，副主考赵晋“擅通关节、大干法纪”，应依顺治十四年丁酉江南乡试例，改斩立决。呈荐吴泌试卷之同考官王曰俞、呈荐程光奎试卷之同考官方名，改斩立决。吴泌贿赂俞继祖等在赵晋、吴泌间传话，均拟绞监候。程光奎在贡院预先埋藏文字，入场后抄写，又与考官交通，拟绞监候。此外，此科又有倩人代笔中式之徐宗轼，及夹带文字中式之席玕，均革去功名，并枷责。主考左必蕃虽未参与弊案，但一科中出现四件弊案，“失于觉察”，应革职。[171]这一判罚，得到了康熙的认可。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在议覆江南科场案的同一天，九卿又议辛卯科福建科场贿通案，将通关节之同考官吴肇中拟斩立决，贿赂考官之新举人王汤三、说事通贿之林英拟绞监候，此科正、副主考考官革职。[172]
文风最盛的南闱、天子脚下的北闱同时出现弊案，此一情形令人联想到顺治十四年蔓延南北的科场案。顺治十四年科场案，牵连众多，手段严厉，既有肃清科场风气的用意，又收到了打击汉族文人的客观效果。五十年后，清廷统治已较顺治十四年时稳定得多，因此，处理手段也较当年柔和。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文人卷入这一风波。如江南科场案发生后，康熙以左必蕃、赵晋事询问李光地，李光地密奏言此次科场中，编修杨绪与赵晋“实相表里”。[173]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康熙问大臣杨绪为人，大学士等奏曰“杨绪为人甚不端”。康熙又令诸臣检举翰林中行止不端之人，得钱名世、王式丹、贾国维、贾兆凤四人。于是杨、钱、王、二贾均遭革职。[174]此数人中，王式丹、钱名世与获罪之江南副主考赵晋为康熙四十二年会试同年，王式丹为状元，赵晋为榜眼，钱名世为探花。贾国维为康熙四十五年会试探花，贾兆凤为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解元。加上此时因《南山集》案下在刑部狱中的康熙四十八年会试榜眼戴名世、康熙三十八年江南乡试解元方苞，此一情形，如戴廷杰在《戴名世年谱》中所言，是“巍科名士，沉浮风涛”[175]，对于士林的震慑，是不言而喻的。
三 《南山集》案之成因
（一）戴名世六篇获罪之文
《南山集》案中，戴名世罪名的拟定，有一个从“狂”到“悖”的过程。赵申乔参疏中认为《南山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虽已出现“狂悖”一语，但赵氏的指摘，重点尚在“狂”的一面。“私见”“乱道”，不过是文人的口头放肆，属于个人品行的范畴。两月后，刑部上戴名世《南山集》案初审题本，则明确指出《南山集》内“与名余生之余湛、名徐一石之徐登峰、名刘岩杰之刘启、名济中之刘宪廷、僧人钟善、柱钟等六人书内，均有大逆之言”。[176]“大逆”即反抗朝廷，较之“狂”，性质要严重得多。戴名世被拟处凌迟极刑，后“蒙恩”论斩，均是按“逆”的罪名来量刑的。
那么，戴名世是否有“悖逆”思想呢？刘跃进老师曾以戴名世《忧庵集》为主要文献依据，认为戴名世的政治立场是暧昧不明的：“戴名世生活在清初顺、康时代。他出生时，清室定鼎中原已经十年，他并没有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惨痛。因此，从思想上来说，他不像明末遗老那样对清初满族统治者抱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心安理得地接受满族统治这个事实。终其一生，我们发现，他始终对清初统治者抱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态度。”[177]这一看法，基本符合史实。在此，我们还可以从刑部论列的六篇“大逆”之文来进行补充说明。
六篇“大逆”之文，按内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余生书》,[178]论及明史写作问题。《戴名世年谱》将此文系于康熙二十二年，其时戴名世尚为桐城乡间一秀才。此文干犯时忌者，在于将南明诸帝王纳入明史谱系。关于戴名世的明末历史写作立场问题，本书第二章将有专门论述，此处仅对此一封信作分析。戴氏写作明末史的活动，几乎贯穿他的一生，而《与余生书》中“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一句，可以说是他的明末史写作的基本立场之一。“《春秋》之义”，也即“大一统”义。《春秋》中之“王大一统”虽与后世史家之“正统”含义有别，但其中所蕴藏的尊王、攘夷之义，却为后世“正统”说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支持。到赵宋之世，在中原王朝被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环伺的背景下，“正统”问题成为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欧阳修、章望之、苏轼、朱熹等人均曾对各朝代是否“正统”进行过解释与讨论，其立场也随各人所处时代政治局势的不同，而有“尊王”与“攘夷”的不同侧重。元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政府在修史时主张宋、辽、金三代统绪并立，以此淡化汉族政权的影响力。明代，汉人政权重新实现疆域大一统，故史家论“正统”，重在申说“夷夏之防”，如方孝孺提出，为夷狄入主中国的朝代作史时，应承认其国号，但制诏、号令、崩殂薨卒之称等，“皆不得与中国之正统比”。[179]丘濬《世史正纲》更直言：“华必统乎夷，夷决不可干中国之统。”[180]清入主中原后，“正统”再次成为前朝史阐释中的焦点问题。顺治二年，从礼部奏，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及辽、金、元开国功臣入帝王庙享祀，也即承认“夷狄”亦为正统。一些民间学者如王夫之，此时则放弃了对正统的讨论，以此来表示对异族政权的不满。另有不少遗民或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家，往往借蜀汉、南宋问题发挥己意，在前代史的书写上为汉族政权争取正统。如魏禧认为，历来可称正统的朝代，只有“唐、虞、夏、商、周、西汉、东汉、蜀汉、东晋、唐、南宋”。[181]蜀汉、东晋、南宋，均为偏安之朝，而三朝开国皇帝昭烈帝、晋元帝、宋高宗，均为中原皇室之血胤。关于南宋亡年，魏禧则认为“崖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书宋”。[182]魏氏这一意见，与他的遗民立场相符合，暗含着对同处偏安、统治者同为中原皇室后裔的南明王朝之正统性的肯定。又如黄宗羲弟子邵廷采，在晋、宋正统问题上赞同魏禧，认为东晋、南宋皆是正统所在；在宋、元统绪交替问题上，也认可崖山舟覆为元统之始的说法。[183]因此，在当日语境下，戴名世此信中虽未明确提出南明的正统性问题，但以“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比拟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所流露出的对南明政权的尊重、肯定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乾隆间萧奭《永宪录》即认为，《与余生书》“以明亡僭号三藩，比诸汉昭烈在蜀，宋二王航海，至康熙癸卯而后统归于我朝”是“妄为正统之论”。[184]今人严迪昌说戴名世此信中所透露出的搜求南明史料的行动，“有妄存汉家统绪之正的忌讳，又与新朝力谋遗忘若干史事之企图相悖”,[185]实际上，戴名世的做法，与官方态度并不完全“相悖”，戴名世写此文时，《明史》馆已开馆，不少汉族臣子如汤斌等，已对明末史事的保存、南明诸帝的书法发表过公开、积极的意见。但私人毕竟不等同于官方，官方可对修史原则进行讨论，私人进行则为“出其位”；加上“通行隐喻”的使用，便导致了“反抗朝廷”的嫌疑。
除在统绪问题上的大胆言论外，戴名世实事求是的著史态度，也是他“犯忌”的原因之一。孟森在论及清初“伪太子”案时，曾对戴名世的史著有过评价。顺治初年，崇祯朝太子现身北京，为崇祯周皇后之父、明嘉定伯周奎出卖，最后以“太子为伪”定案并杀之。孟森认为此太子必真，并引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一文中“（朝臣）或言其真，或言其伪，谓为真者皆死”的记述，感慨“戴南山之见杀，惟以所叙清初事太切实，不稍回护”。[186]言真者皆死，自不得不认为真，也即诸老臣对“太子为伪”的表态，实是被迫。戴名世此一判断，干净利落，展现了史学家分析、总结史料的高超能力，但却触到了统治者的痛处：清廷打着“为明廷报仇”的旗号入关，但却对明室子孙赶尽杀绝，岂非表里不一、不仁不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戴名世极高的史才与史识，从根本上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
此外，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言戴名世获罪之因，“或曰以《孑遗录》命名得罪也；或曰即为《南山》之名取义雄狐，刺内乱故也”。[187]此两种说法亦均涉及戴名世的史家身份。“孑遗”一词，出自《诗·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但此诗中，“靡有孑遗”的原因乃天灾而非人祸；而《孑遗录》所记人民流离情状，主要是由明末“流寇”引起的，故戴名世用此语，并不一定有对清廷的影射与讽刺之意。“雄狐”出自《诗·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诗小序》言此诗乃刺齐襄公“鸟兽之行，淫乎其妹”。顺治初年，有关“太后下嫁”的传说一度在民间流行，文人亦有形诸文字者，最著名如张煌言之“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188]但此传说并不可信，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已有明断之辨。[189]戴名世入京已在康熙二十五年后，作为讲求辨析史料要“综其终始，核其本末，旁参互证”[190]的严肃史家，戴名世不大可能将无根之传说当作信史。《南山集》之命名，乃因戴名世家居南山冈之故，“南山”隐射说，当为后人附会。
戴名世第二类“获罪之文”，是有关科举制度的言论，包括《送许亦士序》[191]《赠刘言洁序》[192]两篇。戴名世是康熙朝著名的选家，在他中进士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评点时文是他重要的衣食来源。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时文之学表现出深深的厌恶与不屑。戴氏及其友人对时文的态度，本书第三章将予以详论。此两封信中，戴氏表达了自己对当日科场之文的不满，认为时文本意在弘扬宋儒之学，但却以功名为号召，与宋儒学问之精神相悖；又经晚明良知之学的渗透，连字面上的宋儒之学也不能保，所以，今日之时文，适成圣人之学的障碍。清人文集中多有对八股时文的嘲讽语，戴氏对八股文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文人对文事的意见，尚不到干犯时忌的程度。问题的症结，在于两文中流露出的对官方教化的轻视，具体来说，即《送许亦士序》中“大道沦散，士不知学，而一二腐儒小生，区区抱独守残，沦落于穷岩断壑之中”，与《赠刘言洁序》中“讲章时文不息则圣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扫除而更张之无疑也”数句。王者不出，要靠几位“穷岩断壑”中的学者承担起表彰六经、发明大道的重任，这一表述，将置统治者于何地？明末艾南英等选家，亦是要以草野之士而操文章之柄，但乱世与治世，国家的控制力不同，对“草野”的容忍度也不同。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康熙九年、雍正元年多次禁止坊间私刻时文，并于乾隆元年推出官方选本《钦定四书文》，广颁天下学宫。雍正、乾隆年间，皇帝还曾多次对科场文风颁发谕旨。[193]种种举动，均意在宣示朝廷在文风导向方面的权威。因此，戴名世这两封信中传达出的孤高自傲之情，显然不合时宜。
戴名世“获罪之文”中的第三类，是感叹不遇、标榜对社会中心的疏离的，包括《送刘继庄还洞庭序》[194]《送释钟山序》[195]《朱翁诗序》[196]三篇。此三篇文字的赠予对象，均为内有美质而不为世所知之人。刘献廷有读书、著书之志，却“衣食不遑给”。浮屠钟山“负义气，工方术”，强于多数儒者，却只能寄身方外。朱翁有诗才，却落拓京城，潦倒终身。这三人形象中，又均有戴名世自己的身影在，戴氏亦是浮沉于俗世而无所遇合，如此三人一般。《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与《朱翁诗序》中均提到“行歌燕市”,“行歌燕市”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197]荆轲、狗屠、高渐离，均为隐者，但他们并非不问世事的逸民，而是具有热肠的侠客。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亦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198]之句，同样表达的是作者用世的热忱。戴名世一再赞颂诸位友人的归隐之举，同时又详述他们的才华与遭遇，实际上透露出的是对朝廷选士之法的不屑。既然朝廷辜负了士子的热心，那么，“为鸿飞之冥冥”也便是不错的选择。但这种对社会中心的疏离，却为盛世所不容——“盛世无隐者”。疏离即意味着精神的自主、不守法度，意味着不稳定因素，这正是统治者所不容许的。此三篇序被认为“大逆”，原因即应在此。
综上，戴名世六篇“大逆”之文，虽非有明确的“大逆”语，但却显然与朝廷所希冀的正确、正常思想有明显背离。戴氏对自身才华的高度自信，由此而带来的对官方的藐视，是其获罪的根本原因。“狂”与“悖”之间，本来距离就不甚宽广。戴氏虽未有明显的“悖”之行为，但却实在有“狂”之表现，那么，只要稍加罗织，便可以说成是“悖”了。
（二）方家何以得罪最重
从前文所引资料来看，赵申乔参疏中并未提及方孝标。而刑部题本中，特别突出了方孝标“尊崇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书记刊刻遗留，大逆已极”的罪责。康熙两次旨意，也均对方孝标及其族人表达了严重不满。康熙的这一意见，影响到了最后审判结果，此一案，方氏家族受到严厉处罚，方孝标开馆戮尸，方孝标嫡系子孙中，方云旅、方登峄、方世庄、方世康、方世槱、方式济均流放宁古塔，余者入旗为奴，相比之下，主犯戴名世家人受罚则要轻，现有记载中，只有叔父戴珂、弟戴平世两家隶旗籍，余人似乎均逃过此劫。
对于方氏家族获罪的原因，前人有不同说法。第一种意见以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为代表，认为方孝标《钝斋文集》《滇黔纪闻》中“极多悖逆语”。[199]对此观点，今人石钟扬、郭春萍《〈钝斋文集〉与〈南山集〉案》一文有详细辨析，认为方孝标《滇黔纪闻》“其基本立场与观点都在为清廷唱赞歌”,[200]其中使用“永历”年号，不过是为了纪事，“并无特殊感情色彩”，清廷以方氏书为“悖逆”，是“全然不顾文之实情与人之真情”。[201]这一判断基本符合《滇黔纪闻》的实际。单从文字的倾向性来看，此书可视为“颂圣”之作，被判为“悖逆”实属冤枉。
第二种意见则以《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与《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中相关记载为代表。《桂林方氏家谱》之《方孝标传》及《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中言方氏族人罪特重，乃因康熙将“方学士”误认为吴三桂伪相方光琛之子“方学诗”，并因此误以为皖南人方光琛为桐城桂林方氏族人之缘故。《桂林方氏家谱》之《方登峄传》在此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方氏受祸，出于戴名世的构陷：“嗣戴名世索金于王父不遂，而学士公又以官名误作人名，戴乃伺隙构陷王父，遂以本生受祸。”[202]我们认为，首先，康熙谕旨中，“方拱辰出仕永历，为其宰相，及吴三桂叛时，又从顺吴三桂，为其宰相”之说虽误，但“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则无误。案方孝标，名玄成，以字行。其父方拱乾，为崇祯元年进士，入清后官弘文院学士、侍讲、少詹事。孝标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清顺治六年举进士，顺治十五年牵连入五弟方章钺科场案，与父亲、诸弟流放宁古塔，康熙元年以修京师城门赎归。归后弃官隐居。康熙九年，受吴三桂之招入滇，不久离去。之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杀云南巡抚，起兵造反，方孝标适在南方，又卷入这次风波。刑部初审题本中录方孝标之子方登峄供词云：“（父）十一年二月赴黔后未归，任吴三桂的伪翰林承值官，十七年于宝庆军前归附。”[203]言方孝标直至康熙十七年方归诚朝廷。《桐城方戴两家书案》称方孝标并未出任吴三桂手下官职，不过是被迫拘留，细节颇富传奇性，但却是“论心不论迹”之语。方孝标出任伪官，方登峄供词已明确承认，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均为事实。其次，戴名世构陷之说，更为想象之词。戴名世供词中明言“方学士即方孝标”，刑部初次题本中，也说明方孝标“已为翰林，因犯罪发谴宁古塔，蒙宽宥释，归顺吴逆为伪官，迨其投诚，又蒙洪恩免罪”。即使康熙在看满文题本时，将“方学士”误认为同音之“方学诗”，但题本上其他内容具在，发遣宁古塔与归顺吴三桂为伪官，是方孝标而非方学诗之事，因此并不可能将两人混淆。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方孝标与吴三桂之间的关系，并非泛泛。今存方孝标《钝斋诗选》中有《上祝平西亲王一百韵》，题目下注“庚戌年作”，庚戌为康熙九年，此年适逢吴三桂花甲之岁，此诗正是祝寿之作。诗中先赞颂吴三桂之功业，铺叙寿宴的风光，之后笔锋一转，谈到自己与吴三桂的渊源：
何处来苍髯，居然列碧珰？通家曾忝窃，犹子愧趋跄。往事陈奚敢，微衷述不妨。先人前代末，怀庙讲筵旁。独立排簧鼓，深心保栋梁。氵芝经陵谷变，久隔鸿雁将。放逐悲萍梗，生还乏稻粱。全家同鸟散，生事类蚕。娱老惟黎耜，教儿衹缥缃。顾予承世业，丕显兾心臧。涉难羞无补，干人岂自遑。似鱼真赭尾，学蟹未成筐。棠棣歌声苦，南陔血泪浪。远蒙乖语问，更感寄书望。谊实云霄比，恩将沧海量。[204]
此段中，“先人”指方孝标之父方拱乾，崇祯时曾任翰林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独立排簧鼓，深心保栋梁”，当指方拱乾在崇祯时期对吴三桂一家的保护、支持。吴三桂出身于武官世家，父亲吴襄、舅舅祖大寿均为明末辽东守军将领，吴三桂亦于崇祯十一年擢任宁远总兵。明末文官对武将掣肘严重，所谓“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205]从方孝标此诗来看，吴家父子当日曾遭遇廷臣的为难，而方拱乾曾挺身而出，在众口“簧鼓”中曲加回护。方、吴两家关系，可能因此密切起来，这也是方孝标对吴三桂称“通家”“犹子”的资本。此段后半，言明自己此行是因为从关外放回后生计艰难，故要来“干人”，请求吴三桂予以照顾。此时方拱乾虽已于康熙六年去世，但“远蒙乖语问，更感寄书望”一句，见出吴三桂对恩人一家，并未忘怀。虽然方孝标不久就赋诗远去，但两代交情，于此历历可见。吴三桂善于利用关系，其“伪相”方光琛，为明末辽东巡抚、兵部尚书方一藻之子，吴三桂于崇祯十二年升任宁远总兵，方一藻出力颇多，因此方光琛与吴三桂，同方孝标与吴三桂一样，都有“通家之好”。康熙误记方孝标家人曾出任吴三桂宰相，或因于此。
事实上，方氏家族获罪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方孝标《滇黔纪闻》里有无“悖逆”之语，甚至也不在于方孝标是否曾在吴三桂手下任职，而在于清廷最高统治者对江南官宦世家、文化世家发自内心的恐惧与怀疑。方孝标属桐城桂林方氏中六房，而桂林方氏为江南望族，从明初“靖难之变”时忠于故主、不屈投江的方法开始，累世均有出仕者。晚明时期，方氏功名更盛，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共出了方大镇、方大铉、方大任、方大美、方孔炤、方拱乾、方以智七名进士。清初桂林方氏中一房的方文回顾家史，说是“十世国恩蒙者重”,[206]并非虚语。也因此，方家与明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入清以后，即便是方拱乾、方孝标父子这样的衷心拥护新朝者，尚有与明之“贰臣”、清之“逆贼”吴三桂的人情来往；更何况方家还有方以智等“不识时务”的人物。方以智属桂林方氏中一房，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曾在崇祯、永历两朝任职。顺治七年，清军攻陷永历朝廷所在地桂林，方以智在乱中逃出，披剃为僧。康熙十年又卷入官府大案，在押送广西途中，自沉于江西万安惶恐滩。余英时认为方以智最后所犯案件，当与谋反有关，[207]台湾作家高阳则推测是与吴三桂叛乱有关。[208]方以智之子中德、中通、中履，亦均未出仕新朝，以布衣终身。又有中六房方授，参加抗清义军，二十七岁牺牲。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清廷并不能对方家人交付全部的信任。如顺治十四年科场案，起因于有人举报新举人方章钺交通主考方犹，而方章钺为方拱乾第五子。有学者即认为这是政敌针对方拱乾进行的打击。而清廷也顺水推舟，最后以正副主考及十六位同考官一齐被杀，八位举人及家人徙边的雷霆手段，对包括方家在内的江南士人进行了警告。严迪昌《清诗史》中论及桂林方氏诗人时曾指出：“甲乙以后，毋论方氏族裔归附与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均深遭疑忌，案狱频起。”[209]这种“疑忌”，即是《南山集》案更深层的背景，一种先在的“家族原罪”。康熙所言“案内方家人，俱系恶乱之辈”，虽有误解，但也未必没有康熙内心的真实感想在内。虽然方家在《南山集》案后仍仕宦不绝，如方苞曾任礼部侍郎，方拱乾五世孙方观承、方观承之子方维甸、侄方受畴更有“一门三总督”的荣耀，但联系本节第二部分来看，《南山集》案发之时，清廷统治尚未完全稳固，朝廷内外仍有不少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江南士族的控制乃至镇压，仍是十分重要的任务。方家恰逢其时，便再一次充当了“以儆效尤”的对象。
（三）赵申乔其人
今中华书局本《戴名世集》附录中有清末民初人周贞亮关于《南山集》案的一段议论，认为戴名世得祸，起于赵申乔的挟私报怨：“《南山集》中有《与赵少宰书》一首，即与赵恭毅一书，此书为田有先生为诸生时作。据老辈相传，戴为诸生，以古文负当世重名，赵极推崇之，刻集请为作序，戴诺之，未及为而出京，赵不及待，乃自作一文，用戴名刊出。戴知其事大诟病，致书请削去其文。以一诸生，恃才而干冒公卿如此，其狂可想，其以此开罪赵氏亦可知矣。其后戴以会试名列榜首，既负重名，士林咸以状头属之，及殿试揭晓，乃为赵子熊诏所得，而戴抑居第二。熊诏才名远不及戴，当时颇有谓赵以贿得之者，其事甚祕，赵恐人发其事，乃特疏参戴，藉以报私怨，而箝制人口。疏中声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等语，其实嫌怨甚深，特饰此语以掩其迹耳。但赵在当时负抗直名，颇有名臣之目，其特疏参戴，只云‘祈敕部严加议处’，并非有意死之。迨诸臣议罪竟坐大逆，处以极刑，则迥非赵氏初意，即赵亦自悔其多事矣。”[210]王树民的《曲折发展的〈南山集〉案及其余波》一文继承了这一“报私怨”的看法，认为：“（赵申乔）在参疏中特别表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这正如特别标明‘此地无银三百两’,‘邻居王二不曾偷’的拙劣表演一样，说明他上奏疏时内心的空虚。”[211]案，周贞亮所言戴名世、赵申乔因作序事交恶不确。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将《与赵少宰书》系于康熙三十六年，将寄书对象考证为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赵少麟。赵少麟于康熙二十六年由江苏巡抚任上调回京城，康熙二十九年任刑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在此任上直至康熙三十八年卒。其在京任官期间，正是戴名世一批太学生刚刚在京城士林显露头角之时。赵士麟好与文人交接，方苞《四君子传》言康熙二十七年徐乾学罢归后，京师无主持风雅者，一时公卿纷纷欲起而代之，“某为少宰，自谓起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风雅之誉”。[212]此“少宰”即为赵士麟。与戴名世同年入贡的刘齐，此时曾受到赵氏的笼络，刘齐对赵氏此举十分反感，因而受到报复，在教习期满、选拔县令时落选。戴名世在国子监中素有名望，赵士麟很可能也对戴名世有所耳闻。此后康熙三十五年，戴名世在京城赵吉士家为西宾，赵士麟多次造访赵吉士寄园，因此与戴名世相熟。作序之请，即应缘于此段交情。虽然戴名世在《与赵少宰书》中对赵士麟的做法表示不满，但康熙四十年，戴名世作为浙江学政姜橚的幕僚来至杭州，亲身感受到赵士麟担任浙江巡抚时的政绩，却曾衷心赞叹其“廉吏能为”，并言“赵公后官至吏部左侍郎，与余善”。[213]可见二人并未因作序事交恶。而赵申乔虽亦曾在刑部供职，但只做到员外郎，并未担任过“少宰”即刑部侍郎。故“赵少宰”非赵申乔。又，赵申乔康熙三十三年自刑部员外郎任上退职家居，至康熙四十年方被起用为浙江布政使，这期间，不太可能与身在京城的国子监生戴名世发生交集。因此从《与赵少宰书》的写作时间上，也可证明此信与赵申乔无关。周贞亮所言“老辈相传”，或因二赵均曾为刑部官员，而戴名世的友人又曾与赵士麟有过冲突，故有此讹传。
赵申乔疏参戴名世，是否有为儿子赵熊诏作掩护之意，因未能找到相关文献依据，难以判定。从现有资料来看，赵申乔不失为一位能臣。赵申乔于康熙九年中进士，之后做过河南商丘知县、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康熙四十年，退职家居的赵申乔被重新起用，授浙江布政使，次年升浙江巡抚，寻即转偏沅巡抚。偏沅地区为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历来号称难治，赵申乔在偏沅巡抚任上八年，平定红苗叛乱，招抚苗民，治绩卓越。康熙四十九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五十二年升任户部尚书，五十八年七月病卒于任上。翻检康熙朝《实录》与《起居注》，可以看到，自康熙四十一年后，赵申乔之名便经常出现在康熙谕令中，康熙对赵申乔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清廉。康熙四十年十月谕群臣：“赵申乔居官甚清，所有家人仅十三人，并无幕客办事，皆躬亲。火耗分厘不取。其陛辞奏云：到任不做好官，请置重典。今观其居官若此，能践其言矣。”[214]此后康熙又曾多次向臣下赞扬赵申乔的清廉，并将赵与张伯行、萧永藻、富宁安、张鹏翮、施世纶、殷泰等并列，认为“此数人皆清官”。[215]康熙五十九年赵申乔病故后，再次评价赵氏“操守清廉，始终一辙”。[216]二、敢于任事。赵申乔为康熙所看重，更多在于其任事的勇气。如在赵申乔离开偏沅巡抚任后七年，康熙历数本朝勇武之将，还充满赞叹地提起赵氏当年的作为：“赵申乔前在偏沅，征红苗，挺身前进。新满洲令其在后，以避鸟枪，伊云：‘即有不测，我后人尚可得荫袭，与我身在何异？’赵申乔并不娴军旅，但立定主意，便无畏怯。”[217]三、性情褊浅，好受词讼。康熙多次在诸大臣面前批评赵申乔偏激、多事，如：“赵申乔居官诚清，但性喜多事。”[218]“及（赵申乔）任（浙江）巡抚，好受词讼。”[219]“彭鹏、赵申乔行事偏执，惟务沽名，所以事皆背谬。”[220]“赵申乔居官固清，但性多疑。”[221]“（赵申乔）任湖南巡抚，大小官员，无不被参。岂一省之内，无一好官耶？”[222]这些评价，虽多数有“整风”之用意，不免夸大其词，但也可从中看出赵氏并非和平之人。四、非风雅中人。赵氏虽是两榜出身，但辞章并非其长项。康熙五十二年，康熙曾批评赵申乔在担任康熙五十年顺治乡试主考时衡文不当，“虽无交通贿赂之弊，而所中之卷不佳。且有少年稚子侥幸入彀。”[223]综合这四点，可以认为，赵氏的长处在于清廉操守与处理地方政务，在商丘知县、浙江巡抚、偏沅巡抚任上，政绩都很突出。但赵氏急躁、多疑的性情，并不适合以纠察为主要职责的都御史一职。在辞章、学问上的平庸，也使他对文人的行事规则与所处环境并不了解。赵氏于康熙五十年年初莅任都察院副都御使，在任期内，虽也积极上疏，但大多被康熙直接驳回。他参疏《南山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寻求政绩的举动。从赵氏此后的官运来看，康熙对赵氏发起此案的行为，并未称赞，也未表示明显的反感，因此赵氏此一举动，可谓“无功无过”。但抛开“实际效用”不论，就个人品德而言，赵申乔康熙四十年被起用为浙江布政使，出于李光地的推荐，而李光地是戴名世会试座师，赵氏参疏戴名世，实为不顾同门之谊的无情无义之举。即便赵申乔的原意并非置戴名世于死地，他的奏疏，客观上成为朝廷整治江南文人的借口，直接导致了包括戴名世在内的一批士子命运的改变，却是赵氏所无法否认的。
（四）《南山集》案与“旧东宫”
乾隆十七年成书的萧奭《永宪录》中，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有“赦戴名世、方苞等族属出旗”一条，对《南山集》案的经过进行了简单叙述，言《南山集》为“旧东宫摘其语进之，申乔遂起此狱”。[224]此案之发，是否有“旧东宫”的因素，此条之外尚未见其他证据，但从现有资料中，却可推知赵、戴二人，在对太子的态度上，确有差别。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中进士，四月点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此时太子刚刚复立，皇八子势力则被康熙强力抑制，持续近十年的储位之争已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作为新进士子，戴名世不太可能直接卷入诸皇子之间的争斗。但是，不少戴名世所尊敬的师长，当日均与皇太子集团较为疏离，这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戴名世对皇太子的观感。如与戴名世有通家之好，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长期担任太子之师的张英，在康熙四十一年二月身体尚康健、皇帝恩眷也未衰时告老归乡，其时戴名世曾有《送张敦复相国诗予告归里》诗相送，诗中有言：“洪涛履忠信，浮云视名利。息心任其真，当轴奚所累？”[225]张英告归时，距索额图等太子一党的图谋被康熙发觉只有数月，从“当轴奚所累”之语中，可以推知，张英或是觉察到事机之微，不愿参与到太子谋权的行动中，故飘然远隐以避祸。戴名世既对张英坚守“忠信”、鄙弃“名利”的行为表示赞叹，那么对太子一党的不满态度也便是昭然可见的了。清末陈衍认为戴氏得罪，在于送别张英诗“所言亦太无顾忌”,[226]实则张英所不屑者，并非皇帝之恩，而应别有所指。又如康熙四十八年六月，戴名世会试座师、刑部尚书张廷枢，亦受到皇太子一党托合齐、齐世武的排挤而被革职。在康熙重新意识到太子仍有结党之举后，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托合齐、齐世武以受贿罪收监，张廷枢旋被召还。戴名世在张廷枢罢职的感想虽已不可知，但师弟之谊所关，这一事件，当是加深了戴名世对太子一党的反感。
赵申乔对太子的态度，与戴名世不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太子复废，康熙决意不再立太子。次年二月，时任左都御史的赵申乔陈奏“皇太子为国本、应行册立”。[227]为此，康熙召集群臣，重申“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228]，将赵申乔奏折发还。赵申乔在奏折中并未明言该立哪位皇子为太子，因此，相比第一次废太子后，请求复立太子而受到革职处分的劳之辨的遭遇，赵申乔此次上本，并未对自身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赵申乔之子赵凤诏，与旧太子之间却有线索可寻。康熙五十四年十月，时任太原知府的赵凤诏贪赃案发，康熙十分恼怒，向臣下谈起赵凤诏与噶礼之事：“朕曩巡狩至龙泉关，驻跸之日，曾面询赵凤诏噶礼居官何如。赵凤诏奏称噶礼为山西第一清廉官。朕以赵凤诏乃赵申乔之子，断不欺朕。因擢噶礼为江南总督。”[229]噶礼于康熙三十八年出任山西巡抚，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升任户部左侍郎，同年七月升任江南江西总督。赵凤诏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曾任山西沁水县令，康熙四十一年由山西临汾县令超擢为太原知府。噶礼在山西任上，贪名甚盛，如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四川道监察御史刘若鼐曾疏参噶礼贪婪，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噶礼心腹，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但经噶礼复奏，竟至无罪。康熙四十五年，又有治下平遥民郭明奇向京城巡城御史袁桥陈诉噶礼贪赃、庇护贪墨官员之事，但此事亦对噶礼无甚影响，而以袁桥革职告终。[230]本节第二部分曾谈到噶礼与皇太子党的联结，赵凤诏在康熙面前颠倒黑白，为噶礼回护，政治上情好如此，即令噶礼未曾拉拢赵凤诏加入太子集团，赵凤诏的政治立场也应在太子集团一边。此外，康熙五十五年，康熙曾借祈雨之事斥责嵩祝，将其与索额图、噶礼相提并论，言其“趋奉二阿哥”，又言其“平日但务趋奉李光地、赵申乔”。[231]李光地在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支持太子复立，[232]康熙在这种语境下提起赵申乔，可知赵申乔对旧东宫的态度，至少是缓和、不反感的。因此，《永宪录》中所录“旧东宫”与赵申乔相往来的传言，或许并不是空穴来风。
四 《南山集》案的影响
《南山集》案起于偶然，最终酿成大狱，成为统治者对士林进行整肃、威慑的一个绝佳机会。其可见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强化了最高统治者的威权。康熙在处理《南山集》时，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在案发初期，康熙并未干涉具体办案工作，刑部初上题本中，所拟刑罚颇重，戴氏、方氏两家子弟均被拟处极刑。但定谳之时，康熙则展示出仁慈的一面，除戴名世外，其余诸人的死刑均被宽免，流徙人数也大大减少，主犯戴名世的族人只有两家徙边。与康熙二年四辅臣秉政时所兴庄廷鑨《明史》狱，死者七十余人，徙边七百余家的悲惨情形相较，已算是“从轻”的发落。此外，康熙对涉案的文人的态度，也是宽严相济的。对与明朝关系较深的方孝标一族，惩处严重，对案内其他文人，则处罚较轻。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在此案尚未结案时，即特旨赦免此案内与戴名世有书信往来的原翰林修撰汪灏出狱。不久，另一位涉案的翰林院编修刘岩亦被提前赦免出狱。为《南山集》案作序、收版而被下狱的方苞，则在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此案结案后，经由李光地推荐，以白衣而得主知，于同年八月入直蒙养斋，成为皇帝近臣，此后更历三朝恩宠，于乾隆七年以礼部侍郎致仕。这些被赦免，甚至因祸得福的经历，使得他们以及他们的友人对皇帝产生了极度的感激和敬畏。如査慎行在听闻汪灏出狱后，喜赋《闻汪紫沧同年出狱》诗，中有句云：“累朝岂少文章祸，圣主终全侍从臣。”[233]在听闻刘岩受召赴热河避暑山庄后，又赋《送同年刘大山应召赴行在》诗，中有句云：“且喜南冠不到头，复趋幄殿侍宸旒。恩威天大殊难测，去住孤身可自由。”[234]“圣主”既有雷霆之怒，又有救人之恩，所谓“恩威天大殊难测”，正是康熙所希望的自身在臣子心目中的形象。又如方苞《两朝圣恩恭记》，详细记录了康熙、雍正两位皇帝对自己的“温语”，一再表示自己以罪余之身，得此恩宠，不胜“惊怖感动”。[235]方苞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在打压士人的同时又得到士人的尊崇，康熙可谓将“帝王之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二）压制了“狂士”精神。严迪昌在《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一文中认为，桐城文学，原本有由钱澄之及方以智父子开创的批判性传统，戴名世《南山集》中对世态、文风的尖锐批评，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但这一传统在《南山集》案后被中断了，因为《南山集》案后的作者，已无复有独立的人格：“按批判性必悖背趋从、依附性，凡思想识见不能自持，人格独立之个性不能自守，焉得言批判理念？”[236]的确如此。戴名世因“肆口游谈”而被参，这一遭遇，足以告诫还生存于世的那些昔日“狂生”。戴名世友人杨宾在晚年悼友诗中，认为戴名世的悲剧，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人生天地间，进退贵有识。苟非当进时，退亦生荆棘。嗟彼梦梦者，进退无一则。出言既不逊，胡为受羁勒？悲哉七尺躯，弃捐在顷刻。一编纵千秋，终古有惭德！”[237]“出言既不逊，胡为受羁勒”一句，令人想起明人袁中道《李温陵传》结尾的“三不愿学”:“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238]李贽与戴名世的生活经历、得祸原因固有不同，但在不能适应人世之污浊，却又对世事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好刚使气”“任情适口”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狂生李贽不能见容于明廷，戴名世所处时代，朝廷控制力较晚明更强，因此，在其得到“狂生”之名后，被打压便是必然的命运了。杨宾作为明臣之后，尚且感叹戴名世的不合时宜，他人对戴名世之死的观感可想而知。
（三）促成了文章写作中的“自我压抑”。“自我压抑”一词，是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一书中提出的术语，指在朝廷文字审查制度之下，作者、读者、出版从业者，在文字产生、流播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的、自觉的“生存努力”。[239]《南山集》案之后，桐城派作家在写作时也有意地采取了“自我压抑”的策略。如方苞在《南山集》案后所写作的明清之际人物传记，在一些敏感时间、事件上，常常采取“语焉而不详”、有意略过的写法。之后桐城派作家更是主动放弃了长篇纪事之文的写作，直至又一轮朝代改易，民国初年，桐城派作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入《清史》馆修史，桐城文章才再次与史学紧密联系起来。史学写作外，在游记写作、时文评点等领域，我们亦可看到方苞等幸存者们的“自我压抑”。关于此，以下相关章节将会有进一步论述。
[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6页下。
[2]《朱子全书》御制序，《御定朱子全书》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上—2页下。
[3]《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二，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辛酉，《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下—158页上。
[4]《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五，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丁巳，《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页下。
[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十六，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丁酉，《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0页下。
[6]此处参考了林国标的论述，见林国标《清初朱子学研究——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60页。
[7]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
[8]《日讲四书解义》御制序，《日讲四书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下。
[9]爱新觉罗·玄烨：《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御制文集》卷二十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下。
[10]邓国光：《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55页。
[11]《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康熙九年十一月己卯，《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6页下。
[12]素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3]参见《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风教”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8页上—349页上。
[14]《周易折中》御制序，李光地纂，刘大均整理《周易折中》卷首，巴蜀书社2008年版，正文第1页。
[15]爱新觉罗·玄烨：《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页上。
[16]揆叙等：《皇舆表》卷首《凡例》，清康熙内府刊本。
[1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古文渊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5页上。
[1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御定骈字类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7页中。
[19]《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康熙十七年正月乙未，《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0页上。
[20]秦瀛：《己未词科录》，清嘉庆刻本。
[21]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页。
[22]乾隆朝《四库全书》馆中的“四布衣”为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见昭梿著，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卷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6页。
[23]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7页。
[24]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0页。
[25]孔定芳：《明遗民与“博学鸿儒科”》,《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26]黄宗羲：《乡贤呈词》,《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27]孔定芳：《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8]杨天咎：《万季野先生墓志铭》，万斯同《石园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页下。
[29]施闰章：《试鸿博后家书十四通》其二，《施愚山集（四）》补遗一，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24页。
[30]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5页。
[31]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5页。
[32]陈康褀：《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康熙朝试鸿博之宽”条，《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2页。
[33]戴名世：《与余生书》,《戴名世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34]龚自珍：《释风》,《龚自珍全集》第1辑，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8页。
[35]关于清代贡举制度，参见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9页；郗鹏《清代国子监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78页。
[36]雍正五年十二月乙酉上谕，《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四，《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9页上。
[37]陈澧：《推广拔贡议》,《东塾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下—185页上。
[38]邸永君：《清代的拔贡》,《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9]李振裕：《试牍汇征录序》,《白石山房稿》卷十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上—209页下。
[40]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41]钱澄之：《送江南督学李醒斋太史特简内阁学士宗伯还朝序》,《田间文集》卷十七，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19—320页。
[4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7页上。
[43]李振裕：《陈生遗稿序》,《白石山房稿》卷十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上。
[44]戴名世亦于此年由桐城县学考得贡。此名单为一百三十二人，原刻本第三十一名吴霖起之下空缺一位，即应为戴名世。
[45]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46]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47]戴名世：《齐天霞稿序》,《戴名世集》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页。
[48]朱书：《傅处士传》,《朱书集》卷八，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66页。
[49]李振裕：《试牍汇征录序》,《白石山房稿》卷十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下。
[50]方苞：《送宋潜虚南归序》,《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80页。
[51]方苞：《送宋潜虚南归序》,《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80页。
[52]梁国治等：《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5页上—425页下。
[53]汪廷珍等：《钦定国子监则例》卷三十四，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790页。
[54]梁国治等：《国子监志》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4页下—425页上。
[55]汪廷珍等：《钦定国子监则例》卷三十四，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790—791页。
[56]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六“萧正模”条，清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言萧正模为顺治间拔贡，师事朱仕琇，两事皆误。朱、萧二人虽均为闽人，但朱仕琇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主要文学活动发生在乾隆年间，为萧正模的晚辈，萧正模不可能师事朱氏。刘声木所言，见其所著《桐城文学渊源考 桐城文学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73页。
[57]据萧正模《上金先生书》，萧氏到京半载后，因家里小儿亡故，担心父母悲忧，决计南归。萧正模：《上金先生书》,《后知堂文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上、下。
[58]戴名世：《萧翁寿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页。
[59]戴名世：《送萧端木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5页。
[60]萧正模：《与戴田有书》,《后知堂文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上—217页下。
[61]萧正模：《与某书》,《后知堂文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下。戴廷杰认为此收信人“某”亦当是戴名世。见[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5页。
[62]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六“萧正模”条，清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63]萧正模：《与戴田有书》,《后知堂文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下—217页上。
[64]戴名世：《与白蓝生书》,《戴名世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8页。
[65]方苞：《朱字绿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66]戴名世：《杜溪稿序》,《戴名世集》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页。
[67]萧奭《永宪录》:“康熙朝，江南负文名操时文选政者，宜兴储欣同人，最有法度。桐城戴名世田有，颇尚清高。长洲汪份武曹与士玉，同时竞爽，皆取裁于何焯屺瞻。焯精于考据，严于文律，而所自作多不传。”见萧奭著，朱南铣点校《永宪录》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9页。
[68]戴名世：《与何屺瞻书》,《戴名世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69]戴名世：《与何屺瞻书》,《戴名世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19页。
[70]戴名世：《徐贻孙遗稿序》,《戴名世集》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页。
[71]方苞《送宋潜虚南归序》:“潜虚与余生同乡，志同趋，以余客游四方，相慕用而不得见者且十年余，而于京师得之。”《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81页。戴名世之母方氏，为桐城桂林方氏中一房方旭之女，方苞则属桐城桂林方氏中六房。
[72]方苞：《汪武曹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73]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戴名世集》卷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74]方苞：《四君子传》,《方苞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19页。
[75]张英《戴氏宗谱序》:“岁丁卯，贡诸生入太学，孔曼长公田有至京师，以才名冠江南，京师贵公巨卿，无不礼敬田有。余以乡戚故，延至家课子弟廷璐等。”《张英全书》下册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76]萧正模《上金先生书》:“正模去年以选贡入京师……念循格为仕进，既久不能待，而试期且近，姑就此以授徒。幸逢先生当代伟人，尊贤下士，名滥于国中，正模从同里人得见，特蒙赏识，辱致之师席，礼遇有加。正模自是得贤主人，又得朝夕读未见书，不复前者暂依资斧之计矣。”《后知堂文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下。
[77]朱书：《王说曰诗云一节》文后自记，《朱书集》卷十四，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422页。
[78]戴名世：《北行日记序》,《戴名世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1页。
[79]刘岩：《匪莪堂文集》卷一《匪莪堂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上。
[80]刘岩：《匪莪堂文集》卷一《匪莪堂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上。
[81]戴名世：《忧庵集》第六五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5页。
[82]戴名世：《燕市杂录》,《南山文外编》清钞本，转引自[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7页。
[83]方苞：《四君子传》,《方苞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84]方苞：《四君子传》,《方苞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此“大僚”，戴廷杰考证为赵士麟，参见[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8页。
[85]刘齐：《答邵经农书》，周有壬辑《梁溪文钞》卷五十，《无锡文库》第四辑《梁溪文钞》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下。
[86]方苞：《汪武曹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347页。关于何焯与翁、徐交恶事，参见韦胤宗《何焯与〈通志堂经解〉之关系及清人对何焯之评价》（《古籍研究》2013年卷）一文。
[87]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
[88]方苞：《四君子传》,《方苞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89][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将《与余生书》写作时间系于康熙二十二年。参见《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07页。
[90]戴名世：《与余生书》,《戴名世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91]戴名世：《与余生书》,《戴名世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92][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版2004年版，第238—244页。
[93]邵长蘅：《武进三忠合传》,《邵子湘全集》青门簏稿卷十五，清康熙刻本。
[94]钱：《甲申传信录》卷五，上海书店1982年印行，第87页。
[95]顾炎武：《明季实录》卷三，《顾炎武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96]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九，清光绪金陵刻本。
[97]马士英此疏，见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页。
[98]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页。
[99]黄宗羲：《弘光实录钞》,《黄宗羲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又见顾炎武《明季实录》卷二，《顾炎武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100]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五，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85页。
[101]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8册，第79页下。
[102]戴名世：《书光给谏轶事》,《戴名世集》卷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页。
[103]戴名世：《书光给谏轶事》,《戴名世集》卷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195页。
[104]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戴名世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1—372页。
[105]见《（康熙）安庆府志》卷十五，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七十九，清光绪四年刻本。
[106]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五，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85页。
[107]《孑遗录·王源序》,《戴名世集》（附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4页。
[108]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
[109]梁启超：《书籍跋·戴南山孑遗录》,《饮冰室全集》第9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71页。
[11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页。
[111]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页。
[112]王源：《刘处士墓表》,《居业堂文集》卷六，清道光十一年读雪山房刻本。
[113]全祖望：《刘继庄传》,《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页。
[114]全祖望：《刘继庄传》,《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页。
[115]觉明：《记刘继庄 介绍王勤堉纂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图书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第233页。觉明为向达字。
[116]戴名世：《忧庵集》第一百〇一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7页。
[117]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清刻曝书亭集诗注本。
[118]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119]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120]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121]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122]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123]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124]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125]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126]戴名世：《赞理河务佥事陈君墓表》,《戴名世集》卷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0页。
[127]周金然：《皇清钦授赞理河务佥事道衔省斋陈君墓表》,《砺岩续文部二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1页下—612页上。
[128]靳辅：《义友竭忠疏》,《文襄奏疏》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01页上—704页下。
[129]周金然：《皇清钦授赞理河务佥事道衔省斋陈君墓表》,《砺岩续文部二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页上。
[130]戴名世：《赞理河务佥事陈君墓表》,《戴名世集》卷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页。
[131]方苞：《送宋潜虚南归序》,《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80—81页。
[132]冯辰、刘调赞撰，陈祖武点校：《李塨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1页。
[133]方苞《李伯子哀辞》:“李习仁，字长人，吾友恕谷长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就学于恕谷……今年春，恕谷归自江南，率习仁过余，俾受业。” 《方苞集》卷十六，第460页。换田事，见《李塨年谱》康熙五十九年六十二岁条：“时先生欲南迁，而灵皋为戴田有事入旗，将北居，因以其南方田宅赠先生。先生即以北方田宅易之。故先生将往江南相宅。灵皋寄字与其侄，付先生带回。”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4页。
[134]方苞《长宁县令刘君墓志铭》:“辛未、壬申间，余初至京师。士友争传：太学生教习考满，有耻干谒而黜于吏部者，曰二刘君，一无锡刘言洁，一君之兄紫函也。”《方苞集·集外文》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35页。
[135]王汝骧出任县令，许多友人对其表示惋惜，戴名世《送王云衢之任新津序》言：“王君以太学循资当为县令，得蜀之新津以去。笑之者固非矣，惜之者又岂为知王君者哉。”《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8页。
[136]参见[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5—367页。
[137]参见[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2—384页。
[138]方苞：《圣训恭记》,《方苞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页。
[139]《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补辑《戴名世〈南山集〉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952页。
[140]《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953—956页。以下所录《南山集》案初审题本内容均依此。
[14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丙午，《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5页上—465页下。
[142]《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壬戌，《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3页下。
[143]方登峄：《述怀》，方登峄等《述本堂诗集 宁古塔纪略》，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144]此八首诗，收入上海图书馆藏萧穆编《潜虚先生文集补遗》，转引自[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19—920页。
[14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乙卯，《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6页上。
[146]《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959页。
[14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91页。
[14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6页下。
[14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癸巳、甲午，《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页上—361页上。
[150]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新校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8页。
[151]李煦：《苏州织造李煦奏为太仓一念和尚聚众起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779页。
[152]李煦：《苏州织造李煦奏报一念和尚已获解浙并雨水米价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又见曹寅《江宁织造曹寅奏报拿获一念和尚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153]《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康熙四十七年七月戊戌，《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2页下。
[154]《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丁酉，《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2页上—362页下。
[155]储焕灿：《大岚山》,《余姚文史资料》第3辑，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出版，第84页。
[156]曹寅：《江宁织造曹寅奏呈浙江朱三太子一念和尚案审事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911—912页。
[15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庚午，《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8页上。
[15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壬辰，《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页下。
[159]曹寅：《江宁织造曹寅奏呈浙江朱三太子一念和尚案审事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911—912页。
[160]《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丁巳、乙丑，《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8页上—328页下。
[16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乙丑，《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8页下。
[162]此文收入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68页。
[163]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页。
[164]《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壬子，《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2页下。
[165]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3页。
[166]《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乙卯，《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8页下。
[16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乙卯，《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9页上。
[16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丙辰，《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9页上—489页下。
[16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八，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3页上。
[170]张伯行：《题报抬财神疏》,《正谊堂续集》卷一，清乾隆刻本。
[17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正月甲辰，《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3页下—504页上。
[172]《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正月甲辰，《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4页上。
[173]李清植：《文贞公年谱》卷下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条，李光地《榕村全书》第10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174]《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八，康熙五十年十一月癸丑，《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2页上。
[175][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60页。
[176]《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956页。此六人之名，为满语音译，实际应为余湛、许登逢（字亦士）、刘齐（字言洁）、刘献廷（字君贤、继庄）、钟山、朱翁。
[177]刘跃进：《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炎黄春秋》1993年第4期。
[178]戴名世：《与余生书》,《戴名世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179]方孝孺：《后正统论》,《逊志斋集》卷二，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180]丘濬：《世史正纲·作者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53页下—154页上。
[181]魏禧：《正统论上》,《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页。
[182]魏禧：《正统论中》,《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页。
[183]邵廷采：《正统论三》,《思复堂文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3页。
[184]萧奭：《永宪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页。
[185]严迪昌：《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186]孟森：《明烈皇帝殉国后记》,《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页。
[187]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188]张煌言：《建夷宫词》,《张忠烈公集》卷十一，清傅氏钞本。
[189]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太后下嫁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7—444页。
[190]戴名世：《史论》,《戴名世集》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页。
[191]戴名世：《送许亦士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133页。
[192]戴名世：《赠刘言洁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138页。
[193]素尔讷等：《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8页。
[194]戴名世：《送刘继庄还洞庭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137页。
[195]戴名世：《送释钟山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3—134页。
[196]戴名世：《朱翁诗序》,《戴名世集》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
[19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28页。
[198]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75页。
[199]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9页。
[200]石钟扬、郭春萍：《〈钝斋文集〉与〈南山集〉案》，方孝标《方孝标文集》，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480页。
[201]石钟扬、郭春萍：《〈钝斋文集〉与〈南山集〉案》，方孝标《方孝标文集》，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481页。
[202]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五十二，清光绪六年刻本。
[203]《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954页。
[204]方孝标：《上祝平西亲王一百韵》,《钝斋诗选》卷二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98页上—398页下。
[205]此为卢象升语，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六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761页。
[206]方文：《水崖哭明圃子留》,《方嵞山诗集·嵞山集》卷八，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18页。
[207]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4—200页。
[208]高阳：《明末四公子》，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7页。
[209]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210]无名氏：《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附注》,《戴名世集》（附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4页。
[211]王树民：《曲折发展的〈南山集〉案及其余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桐城派研究论文选》，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97页。
[212]方苞：《四君子传》,《方苞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213]戴名世：《忧庵集》第八四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页。
[214]《清圣祖实录》卷二百零六，康熙四十年十月壬戌，《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页上。
[21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丙辰，《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9页下。
[216]《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七，康熙五十九年四月戊午，《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1页下。
[21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四，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丙午，《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1页下。
[21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十一，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丁酉，《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4页上。
[21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十一，康熙四十二年三月辛酉，《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6页上。
[220]《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十二，康熙四十二年四月戊戌，《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0页下。
[22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康熙五十二年四月甲寅，《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6页下。
[222]《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五，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3页下。
[223]《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康熙五十二年四月甲寅，《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7页上。
[224]萧奭：《永宪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页。
[225]戴名世诗，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226]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227]《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4页上。
[228]《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页上。
[229]《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五，康熙五十四年十月丁亥，《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9页下。
[23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04—10105页。又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康熙四十七年二月辛卯，《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页下。
[23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八，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辛酉，《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2页下—633页上。
[232]李清植：《文贞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一年八月条，李光地《榕村全书》第10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陈祖武《论李光地的历史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亦对此有所论述。
[233]査慎行：《闻汪紫沧同年出狱》,《敬业堂诗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234]査慎行：《送同年刘大山应召赴行在》,《敬业堂诗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235]方苞：《两朝圣恩恭记》,《方苞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236]严迪昌：《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237]杨宾：《亡友·戴褐夫》,《杨宾集·晞发堂诗集》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238]袁中道：《李温陵传》,《珂雪斋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25页。
[239]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版，第393—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