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桐城派早期诸家的明季史事书写

在中国古典学术中，史学和文学常常呈现出一种互相交融的态势。孟子有言：“《诗》亡然后《春秋》作。”[1]认为史学继文学而起。[2]章学诚则宣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3]认为传志之文源出于史学。在学术细分后的时代，史家在“事信”之外还须讲究“言文”，而文人的创作既可以被史家视为史料，不少文学作品本身又是一种对历史的有意记录。史家和文章家的界限由此变得模糊起来。本书所要讨论的桐城派早期作家，就是这样一些具有“史家”与“文家”双重身份的人物。如戴名世曾多次表达自己对“先朝文献”的兴趣与撰著史书的志向，并最终因作史而罹文字狱；方苞虽未完成万斯同所嘱托的润色、改写明史草稿之事，但却对史法有着精深的研究。朱书亦是“熟于有明遗事，扺掌论述，不遗名地”。[4]本章即拟从他们的历史写作入手，来观察桐城派文章的早期面貌，并借此一窥清初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分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