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康熙前期的士风：以桐城派前期作家在太学的活动为中心

康熙一朝的士风，可以说处于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所谓“风”，如晚清龚自珍所言，是一种“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34]，确然存在而又难以言说的东西。尝试言之，可以认为，“士风”是某个特定时代、某个特定群体士林中存在的一种或几种较为相似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体现在士子的生活、学术、文章等方方面面。大致来说，这一时期的士子，在政治立场上，怀着故国之思的遗老们纷纷离世，尚在世间者，也逐渐放弃了“复国”的念头，甚至开始颂美新朝的统治。而这些遗老们的后代，以及生长在新朝的普通士子们，为实现自己的功名理想，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科举之路，尽入统治者之彀中。在处世态度上，不少士人还保持着明人清高好气的性情，这种性情，直至康熙晚期《南山集》案之后，才渐渐消退。在学术取向上，与官方对经世理学的提倡相呼应，这一时期的士子们也大都好议论、好讲经世学问，特别是礼学、舆地之学。对前朝历史的书写，也是这一时期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关注点。这与乾嘉时期士人轻议论、重实证，以朴学为高的风气不同。以下即拟从以桐城派早期作家们在太学时期的生活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桐城派早期诸家青年时代的精神状态作一描述。

一 李振裕视学江南与康熙二十四、二十五年江南拔贡考试

康熙二十六年，戴名世、何焯、朱书等人拔贡入太学，这可以说是桐城派早期作家在主流文坛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此处先略用笔墨来对“拔贡”制度稍作解释。明清时期，读书人的进身之阶，除参加科考外，举贡、成为“国学生”，亦是重要的一途。明代的贡生，有岁贡、恩贡、纳贡、副贡、选贡等。清廷举贡制度，大体沿自明代，有岁贡、恩贡、例贡、副贡、优贡、拔贡六种名目。其中，纳贡为捐纳，不属“正途”。其余五贡中，岁贡主要靠年资获得；恩贡不常有；副贡为乡试副榜，与正式举人相比不免逊色许多。拔贡、优贡则靠真才实学考取，质量最高。但优贡人数较少，且出路不及拔贡，因此，拔贡在六种举贡方式中，最为人看重。一般认为，拔贡之制，始于明弘治年间，清顺治元年，即下诏拔贡，名额为每府学二名，州、县学一名。清初之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康熙三十六年到康熙六十一年，曾停止两科。雍正五年，改为六年一次，乾隆七年，又改为十二年一次，“永著为例”。[35]拔贡制度的优长，前人多有论及，雍正帝即曾言感叹岁贡生“内多年力衰迈之人”，因此“欲得人才，必须选拔”。[36]晚清陈澧《推广拔贡议》中亦认为，拔贡由一省学政负责考录，学政对生员才学、品行较为了解，且每县拔一人，如取者文行庸劣，则难以服士子之心，因此，拔贡考试虽不“糊名易书”，但却能选取出真正的文行兼备之人。乡会试虽“糊名易书”，关防甚严，但防范愈严，作弊愈多，且考官对考生平素的学行并不了解，因此结果带有偶然性。因此陈澧呼吁应“推广拔贡”。[37]今人邸永君在其《清代的拔贡》一文中亦指出：“拔贡制度的实质，是通过学校而非乡会试，为生员提供新的入仕途径……拔贡制度不拘廪生资格，生员皆可应试，且参照平时成绩与表现，考试形式公开，较之其他途径更具公平竞争性质……无论中式与否，都不影响继续沿科目之途进取，应属有清一代选举制度中最为公正、完善之方式。”[38]戴名世及其友人，即是拔贡制度的受益者。

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时任翰林院侍讲的李振裕被任命为江南学政。李振裕，字维饶，祖籍江西吉水。其父李元鼎，字吉甫，号梅公，明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七年升任光禄寺少卿。入清后历官太仆少卿、太常寺卿、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顺治十年二月后落职侨居宝应。李振裕出生于崇祯十五年，顺治十七年举江西乡试，康熙九年成进士，与徐乾学、赵申乔等为进士同年。康熙二十四年到任江南学政，二十六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康熙三十年授工部尚书。康熙四十八年致仕，同年七月卒，年六十八。李振裕为官可称循吏，又雅好文学，与钱谦益、吴兆骞等当代名士均有唱酬。在江南学政任上，李振裕以正文体为务，自言：“初受事，即以月课督诸生，取其文句，搜字索甲乙而殿最之，以微示吾意之所尚。诸生咸踊跃自奋，喁喁焉知所趋向。及岁试江宁、镇江、广德，则有志者尽捐其宿习而归于大雅之林，推而放之苏松诸郡，无不尽然。又推而放之上江诸郡，亦无不尽然。而文章风气，由是其一变。然予之意在先破其拘挛疲苶之习而后齐之以轨范，故所取之文，周规折矩者不少，而泛驾之才，亦往往杂出于其中。予虑其肆而未醇也，岁试毕，复为条约以饬之，而士皆知有正始之音，敛才以归于法，摄气而凝于神，而文章风气，至是又一变。”[39]明季时文派别杂乱，向宋儒文辞学习者有之，以释道之思想、子部之语词入文者亦有之，[40]故李振裕要以“轨范”来教导士子。这一“敛才以归于法”的做法，收到了良好效果，康熙二十六年李振裕卸任学政之际，江南名宿钱澄之曾作《送江南督学李醒斋太史特简内阁学士宗伯还朝序》，称赞李氏三年来在整肃文风、士风方面的成就：

公为名臣子，家世好学，扢扬风雅，江南之士震其名久矣。闻公至，莫不争自濯磨，思尽弃其俗学，益取法于古，以几得当于公。盖未下车时，风声所暨，士习已早为之一新。往时学使者，犹督抚大臣属吏也，公以簪笔侍从之臣，特承简任，其事权甚重，体统森严，而公一切以宽厚从事，简易疏阔，与士子讲德论艺，蔼然父兄之训其子弟。为士者，不惟忘其位之尊，亦且忘其名之盛。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若公者，可谓岂弟矣。江南人急进取，务虚名，尚奔竞，习使然也。又其为文也善变，视上之所好，辄改易以趋，文体不正，而士习从之。公之取士也，惟以文为据，其为公卿之子欤？为寒畯之子欤？其素所知名者欤？亦未尝知名欤？皆一无容心于其间，惟文足收斯收之矣。而其取文也，未尝立一格以绳人也，亦未尝标新立异，以求甚远于今人之文也。要之不离乎大雅者近是。是故公视学三年，凡士子揣摩之智、夤缘之私，俱无所可用。其失者既知其术之不效，而得者亦自知以文得之，而转悔其所为之徒劳也。于是士风正，而文体亦由是正焉。[41]

此序虽有夸谀成分，但以钱澄之在清初文坛的影响力，能得到他这样的评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李振裕在江南的确受到了士林的尊重。

李振裕此次视学江南，还担负着考选贡生的任务。康熙二十四年，礼部议准“直省各学，于见考一二等生员内，遴选文艺精醇、品行端方者，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准为拔贡，入监读书”[42]。这是继康熙十一年之后，康熙帝临朝以来所举行的第二次拔贡考试。康熙二十四、二十五年，李振裕先后按临江南各府，考试诸生，“甄拔士之尤者一百三十三人贡于京师”。[43]此一百三十三人名单，据《（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三十六“选贡”条所录，依次为：

吴暻，太仓州学；刘齐，无锡县学；袁铣，兴化县学；王贻燕，镇江府学；徐如玉，苏州府学；刘枝桂，江浦县学，改名岩；何焯，崇明县学；张尚瑗，吴江县学；顾諟，山阳县学；詹日怀，宣城县学；姜遴，华亭县学；王原，青浦县学；俞纯滋，江宁府学；张昺，金山卫学；邵璇，常州府学；朱书，宿松县学；吴愈，淮安府学；王汝骧，金坛县学；俞化鹏，凤阳府学；周拱潞，昆山县学；陈志，和州学；方城，祁门县学；史伸，扬州府学；夏澍，广德州学；齐弘，庐州府学；王式丹，宝应县学；徐扬，池州府学；郑礼耕，歙县学；朱午思，当涂县学；宋恭贻，盐城县学；吴霖起，全椒县学；蒋瑛，苏州府学；王杰，髙淳县学；杨兹，六安州学；张映葵，长洲县学；朱廷策，沛县学；龚士稚，合肥县学；姜彦振，丹阳县学；方岳，江宁县学；宁世锡，颍州学；戴坦，泰兴县学；袁綖，六合县学；王峄，天长县学；蔡璜，宿迁县学；刘郇，霍邱县学；唐岩，宁国府学；徐念祖，青阳县学；白宝，武进县学；刘允正（即刘永祯），淮安府学；费坤，溧阳县学；顾一泓，吴县学；程邦宰，怀宁县学；保玉躬，扬州府学；吕泰，建平县学；张躬美，临淮县学；陈岱，仪征县学；翁谦吉，松江府学；郭鹤龄，江都县学；宋宜，庐州府学；谭文昭，旌德县学；归梁，嘉定县学；李如旭，芜湖县学；许垐，松江府学；李蕴，句容县学；朱彧，靖江县学；何菏，丹徒县学；吴骝，安庆府学；汪国祺，休宁县学；徐逢年，建德县学；任拔世，舒城县学；李曙，娄县学；姜褒，贵池县学；吴楷世，沭阳县学；徐恪，江阴县学；蔡锡祺，繁昌县学；周可登，黟县学；司徒珍，溧水县学；李嶟瑞，泗州学；唐缮，含山县学；陈世，通州学；程师恭，安庆府学；徐千之，潜山县学；唐鸿举，徽州府学；刘炽，虹县学；胡廷凤，徽州府学；蒋运昌，常州府学；王时中，上元县学；许抡，如皋县学；张鸿图，清河县学；凌休美，定远县学；邵佐，砀山县学；曹泰祯，太平府学；王应文，东流县学；聂玉镛，五河县学；杜履祥，泰州学；俞麟征，上海县学；任观，宜兴县学；王世荣，太和县学；孙廷标，常熟县学；胡廷玑，绩溪县学；汤德伟，太平县学；马世檝，太湖县学；武遴琰，来安县学；沈佶，巢县学；朱锟，凤阳县学；蒋尔庸，镇江府学；胡绍旦，滁州学；赵崇玺，泾县学；沈祚，无为州学；黄锦，宁国府学；李嶫瑞，盱眙县学；陈憙焸，庐江县学；汪敔，婺源县学；黄可绩，宁国县学；顾畏碞，寿州学；汪澜，望江县学；吴世烈，髙邮州学；钱美生，铜陵县学；曹恂，颍上县学；朱昭，安东县学；宋广，怀远县学；甘士琦，太平府学；史纲，海门乡学；刘志向，霍山县学；郭正宗，江宁府学；秦雍，南陵县学；苏曙，石埭县学；周易，邳州学；冯绍虞，池州府学；任青铨，凤阳府学；蒋旭，亳州学；梁逢，吉丰县学。[44]

这份名单中，包括了桐城派早期作家群的大多数成员，如刘齐、刘岩、何焯、朱书、戴名世、徐念祖、刘永祯等，此外还有不少日后文坛、政坛的重要人物，如王原，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进士，曾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王汝骧，为康熙间著名时文家；王式丹，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状元；吴霖起，为乾隆间著名小说家吴敬梓之父；吴骝，为明河南布政使吴一介之裔孙，与张英为姻亲。这些人与戴名世等亦都有交游。风云际会，这群年轻的士子们，以此为契机，得以进入京师这一政坛、文坛名流汇集之地，他们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二 国子监生活之一：课业与诸生之间的交往

康熙二十五年年末二十六年年初，江南拔贡生们陆续到京，入读国子监。在此之前，诸人的交游，大多限于亲戚及本乡人士之间，如戴名世在乡间时，曾从曾祖父戴震、祖父戴宁、从祖父戴应旂、祖父友人潘江、姑父姚文鳌问学，交游之人则有姑父左云凤、乡人齐方起、齐方越、刘辉祖等。朱书少年时由父亲朱光陛口授《四书》，刘岩少时则与江浦陈所学、颜天表、左文相等人交往。方苞幼时，曾受到父执辈钱澄之、杜浚、杜岕等人的教诲，并由兄长方舟教授诗古文。超越地域的交游，主要是在考试之时，如戴名世与朱书于康熙二十三年在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时相识定交；[45]朱书与方苞父子于康熙二十五年在安庆参加拔贡考试时相识定交。[46]除此之外，各地士子之间，很少有往来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诸人的知识范围和思想水平，一方面受到周围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的为学、为人都具有与“世俗”不尽相同的特点。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学问上是从古文而非时文入手的，因此日后从事时文写作时，更注重法度与古文底蕴，反对趋时；作为一乡之俊杰，他们又多有睥睨凡俗的傲气与建功立业的理想，戴名世曾如此描述自己少年时与“里中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的交往：“当是时，意气甚豪也，顾傲睨自喜，视天下事不足为。”[47]朱书亦有类似的回忆：“方是时，余及岩、有执皆未入学校，意气方盛，视天下事无足为。”[48]李振裕在康熙二十五年所刻江南诸生文选《试牍汇征录序》中，曾谈到“通都大邑之士”与“僻壤之士”在人品、文风上的区别：“通都大邑之士，闻见较广，而锢于揣摩之说，竞工声调，不能脱去町畦；其产于僻壤者，既乏师承，又无典籍，虽有挺出之姿，亦不能底于渊雅。”[49]从诸人的文章、行事来看，这些新入京的士子们，虽不是全部来自“僻壤”，但在不事“揣摩”的坚定、孤高性情上，却大都具有“僻壤”之人的特点。

京师风物，与江南大不相同，康熙三十年入国子监读书的方苞，在《送宋潜虚南归序》中曾有一段生动的“京师印象谈”:“京师地隆寒，多风沙，郊关近所，无池塘林麓之观，人畜骈阗，粪壤交衢肆。羁客远人来此游邦，与其风俗不相谙委，居无所适，游无所娱，尘事嚣然，无所发其志气。又可怪者，佻巧谀佞浮嚣之徒至此则大得所欲，贤人君子鲜不召谤取怒、抑塞颠顿而无以容，故论者常谓非仕宦商贾不宜淹久于此。”[50]但京城不仅只有自然与人事的“风尘”，它还意味着更宽广的眼界，更多的同道：“潜伏山林深奥之中，所见闻不越乡井，虽连州比郡数百里间，风声气烈相闻者，思与游处往还，亦不可得；而京师帝者之都，四海九州人士之所会，无用舟车仆赁之资，水涉山驱之苦，而得以尽交天下之贤杰，此又其可乐者也。”[51]经由“群居相切磋”而得到道德、学问上的进步，是诸人在京城最重要的收获。

国子监的课业，顺治元年，曾定国子监条规：“朔、望日，祭酒、司业率属员诸生拜谒圣庙，行释菜礼。后升堂讲书。祭酒、司业及六堂讲《四书》《性理》《通鉴》，博士讲《五经》。诸生听讲后，习读讲章，有未能通晓者，即请本堂助教等官讲解，或质问祭酒、司业，毋得惮烦蓄疑。其上书、覆背诸课，一旬而遍，月三行之。又（日）课楷书六百字以上，必端楷有体，有不到或倩代及潦草者皆罚。”[52]“讲书”方法，之后又有变动，据道光年间所辑《钦定国子监则例》,“讲书”包括《四书》与诸经，每月初旬由助教讲授，每月十五日后学录、学正讲授，五日一次。讲书之后三日，还要由诸生“掣签复讲”。[53]考查方式，乾隆间所纂《钦定国子监志》载为每月有一“大课”，月中旬由监事大臣、祭酒、司业轮课，考题为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间试之以经文、经解、策论。分别等第，各有奖惩。又有两次“堂课”，上旬由助教分课，既望由学正、学录分课，题目如大课。三月不应大课、堂课者除名。又有出勤之要求，每日须赴值日官公所画到，月休假三日。[54]《钦定国子监则例》中所载月课时间为每月初一、初三、十八日出题，内容包括四书义、试帖诗、策、论等。[55]可见国子监中所学内容，不出科举所要求之范围，考试内容，也与乡会试大体一致。这对于在入学前即多以教馆、选文为生，并在本地有一定文名的拔贡生们来说，并非难事。因此，课业之外，他们得以有大量的时间进行访友、会文等活动，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如戴名世与萧正模。萧正模，字端木，号深谷，福建将乐人，康熙二十五年拔贡。康熙四十六年，张伯行担任福建巡抚，延士纂修朱子书，曾聘其为总编。科场不利，以诸生终。有《后知堂文集》四十卷。[56]萧、戴二人同年贡入国子监，不久萧正模即因家事返回故里，[57]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二人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戴名世在为萧氏父亲所做寿序中谈到二人的交往：“今年春，余遇萧君端木氏于客舍……端木氏有道之士也，与余交最善。余二人浮沉燕市，燕市人莫能知之。”[58]又在《送萧端木序》中言：“闽人萧端木，从余乡人处识余，亦以乡人视余，莫知余也。而萧君同县人为我言，萧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编视萧君，萧君大奇之，以为异世人，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萧君言。自是萧君与余往来甚数，余益得以悉萧君之为人与其文章。盖余平居为文，不好雕饰，第以为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文如是止矣。尝按秦、汉以来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萧君之向往适与余同，则萧君之奇余也而岂徒哉。”[59]萧端木亦在分别后给戴名世的信中回忆道：“正模向者来京师，思得尽交天下豪杰。比至，则无所谓豪杰也，有名士而已矣。名士即不敢望杜子美、韩昌黎，正使神情疏旷，稍异世人，如所谓痛饮酒读《离骚》者，亦可无多求矣。而今则庸妄无似，诗取调四声，文取八股具而已。一日见足下于逆旅，夷然旷远，心窃异之，已乃得所为诗文，大气空引，绝不类近时名士所为。再读再称善，亟为书语吾乡知己者，曰：‘正模七千里之行，以交此子为不虚也。’正模岂私于足下哉？向往之同，而文字有神合也。”[60]从此数段引文中可看出，萧、戴二人在文章方面取向相同，均不好“时调”而好“古文”；在性情方面也颇相似，均兀傲不群，落落难合。萧正模曾建议戴名世在古文写作方面，应于“奔轶之余，加之沉着，发露之后，济以深浑”[61]，这一建议，实能切中戴氏的弊病。而萧氏诗文，亦是“滔滔自运”,“少蕴藉之致”,[62]病处正与戴名世相同。萧氏返乡后，二人未再聚首，但仍有书信来往。康熙三十二年，戴名世应当年福建乡试主考孙勷邀请，入闽参与文事，此科萧正模应考而落榜。之后，萧正模曾写信与戴名世说：“自戊辰得先生书，慰问殷勤，勉以千秋大业，甚真甚厚，而道里辽远，未及报书。每从坊刻见先生文，辗然深喜，如有所获。今秋意先生尚有事场屋，不谓岭海中乃巧邀先生车驾也……夫售不售亦何足计？顾弟与先生生平向往之同，而自承教以来，日夜切劘，方期有当于古，以不负知己之望，而风会相左，好尚顿殊，使二十年壮志摧残于老大之年。顾视朋侪先后贵显，而弟与先生别来七载，仍然不得志之人，其于天下通经学古之士何劝焉……弟归里半月，乃知先生正在会城，见弟落榜，惋然深惜，为当事极称之，又于里中中式者问行止，欲以一见为幸，弟顾何足当先生之眷念如此？”[63]据此，戴名世曾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致书于萧正模，萧当时未答复，直到康熙三十二年，才写此复信。此复书，一方面是发泄落榜后的抑郁不平之气，另一方面，又对戴名世的知己之情表示感谢。言语出之肺腑，可见二人交情之深。萧正模一生功名限于诸生，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八年以近花甲之龄成会元、榜眼，两年之后即罹文字狱，二人命运，孰幸孰不幸，实难判定。

又如戴名世与白君琳。白君琳，字蓝生，山西保德州人，与戴名世同年贡入国子监。戴名世《与白蓝生书》曰：“前日一见白君，即知白君非常人也。而白君具言往时见仆文章，其向往之者且八九年，相见莫由，既相见则欢甚，以为平生之快……余昔闻之，三晋河山之间，其人类多瑰玮慷慨。今保德有白君，蔚州又有李君兄弟，而皆与余同贡于太学。闻声相思，倾盖如故，余实有幸焉。”[64]可知白氏对戴氏感慕已久。进入国子监读书，为二人现实中的会面创造了机会。戴名世在此信中，向友人陈述了自己在文章方面的志向，痛批世俗人所看重的时文，牢骚愤诽，毫无掩饰。又，戴名世此信中所言蔚州李君兄弟，即李晖吉、李喧亨，二人出身世家，少时为蔚州同乡、康熙朝著名理学家魏象枢所看重。康熙二十五年同贡于国子监，喧亨康熙三十二年中进士，晖吉功名止于诸生。虽然此数人日后浮沉异势，但青年时代的这段“闻声相思、倾盖如故”的同学情谊，数百载之后仍令人神往。

本书所要论述的“桐城派早期作家”中的大部分人物，亦在国子监得以认识并相知。如戴名世、朱书、刘岩等，因文章而互相推重。方苞《朱字绿墓表》言：“是岁，字绿以选贡入太学，海内知名士皆聚于京师，以风华相标置……时语古文推宋潜虚，语时文推刘无垢。字绿见所业，遂归，读书杜溪。”[65]戴名世《杜溪稿序》亦言：“余之学古文也先于字绿，而字绿之为古文，余实劝之。”[66]戴名世与朱书于康熙二十三年在南京乡试场上相识，二人同年贡入国子监后，日夕相处，在文章写作上应有进一步的切磋。以古文为众人所推的戴名世，可能即是在此时规劝朱书将精力转向古文。

又如被时人认为是“名选家”的戴名世、汪份、何焯三人，[67]亦为同年贡生。戴名世于康熙二十八年所作《与何屺瞻书》中，曾简述三人的交往始末：“往时仆家居，于时文选本中见足下名，然第以吴中名士视足下，未知足下也。及与足下先后至燕山，往来一再唔，始奇足下。亡何，足下别去，仆惘然自失，而汪君武曹为余称足下之贤甚具。”[68]三人均是意气激昂之人，被世人视为刻薄，彼此之间却互相推重，戴名世言：“仆好交游，孳孳求之，唯恐不及。然其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怼，而其辞类有稍稍过当者。世且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不骂仆者，足下与武曹而已，而世亦以足下与武曹为好骂人。”[69]在时文评选问题上，三人均推崇“先辈法度”，反对以迅速得中为目的、以揣摩考场风气为主要方法的文章“俗学”，表现出了与世俗对抗的极大魄力。他们关于时文的意见，将在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具体展开。

又如戴名世、徐念祖、刘齐、方苞数人，以古人行谊相期许，戴名世《徐贻孙遗稿序》言：“当丙寅、丁卯之间，余与贻孙先后贡于太学。太学诸生与余最善者莫如言洁，贻孙则仅识面而已。而贻孙最善方灵皋，灵皋与余同县，最亲爱者也。贻孙介灵皋以交于余，而灵皋介余以交于言洁。此数人者，持论龂龂，务以古人相砥砺，一时太学诸生皆称此数人为‘狂士’。”[70]方、戴二人虽有姻亲关系，但据方苞《送宋潜虚南归序》，二人相识，却是在康熙三十年方苞入国子监读书以后。[71]此时戴名世已从国子监肄业，考取了八旗官学教习。方苞在京城，又与何焯、汪份交好。[72]诸人不仅在文事上互相讨论，如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中所言“灵皋年少于余，而经术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类推而得之。言洁好言波澜意度，而武曹精于法律，余之文多折衷于此三人者而后存”,[73]更广泛讨论经史学问，并在立身行事上互相鼓舞，以不媚权贵为高，如方苞所记：“始徐尚书执权，藉以收召天下士，天下士争凑之，惟齐与其友数人执节不移。久之，此数人为清议之所从出”,[74]在京城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言论力量。

三 国子监生活之二：“旅食京华”

除同学之间的交往之外，太学生们还多与朝中达官贵人有所来往。清代入国子监读书的外地学生，在雍正九年国子监对面的学生宿舍“南学”建立之后，可以作为“内班”学生，住校读书。而戴名世这一批拔贡生们入学之时，“南学”尚未建立，就现有资料看，他们应该是散居在外的。不少人在朝中官员家为客，如戴名世刚入京时，即受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张英之邀，到张英家课子弟。[75]后又客于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李振裕家。张英为桐城人，与戴名世为同乡。张家、戴家有多重姻亲关系，戴名世父亲戴硕与张英又是少年时代的友人，二人同受知于学政蓝润，同在顺治十一年进学。因此，请戴名世到家任教，可以看作是同乡前辈对后辈的一种照应。又如刘岩入京后，曾在徐乾学家教馆。徐乾学在康熙前期可谓士林教主，以汲引后进为己任，刘岩在徐家任教，是徐氏“爱才”的表现，也是他笼络士子的一种手段。又如萧正模入京后，曾在翰林院检讨金德嘉家教馆。[76]朱书入京后曾在鸿胪寺卿伊图喀家授徒。[77]对这些士子们来说，在官员家为客，一方面能够接触到京城士林中的有名人物，另一方面，教导子弟，有时也代主人作文，可以得些收入，补贴生活及家用。清代国子监直到乾隆二年孙嘉淦奏议后，学生才有膏火费，此前并无此项补助，而诸人此时大多要负担家庭之用，如戴名世自言此次入京动机是“以死丧债负相迫，适督学使者贡余于太学，遂不得已而为远役”[78]，又如刘岩出生普通农家，身为长子，下有五位弟妹，全家居住在“邱隘嚣尘，墙穿而瓦陋”[79]的四五楹房屋内，刘岩入京后，积攒教书所得，才为家人在江浦县城购置了数十楹房屋。[80]因此，“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是这些太学生们不得已的选择。

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些新入京的士子们，一方面要寻求贵人的汲引帮助，另一方面又对官场中的柔媚习气嗤之以鼻，在与贵人的交往中尽力保持着自身的尊严与原则，常常流露出“狂生”之态。如戴名世在张英家时，同年贡吴骝亦为客，戴氏《忧庵集》中曾记述三人同处的一个片段：“岁丁卯，余入京师，主一翰林家。翰林一姻亲与余同贡太学者也，亦主其家。一日翰林自外归，卧余榻上曰：‘今日骑不良，又行路太多，四体惫甚。’其姻亲适坐其旁，乃为按摩全身，且捶其腿，良久不辍。翰林忽呼余：问曰：‘世间为恶之人，以何等为最？’余曰：‘媚人者恶，无与伦矣。’翰林曰：‘不然。媚人者因好媚者致之，是则好媚者为恶之最。’其人捶之手渐缓，乃曰：‘当今之世，何人不好媚，亦何人不媚人？’余曰：‘吾非好媚人者。’翰林曰：‘吾非好人媚人者。’其人敛手退。”[81]戴名世之讽刺可谓大胆，幸而张英性情与戴名世相近，未酿成祸事。在李振裕家时，戴名世便以不依附豪奴而得罪主人，其《燕市杂录》言：“余尝客一显者家，其奴仆特用事，主人每从之，问宾客贤否，彼自以其喜怒为毁誉，主人辄信不疑。于是同舍生知其权在奴仆也，深相结交，馈遗财物不绝，岁时伏腊及生辰为寿，与之揖让酬酢，或至跪拜。久之乃相与不根之言，表里谗余，余遂以得罪去。”[82]

又如刘齐，方苞《四君子传》言：“康熙丙寅，（刘齐）以选贡入太学。方是时，昆山徐尚书乾学方以收召后进为己任，而为祭酒司业者多岀其门。海内之士有为尚书所可者，其名辄重于太学。有为太学所推者，则举京兆，进于礼部，犹历阶而升，鲜有不至者。惟齐与其友三数人，闭门修业，孤立行己意，踬而不悔。”[83]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学罢归后，又有大僚欲充当士林教主，愿招致刘齐于门下，刘齐亦“谢不往”。[84]此后刘齐亦为自己的清高付出了代价，康熙三十一年，任八旗官学教习期满的国子监肄业生参加吏部选拔，大部分得知县，而刘齐仅得州同。此时有人劝他捐纳教官之职，为刘齐拒绝。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刘齐表明了自己坚守“不求人”之气节的决心：“仆今日孤踪客游，又不能自办其赀，非奔走求人不可。然仆若肯奔走求人，则利有大于是者，当早为之，必不至以一贡生就试于吏部。即试吏部时肯奔走求人，则同试之士，尚有略识之无、未通文理者，皆早得县令去，又何至以纳粟之事溷及长者！古人有云：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此也。业已至此矣，又忽自改其生平，摇尾向人求助，则颠倒已甚，此亦理势之易明者。且既已求助于人而后得官，则一身行止，动有所制，稍欲自行其意，辄疑于负恩，是所谓长为人役。仆故不忍出于此也。”[85]可见刘齐所最看重的品格，是精神的独立自主。为此，他宁可放弃“长为人役”的仕宦之路。

又如何焯、汪份，据方苞《汪武曹墓表》:“康熙丁卯、戊辰间，吴中以文学知名者，君与常孰陶元淳子师，同邑何焯屺瞻，皆与余游。当是时，昆山徐司寇、常孰翁司成，方收召后进，其所善，名称立起，举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吴人，素游其门，而自矜持，不求亲昵。子师成进士，名盖其曹，不与馆选；君及屺瞻屡踬于举场。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后屺瞻交绝于二家，而徐尤甚，至辩讼于大府。子师与翁亦忤。”[86]丁卯、戊辰为康熙二十六、二十七年，其时徐乾学、翁叔元均以延揽士子闻名。三人与徐、翁有乡人之谊，却能不为权势所动，实属难得。

又如刘岩，康熙二十七年，孝庄皇太后宾天，康熙欲执三年丧，为诸大臣所止，时国子监祭酒以国子监生五百人的名义上书劝阻，并许以荣利，将刘岩冠其首。刘岩得知此事后，抗辩于午门，又作《太学生伏阙上书论》一篇，公开表示自己对祭酒此举的不齿。[87]此亦是“狂生”之一例。

以上诸人的狂傲，固是少年人的常态，但亦反映出这一时期士风的激昂。康熙三十年以后，诸人陆续离开京城，太学中狂傲之风，也渐归于消歇，如方苞所言：“（此后）太学生虽有洁己自好者，而气概不足动人，清议遂由是消委云。”[88]

四 国子监生活之三：时文之外的学问及与京城前辈学者的交往

（一）史学

史学在清初知识界极为兴盛，特别是对刚刚过去的明代历史的记录、书写，更是得到了官方和民间士人的一致重视。桐城派早期作家们对明史大多深感兴趣，在国子监读书期间，研读史著、撰写史文，成为他们的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名世在入国子监读书前，即对明末史事有浓厚兴趣，后成为“致祸之文”的《与余生书》，便作于此一时期。[89]其中感叹南明史事之渐趋湮没，表达了自己意欲收拾遗编、勒成一书的志向：“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厪厪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鄙人无状，窃有志焉。”[90]此后不久，戴名世便已开始了明末史传的写作，如康熙二十三年，曾为明遗民曹维周、沈寿民，明末抗击流贼而死之李逢亨，清初拒不薙发，绝食身死之杨维岳作传，又根据乡人方孝标之《滇黔纪闻》，为南明人物薛大观、杨畏知、刘廷杰、王运开、王运宏、陈士庆作传。在《与余生书》中，戴名世谈到自己在史学写作方面的遗憾有二，一是“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二是“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91]而入国子监读书，则可以有效弥补这两方面的缺失。在国子监读书及肄业后任八旗官学教习的时间里，戴名世听闻到不少近世人物的事迹，并付诸笔墨。如他曾为明末清初人物光时亨、张胆、李月桂、李节妇等人作传，其中张氏与二李传，是代主人周金然而作，[92]《书光给谏轶事》一篇，则是自觉的“网罗旧闻”的历史写作。

光时亨为明末桐城人，崇祯七年进士，曾任四川荣昌知县，后征入京，历任兵、刑科给事中。李自成军逼近京师，有议迁都者，光氏力主不可。甲申城破，潜行南还。弘光元年四月初九日，为阮大铖、马士英以“从逆”罪名处死。明末清初大多数史家，均将其叙述为“降臣”，如东村八十一老人《明季甲乙汇编》卷四、冯梦龙《甲申纪事》卷二、江左樵子《樵史演义》卷六、谈迁《国榷》卷一百、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二十一、査继佐《罪惟录》卷十二下、邵长蘅《武进三忠合传》[93]、陈鼎《东林列传》卷九、彭孙贻《平寇志》卷九、《流寇志》卷九中，均记述李自成军破城时，光时亨与御史王章同巡城上，光氏降贼，而王章不降被杀。曾亲历甲申之变的钱在《甲申传信录》卷五“槐国衣冠”中，列出了大顺朝各部官员名录，其中光时亨职务为“兵谏议”，其略曰：“光时亨，南直桐城人，甲戌进士，原官兵科给事中。巡视东直门，首降。十九日闯即召见，面加奖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有云：‘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已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遁，仍当勉力诗书，以无负南朝科第。'”[94]顾炎武《明季实录》中，亦载光氏曾为伪谏议。[95]晚清徐鼒所著《小腆纪传》，亦言光氏“城陷，首迎降贼”，并采录了光氏受伪职后寄子书。[96]按，光氏被杀，罪名有二，一为“从逆”，一为“阻迁”。甲申年六月初十日，马士英上“为请申大逆之诛以泄神人之愤事”疏，开首即从党社事入手，提出：“闯贼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贼者强半。侍从之班，清华之选，素号正人君子之流，皆稽首贼廷。”[97]以下依次列举光时亨、龚鼎孳、周钟等亲近东林之人的“从逆”之罪，其中光氏罪名为“力阻南迁之议，而身先迎贼”。[98]同年十二月，弘光朝刑部尚书解学龙上“从逆六等案”，列出投降李自成之诸臣姓名与惩处方案，其中光时亨名列二等，拟处斩。[99]阮、马杀光氏，固然是以“从逆”为名，行派别打击之实，但被卷入派别斗争，并不能就证明光氏名节无污，《桐城耆旧传》之《光给事传》中记载唐王时光氏子光廷瑞曾上血书为父辩冤，给事中方士亮亦为光氏辩护，理由是：“执政以阻南迁为名，盖别无可文致。使时亨有臣闯实事，则一六等案杀之有余，何必借刃阻迁哉。以阻迁杀时亨，则时亨之无伪仕明甚。”[100]并言当日隆武朝大臣黄道周见此疏后，曾为光氏平反昭雪，并赠其子官职。但此辩护理由，实为牵强，“借刃阻迁”，正是为了加重“六等案”的分量，确保将光氏置于死地。因此，若据现有文献，光氏确曾降于大顺政权。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所著《明史》亦言光氏“长跪乞降”[101]，即应是对比各家说法的结果。但是，“降贼”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如是否主动迎降、投降之后是否有反悔、挣扎，种种曲折，却非“降贼”“从逆”等冷冰冰的文字所能言尽，且文献记载，大多亦出于听闻而非亲见，不一定全为事实，如光氏子曾上书辩冤，说明其子坚信父亲是清白的，那么《甲申传信录》中所载光氏寄子书，其真实性便值得怀疑。又如光氏是如何为弘光朝所擒获的，诸家均言之不详。戴名世在京师，遇到一位光时亨旧日仆人：“康熙丁卯，余入京师，有役事我于舍馆，京师所谓长班者也，年八十余矣。”[102]康熙丁卯，为康熙二十六年，正是戴名世在国子监读书时期。戴氏《书光给谏轶事》一篇，[103]关于光氏在崇祯十七年京师城破时的事迹便得自于此位老仆所述。此文提供了可以“证野史之诬”的几个细节，一是“城陷，时亨与御史王章巡城，章为贼杀，时亨堕陴折左股，匍匐入尼庵，夜半自经，尼救之不死”。二是“寻为贼踪迹得之，过御河，与御史金铉同投河，铉死而时亨为人所救”，而救人者，即为舍馆中服侍戴名世的这位光氏老仆。三是光氏南还途中，至宿迁，梦到一豕作人言，要求光氏速遁去，果于是日为刘泽清部下所执，而刘氏此举则是奉阮大铖旨意。阮大铖将光氏与周钟、武愫同日杀之，故野史多以时亨为降贼，而无人为其辩冤。通过这几个细节，读者可以知晓，首先，光氏初心并不欲降贼，只是未能及时殉国，以致身名俱丧。其次，光氏并没有像龚鼎孳等历仕三朝的官员一样，在清军进京后身事新朝，而是选择了“南还”，说明他最终是心向汉家王室的，最起码是意欲作遗民而不出。这一情形，较符合历史实际。几年后，戴名世又将这一推断写入《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中：“及大兵已至仪、扬间……弃前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于市，时亨有清望，以阻南迁下狱，至是与从贼周钟、武愫同杀以辱之。”[104]康熙间修《安庆府志》、光绪间修《安徽通志》中光时亨传，即采用戴名世此说，言：“京师陷，时亨南归，马士英谓其阻南迁，杀之。”[105]清末民初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光时亨传，关于光氏晚节，亦采用戴名世说法。[106]

国子监肄业后，戴名世补八旗官学教习，在作教习期间，康熙二十九年，又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出色的历史著作《孑遗录》。这部糅合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以日期为经、事件为纬的著作，以短短万余字，记述了明末桐城一邑被兵始末，并且以此为中心，旁及全国军政大势，“上自文武大臣，贤不肖用舍，庙算得失，下逮匹妇节烈，一介士之才，莫不触绪引类，错综联贯，以著其详”。[107]此文虽是在王雯耀《全桐纪略》基础上删改而成，[108]但对原材料的重新编排、组织，却可见出戴名世的史才，梁启超即曾极力赏叹此文的“史家技术之能”。[109]关于《孑遗录》的文章组织法，本书第二章将予以详论，此处从略。

到京城后，戴名世还得以与全国范围内的众多有志于明史之人相结识。如刘献廷，戴名世《送刘继庄还洞庭序》言：“继庄尤留心于史事，购求天下之书，凡金匮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志、野老遗民之所记载，共数千卷，将欲归老洞庭而著书以终焉。”[110]又言：“继庄有友曰王昆绳及余二人，约偕诣洞庭，读其所著书，而继庄家无担石之储，无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继庄先携其书以归。”[111]继庄为刘献廷字。据刘献廷挚友王源《刘处士墓表》，刘氏先世为吴人，曾祖为明朝太医，遂家于大兴。刘氏顺治五年生于大兴，年十九，携家而南。康熙二十六年，曾受徐氏兄弟修史之邀，入京馆于徐家。徐乾学落职南归，刘氏亦归南，以康熙三十四年卒于吴。刘氏为康熙朝前期之通儒，“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傍通博考，浩浩无涯涘”[112]，又留心前朝史事，全祖望《刘继庄传》中言其与万斯同在徐乾学家，“各以馆脯所入，钞史馆秘书，连甍接架”；刘氏南归后，曾邀万斯同南下“共成所欲著之书”，而终不果。[113]其所欲著之书，很有可能是“成一家言”的明史著作。刘献廷身世多隐晦处，全祖望言“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114]。又今人向达《记刘继庄》认为刘氏《广阳杂记》“于明季遗民逸士，表彰甚力”，其友人中又有抗清义士“张斐文之流”，因此怀疑刘氏与清初主张复国的明代遗民，有着较深的联系。[115]此说虽是猜想，但刘献廷对明季气节坚贞之士，的确怀有同情、敬佩之心，这也是清初有志于明史者的普遍心理。戴名世对南明“孤忠义士”的表彰、记录背后，亦有此种同情敬佩之心。刘氏于康熙二十六年至京，二十九年南归，故戴、刘二人的相识，正值戴名世入国子监读书期间。二人同对明史有兴趣，其交往中，当有这方面的切磋。刘献廷、万斯同同为徐家高客，且万斯同对刘献廷极为佩服，戴名世同万斯同在康熙三十年至四十年期间，多有交往，其最初相识之时间、经过，史无所征，或许也在戴氏初入监读书之时。

又如朱彝尊、卓尔堪。戴名世《忧庵集》中记述，自己曾于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在扬州朱彝尊寓舍见到卓尔堪，卓尔堪携崇祯皇帝画像一轴相示，言此画像原为史可法所藏。卓氏叔父为史可法部下，顺治二年，扬州城破，此画为卓氏叔父携出。卓氏并述叔父所见城破日情状，言史可法“于城破日，骑马出城，渡河而殁”。[116]戴将此说法与史可法部下史德威及清军征南将领所言相比照，认为当日围城，兵民尽死，史可法不可能一人出城，此说不足信。卓尔堪为清初著名遗民，辑有《遗民诗》，亦是有志于故国文献之人。能将家传之珍贵旧物相示，说明卓氏及主人朱彝尊，对戴名世的史学志向均十分清楚。戴、卓此次相聚，是通过朱彝尊的介绍。据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朱彝尊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中式后，曾典江南乡试，后于康熙二十一年夏携眷入京，此后到康熙三十一年三月罢官离京，十年间未曾离开京师。[117]因此戴名世入监读书与做官学教习之时，朱氏亦在京。戴名世与朱彝尊的相识，或许即在此时。朱氏虽身事新朝，但旧友中多遗民，他对有志于明史的后学戴名世加以注意，亦是情理中事。

史学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方苞与万斯同的交往。康熙十八年，万斯同受《明史》监修官徐元文之邀，入京居于徐家，以布衣参与《明史》之修。康熙二十九年徐元文、徐乾学兄弟南归后，万氏仍留在京城，实际主持《明史》纂修工作，直到康熙四十一年离世。方苞于康熙三十年入国子监读书，此后几年，又来往于京城与京畿之涿州，以教馆为生。在此期间，得以与万氏相识，即方苞《万季野墓表》所云：“士之游学京师者，争相从（万氏）问古仪法，月再三会，录所闻共讲肄。独余不与，而季野独降齿德与余交。”[118]方苞当日以古文写作有声于京城文坛，曾得到姜宸英等前辈“吾辈当让之出一头地”的称赞，[119]而万斯同则直言不讳地对方苞提出应超越“文章”层面，将学问理想放到更为根本的“道”上去的忠告，方苞日后感念说：“吾辍文章之学而求经义至此始。”[120]康熙三十五年，方苞离京南还，万斯同邀方苞同宿两晚，向方苞传授了自己修《明史》的心得。首先是鉴别史料之法。万斯同认为，近代史迹，文献众多，意见纷纭，因此史书写作中，“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121]万氏的意见是，考辨史实，当以《实录》为指归，地方、私家史乘为辅助，并说自己的《明史》草稿，已经对史实做了一番初步的筛选，完成了“事信”的工作：“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122]他所期待于方苞的，是“言文”，也即文字方面的修饰润色：“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123]万斯同对方苞所说的另一个心得，是良史必出于一人之手，官修之书难成良史：“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124]万氏欲将《明史》草稿修饰工作托与方苞一人，就是为避免产生“众人分操割裂”[125]的官修史书之弊病。这两方面的心得，非常精彩，是万斯同一生读史、治史的经验之谈。方苞日后虽没有得到万氏的遗稿，未能完成万氏所托付的重任，但万斯同的一番话，却引起了方苞对历史著作之“义法”的兴趣与探寻。《方苞集》后所附《文目编年》，将方苞关于“义法”的大部分笔记的写作时间均归入“年三十至五十”期间，也即在这次与万氏的长谈之后，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经济之学

经史之外，有关民生实际的学问也是康熙前期知识界的显学。此时一辈好讲制度、兵事的遗老们如顾炎武、黄宗羲、魏禧等，已步入人生的风烛残年，并在康熙二十年前后纷纷下世。但他们所提倡的经世学风，仍有他们的学生弟子在发扬光大，如万斯同为黄宗羲弟子、王源为魏禧弟子。且这些学生后辈，也已成为当日民间知识界的重要人物。此外，此时在新朝担任官职的“官方学者”们，因职责所需，也热衷于涉及具体事务的“经世学问”。桐城派早期作家们在国子监读书期间，也感知到了这一时代思想风潮，并与其中一些重要人物有所交接。

如戴名世与陈潢的交往。戴名世在为陈潢所作墓表中言：“初君与余订交京师，余羁穷潦倒，得君提携者为多。”[126]陈潢，字天一，号省斋，钱塘人，崇祯十年生。少时学为八股，后弃去，从舅氏仲固存学习“古今成败、民生休戚，及地利兵法、象纬农桑诸书”。[127]康熙十年，游学京师，适逢靳辅升任安徽巡抚，访求得之，宾主相得，遂入皖幕。三藩之变起，皖地为江南门户，车骑络绎，陈潢为献驿站改革之法，使得每岁节省财力百余万。康熙十六年，靳辅出任总督河务，所用治河之术，尽出陈潢。康熙二十七年，靳辅遭于成龙、郭琇等人弹劾落职，陈潢亦于此年八月病卒于京师。康熙三十一年靳辅复起后，曾上《义友竭忠疏》称述陈潢治河功绩，认为陈潢在治河中有在清水潭以上筑堤并创设减水坝、在清水潭中筑堤、在甘罗城运口改进大平坝以避河水、在骆马湖运口约束运河之水以避河水内灌、创挑中河等五大功。[128]靳辅、陈潢之治河法，虽一时受到批评，但却被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其后于成龙任河督，也沿用了二人的治理方法。康熙二十六年，戴名世初入京师，以文章为翰林院编修周金然所赏识，周氏与陈潢“素友善”[129]，故戴名世因周氏而得交陈潢。康熙三十一年，戴名世应陈潢嗣子陈良枢之请，为陈潢撰墓表。此《墓表》详述了陈潢以径治河之上流、筑堤于清水潭、令运河远黄就淮、于河北岸凿中河等治河功绩，以及陈潢关于西北水利的设想，所创设的测水法、土方法等测量河水速度、容积的方法，条理清楚，叙述明晰，较周金然同题墓表所述，更为具体、详明。此文不仅体现了戴名世剪裁史料、遣词造句的文字功力，而且也从侧面反映了戴氏对陈潢经世学问的熟悉和了解。文中对陈潢困于人言、才未能尽用的命运寄予了深深同情，认为：“天生之才难矣……及其生之也，则又多废弃不得有所施设。而有所施设者，往往又穷于名位之无以自见。而或有所附托以成功名，其间又或功已垂成而败，以不能竟其用。呜呼，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130]这一悲叹，既是戴名世对友人命运的感慨，又可谓是在冥冥中为自己日后的人生做了预言。

又如戴名世、方苞与王源、李塨的交往。王源为明锦衣卫王世德之子，少时随父隐于江苏宝应，曾从阎尔梅、魏禧等人问学。康熙二十七年后至京师，康熙三十二年举顺天乡试。王源好讲经济之学，在京时与刘继庄日相讨论，其后结识李塨，心折于李塨之师颜元“三物、三事”之学，并在康熙四十二年，以五十六岁之龄拜入颜元门下，成为颜李学派之一员。据方苞《送宋潜虚南归序》，王源在康熙十年、十一年“往来江淮”时，即与方苞相识。方苞之父与胜国遗民多有来往，二人应是通过共同的遗民友人结识。方苞入京后，戴名世、方苞、王源三人，成为至交。方苞曾深情回忆此段交往：“余从事朋游间，颇得数人，其倜傥自负，而不肯苟同于流俗者，则或庵王生、潜虚宋生……余性鄙钝，每见时辈稠人广坐中，工于笑貌语言，辄俯首噎气，及就二君子，证向古今，或风雨之夕，饮酒歌呼，慷慨相属，若不知其身之贱贫羁旅轲而不合于时者。”[131]此后，康熙四十二年，王源又介绍颜元弟子李塨与方苞相识。[132]方苞、李塨日后过从亦甚密，二人易子而教，方苞因南山集案入旗后，二人还曾商量互换田宅之事。[133]方苞对经世学的兴趣，受到李塨的很大影响，虽然颜李学派直接孔孟、否定程朱的学术谱系，与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的志向不符，因此方、李二人在对程朱的评价上分歧颇大，但二人在经世致用的学术宗趣上，仍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在方、李的最初交往中，王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沟通作用。这一点，李塨弟子所作《李塨年谱》并未言明。方苞在晚年所作《四君子传》中，曾称王源为道义之交。从国子监开始，数人围绕“经世”的共同志向而产生的这份友谊，的确是清前期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五 太学肄业之后

清初制度，贡生学习期满，可考取八旗官学教习，教习任职满三年，可授邑令。桐城派早期作家中，戴名世、朱书、刘齐、刘永祯等在国子监肄业后均曾考中教习。康熙三十一年，戴名世三年教习期满，考授县令。刘齐、刘永祯因“耻干谒”，仅得州同。[134]刘齐出都南归，于康熙三十五年病逝。朱书则于康熙二十七年丁忧归乡，康熙三十一年考取教习，康熙三十四年考授县令。

据现有史料来看，贡生考授县令，只是名阶而非实际职位。只有少数人如王汝骧等出任县令，[135]大多数人在他们中进士入仕前，仍频繁往来于京师与家乡之间，继续参加顺天乡试，并与京师士大夫交处。又有不少人有短暂的游幕经历，如戴名世、朱书、刘齐、刘岩曾于康熙二十七年同入山东学政任塾幕，在幕一年，于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回京。戴名世又曾于康熙三十二年入闽，襄助友人孙勷典闽省乡试。又于康熙三十九年入浙江学政姜橚幕，在幕一年。朱书则于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游于陕西驿传道副使张霖幕。在此期间，他们继续着他们的学术事业，如戴名世曾于康熙三十五年结识礼部尚书、一代时文作手韩菼，韩菼亦因之了解到戴名世、方舟、方苞等江淮新进士子的文章，并为之大力揄扬。[136]又如康熙三十五年，戴名世、王源等曾多次参与万斯同主导的“经济会”，与当日京城讲究“经世学”的名士们交往讨论。[137]这些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国子监学业的延续。

康熙三十、四十年代，康熙二十五年这一批拔贡生们纷纷考取进士，进入仕途。释褐之后，非复青衿，诸人的生活、心态均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转变。而对桐城派早期作家们而言，最大的转变来自“《南山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