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苏东坡眼中的三个良吏
苏东坡的才学是后人能够铭记的。他涉猎广泛，在多个方面都有造诣和成就。他一生经历丰富，既有显达时的志得意满，又有被贬时的失落哀悼。这些独特的仕宦经历与他的才思结合起来，为后人奉献出大量的作品，成为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样一个人，他眼中的古人尤其是良吏是什么样的呢？以苏东坡眼中的张良、韩愈、富弼为例来作一个分析。
古代英杰有许多类型，苏东坡欣赏的类型是张良这样的人。苏东坡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69]张良就是有“过人之节”的人，面对对手和困难，常能忍一般人所忍不了的事情，沉着冷静地面对，最终实现了心中长远的目标和志向。每个人都需要在事上磨炼，才能有成熟的气度，才能进步，才能做出成绩。
张良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负有家仇国恨，希望举倾家之力，来报仇雪恨，消灭秦始皇。张良雇佣了一个大力士，用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误中副车”[70]，诱发秦始皇大肆搜索捉拿刺客。张良由此隐姓埋名，逃到下邳躲藏起来了。此时的张良，想必痛定思痛，复仇之目标只能从长计议。他磨炼性格、修养心性、开拓眼界，一切只为更好地实现复仇计划。此时，在下邳，张良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黄石公。黄石公故意试探张良，将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去取鞋子。张良非常吃惊，“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71]；作为一个曾经刺杀过秦始皇的年轻人，遇到这样不礼貌的事情，如果按照其本来之性，是要殴打黄石公的，结果其压住怒火，为其取鞋，说明其磨炼性格以臻至成熟。
张良取上鞋子后，黄石公得寸进尺地要求张良为其穿鞋。张良跪地，为其穿鞋。黄石公很满意张良的表现，笑着对他说：“孺子可教矣。”[72]此后，黄石公以约定时间见面来考验张良。张良最终通过考验，被黄石公授予《太公兵法》。黄石公对张良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73]张良由是认真诵读钻研《太公兵法》，进一步学习谋略和征伐之道，为其以后辅助刘邦成就伟业奠定了基础。黄石公是识人知人的，看到张良光有雄心，缺乏智谋，通过进一步考验磨炼其性、授予其智慧之书来弥补其短板、成就其伟业。《留侯论》中遂有此言：“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谓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74]
张良不仅深谙《太公兵法》的精髓，自身也已成为能够看清时代形势和趋势的智者。作为智者，从最初的单纯反秦、恢复韩国，转变为支持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在见完黄石公十年后，陈涉发动农民起义。聚集了一百余人的张良打算投奔驻扎在留县的楚假王景驹。投奔途中，张良遇到刘邦，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75]，因此选择追随刘邦，“不去见景驹”[76]。“张良不是领袖，但他需要领袖，因为只有在真正的领袖这里，他的智谋才能发挥出来，于是他放弃原来投奔景驹的计划，决定追随刘邦发展，因为‘沛公殆天授’，他发现刘邦本身就是上天赐予的人物。”[77]张良虽然得到了刘邦的信任，但他心中仍然存在一个梦想，希望恢复韩国。于是，张良借机离开了刘邦，在项梁的支持下，拥立韩成为韩王，自己为韩国司徒，结果事业推进不太顺利。此时的张良又陷入了深沉的思考，看来恢复韩国的计划没有得到故韩国人的支持，是不符合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调整策略。等到再次遇到刘邦，他又追随刘邦征战四方。在张良出谋划策之下，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张良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成功后，对众臣讲述自己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有头号谋士张良的协助：“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78]刘邦对张良的才华和为人是十分欣赏的。故宋神宗对大臣讲：“汉高祖、汉武帝都是雄才大略之君。高祖并称二杰，说‘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都呼其名，至于张良，乃称其字，说‘吾不如子房’，盖以张良有道，高于萧何、韩信，故尊重之，不名耳。夫为君肯自认不如臣贤，中间言语又有分别，岂不是雄才大略？”[79]张良在辅助刘邦成就事业中，突出地体现出教人以韬略和能忍常人不能忍之事。刘邦率军队入驻咸阳，看到秦朝宫殿中贵重宝器、娇美妇女数以千计，想长居宫中，尽享其乐，被樊哙劝言，却未接受其言。此时，张良以大局为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诫刘邦要以清廉俭朴为事，方能成就大业，被刘邦采纳。张良识见之高，让刘邦虚心纳之。此后，张良在刘邦事业关键的时候，总是能想出妙招，推进事业发展。张良以自己的经历为参照，经常劝言刘邦做事要忍，要有耐心。韩信攻破齐国想自立为王，刘邦十分生气，被张良劝言要忍，要做顺水人情，促成了韩信当齐王的结果，避免了刘邦势力提前分裂的结局。司马迁所写的张良，突出一个“奇”字。刘邦在危难的时候，张良之策总能帮助刘邦化险为夷。吕后想保住太子之位，亦要征求张良之策，然后才能定乾坤。
张良的人生是成功的。他从年轻时意气风发，到被刘邦用后的奇策常出，再到身荣位尊，还能以善而终，可谓难矣。张良总结自己的人生：“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张良）足矣。”[80]抱着一颗感恩之心，他转而学习道家之术，远离朝中是非。司马光对张良评价很高：“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讬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81]自从刺杀秦始皇失败后，张良潜心思考，加上黄石公赠书，对战事人事已是洞悉。故其放弃恢复韩国之念而追随刘邦，追随刘邦且助其成就帝业而不骄，在功高之时又能参透世情，将荣辱置之度外，随心去过简易淡朴的生活，这就是张良的厉害之处。他总能跳出个人的局限，既帮助别人成就功业，亦助推自己保全声名，难道不应该去学习他的处世之方吗？后人对张良的缅怀，是永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写了一首诗《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中写道：“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82]明代名宦张海虹有一首《张子房》诗，诗中写道：“秦皇骋枭磔，灭韩仇留侯。霸力灰咸阳，汉幕收前筹。始志终以功，辟榖还山丘。”[83]
苏东坡对韩愈是十分敬重的、崇拜的。为什么敬重和崇拜？主要原因在于韩愈的文风改变了文坛走向，韩愈的文事润泽百姓心田，韩愈的文人气骨颇得士大夫的神韵。首先，韩愈的文风改变了文坛走向。苏东坡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84]“南北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形式僵化，虽然文字华美，却不便流行通用。安史之乱以后，文化精英反思盛衰根由，痛感本来民族文化之低落，遂欲振兴儒学，恢复道统。然则旧的骈文形式不能适应新的宣传任务，文体改革势在必行。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实则是复古其名，通今其实，力图开创一个文化发展的新局面。”[85]韩愈反对当时沿袭的奢靡文风，致力于文风变革，以倡导以文明道、抒真情实感、求雄辩尚奇之文风为己任，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
韩愈认识到了文与道的关系，指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明确了文辅助道的表达，道是为文的目标。他在《送陈秀才彤序》中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86]学习是为了明白道理，为文也是为了明白道理。韩愈的文章写得很实，有现实的针对性。当时，他看到士大夫群体中有一种不良的风气，即嫉贤妒能，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则放松要求。为了扭转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韩愈在《原毁》中对“今之君子”严人松己之行为进行了陈述：“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87]紧接着，韩愈深入剖析了产生这种不良行为的原因：“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源，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88]如果能戒掉“怠”与“忌”，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不断开阔自己的心胸，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又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呢？
在韩愈的诗文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有充沛的情感。他在《祭柳子厚文》中对挚友柳宗元作了充分的评价。韩愈与柳宗元同是当时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二人政治见解不同，甚至有重大分歧，但交情深厚，见过面、对过诗、寄过信，引为人生知己。基于对韩愈的信任，柳宗元在临终前，嘱托儿子希望好友韩愈来为其撰写自己的墓志铭。韩愈没有辜负柳宗元的期待，为其撰写了《祭柳子厚文》和《柳子厚墓志铭》。在《祭柳子厚文》中写道：“嗟嗟子厚，而至然耶？”[89]韩愈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出了对柳宗元离世的惋惜。韩愈对柳宗元的认知是深刻的，对其才华是充分肯定的：“富贵无能，磨灭谁记？子之自著，表表（卓异）愈伟。”[90]什么才能让后人铭记，不是一时的富贵，而是永恒的文章。柳宗元虽然不显于一时，但其竭尽才华书写人生篇章，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韩愈深情地阐释：“嗟嗟子厚，今也则亡。”[91]友人离世，十分悲痛。柳宗元再有才华，却离开了人世。人世上少了一个与韩愈切磋学问、探讨人生、增进友谊的友朋，这种痛失的感觉，何等悲伤，均寄托于文。随后，韩愈又写下了《柳子厚墓志铭》，全面地介绍了柳宗元的家世、才华、政绩、品德、影响等内容。韩愈在文中写到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92]。韩愈作为当时文坛领袖，自恃才高，能入其法眼的人不是很多，对柳宗元评价如此之高，确是对其欣赏之至。韩愈对柳宗元的人品，亦是十分推崇的。韩愈在写到柳宗元为了好朋友刘禹锡能够离开偏远的播州，愿意以身替之的时候，情感之水，喷薄而出，达到一个小高潮。紧接着，韩愈表达自己的见解：“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93]当然，文中对柳宗元的政绩和才华亦作了中肯评价。这篇墓志铭饱含感情，是韩愈不可多得的代表作。“一般墓铭多以纪事为主，容易板滞，韩愈此篇却神采飞动，原因在抓住朋友之义为主线，结合文章成就，极写柳子厚的高风亮节，而又痛斥世俗酒肉之交，处处表现深厚的朋友之情。”[94]
韩愈的文风是雄辩尚奇的。韩愈写了一篇题为《张中丞传后叙》的文章，体现了其文雄辩的风格。当时名将张巡，死守睢阳，城破后被杀，成为忠烈代表，因李翰撰写其传，记载详细，助张巡名传。然与张巡同守睢阳的另外一个人许远，城破后被俘，不久遇害，却湮没无闻。韩愈遂写下了《张中丞传后叙》这篇雄文。韩愈在文中介绍了许远之忠义，与张巡一起死守睢阳。针对舆论对许远被俘不能就义的质疑，韩愈写道：“远（许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95]当时，许远守睢阳，面对叛军重重包围，如果走投降之路，为什么要等到城破后而不是选择在城破前呢？紧接着，韩愈说：“远（许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许远）之贤而为之邪？”[96]韩愈对许远的品性是了解的，分析了许远在城破后不会苟活的逻辑基础。韩愈文风之雄辩，行文之畅快，逻辑之无可辩驳，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其观点。韩愈之文还有尚奇之特征。“他（韩愈）追求奇辞奥旨的境界，追求文章雄奇的气势、新奇的语言、奇妙变幻的艺术构思，甚至被当时人看作荒诞不经的艺术表现。”[97]韩愈在《进学解》中阐释正直有才华的人应该得到重视这个话题。在阐释过程中，韩愈落笔尚奇，文中写道：“夫大木为杗（屋梁），细木为桷（方形的椽子），欂栌（斗拱）、侏儒（梁上短柱），椳（门户的枢轴）闑（门阃）扂（门闩）楔（门两旁的长木柱），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98]韩愈通过生僻词汇的运用，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他意在强调，只要合理用好不同类型的木料，就能盖好一所房屋。如果我们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认为韩愈只是在谈论木料，那还不够深入。韩愈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谈论木料运用，告诫为官者要善于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才，共同服务于整个社会。当然，如果韩愈文风的尚奇被限于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还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如果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一味地追求佶屈聱牙的表达，或许就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了。
韩愈为文有特色，做官亦是独树一帜。韩愈的才名是很大的，在公卿间有很高的声望。为文的思路有的时候与为官的思路会出现差异。所以，韩愈文名渐盛，而宦途坎坷，备尝艰辛。韩愈看到唐德宗晚年时期，宰相失权、宦官得志的现象出现，“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99]，上疏劝谏皇帝，惹恼了唐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后来，他经宦海沉浮，被升迁为中书舍人，遭人陷害，借他过去之事做文章，试图将其拉下马来。他的职位也由此出现变化和调整。唐宪宗派人手持香花去临皋驿迎接佛骨，在皇宫中停放三天，再送回原寺庙。韩愈为此向皇帝上疏，劝谏不要这样做，因话说得严重，触怒了唐宪宗。唐宪宗原打算判他死刑，在大臣请求之下才得以免死。他仕途经历比较坎坷，这激发了他创作的才情，写出了大量有血有肉的文章。他在基层为官的时候，能够关心民生，体察民意，做出实绩。他在担任阳山令的时候，阳山虽然地处偏僻、环境凄凉、农业落后，但他决心要改变这里落后的面貌。韩愈在《送区册序》中这样介绍阳山：“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100]阳山没有完善的职官管理体系，老百姓生活比较穷困，文化生活比较匮乏。韩愈来了之后，健全了县衙体制，有了执行力较强的班子；在山上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山下进行大规模造田活动，劝课农桑，发展农业，让百姓生活有了一个质的提升；集中开设学校，认真学习、切磋学问，改变闭塞落后的状态。他在潮州为官的时候，为民祈福，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工程，做出大量政绩。其中一个令人称道的事情就是韩愈看到潮州有鳄鱼之害，于是积极驱赶，终于为民除害。他在袁州为官的时候，致力于除掉当地陋习。袁州有一种习俗，父母将子女抵押给出钱人那里服役，如果按时还不起钱，就将所抵押子女收为出钱人家中永为奴隶。韩愈来了之后，想办法救出这些受害的被收为奴隶的子女，然后废除这种不合理的习俗规定，为当地民众做了一件善事。韩愈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韩愈之后，百代推崇，如星斗辉耀神州。”[101]晚唐的皮日休提出让韩愈配飨太学。宋神宗诏封韩愈为昌黎伯配享庙祀。明代学者茅坤将韩愈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乾隆亲自撰写《盘古考证》来赞扬韩愈之文。
北宋名臣富弼，“少笃学，有大度”[102]，人皆怜其才。范仲淹认为他有王佐之才，向当时名臣王曾、晏殊作积极推荐。晏殊对其才华人品十分欣赏，遂将自己女儿许配给富弼。苏东坡对富弼可谓推崇备至，列为贤臣典范。富弼在尽孝、为人、做官、外交、撰文等多方面皆有其闻。
富弼是一个非常讲孝道的人。苏东坡说：“公（富弼）性至孝，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气色穆然，终身不见喜愠。”[103]他言行一致，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富弼说：“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歧万辄，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104]他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终生如此。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当时，范仲淹因谏言皇帝慎重废后被贬退。面对皇权威逼，富有正义感的富弼上疏曰：“是一举而二失也，纵未能复后，宜还仲淹。”[105]皇帝虽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但他敢于直言的名声传了出去。
富弼是治世能臣。他在青州为官，面对河朔发大水、百姓受大灾的局面，进行赈济。富弼要求官府出粮，鼓励百姓献粮，征集公私场所十多万处，积极地安置受灾之民，派待缺、寄居的官员去做安置工作，并对这些官员进行奖励。等到第二年，当地获得粮食丰收，灾民领取粮食回各自之处，克服了灾荒。在朝中，他积极响应范仲淹的新政改革，致力于整顿吏治、去除积弊，被朝野所推崇。苏东坡言：“公（富弼）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责成于公（富弼）与仲淹，望太平于期月之间，数以手诏督公等条具其事。”[106]范仲淹、富弼这批人立志改革，展现出他们鲜明的进取意识。“范仲淹和他的同辈、后学，都有强烈的天下国家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是一代优秀士人的情操。”[107]他们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被诬以朋党，最终以失败告终。新政虽然失败，但富弼等人的变革意识仍然值得学习。等到后来，富弼任相，“守典故，行故事，而传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当是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108]
对外关系方面，富弼有胆有识，勇于善于处理涉外事务。当时，契丹在宋朝边境驻扎军队，派使者来宋朝索取土地。宋朝的底线何在？“仁宗经与大臣商议，确立了一条谈判的底线：地不可割，割地不可议；其他可议，或增加岁币，或和亲。但新的协议如何达成，细则如何敲定，还需要继续谈。”[109]选派谁来负责谈判，摆在了宋仁宗面前。此时，吕夷简向朝廷和宋仁宗推荐了富弼。富弼不畏风险，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欧阳修担心他去了契丹被扣留。富弼入朝回应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110]宋仁宗为之动容，让他先接待来朝的契丹使者，随后与契丹使者赴契丹。因其真诚待人，故能征服契丹使者，为朝廷立下一功。朝廷要提拔他为枢密直学士，被他拒绝了：“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111]随后，他赴契丹，去做契丹君主工作。富弼富有辩才，设身处地地为契丹君主考虑问题，认为对于契丹来说，和平是比战争更好的选择，最终说服契丹君主罢战。富弼为宋朝力所能及地争取到了主权和声誉，在对契丹外交方面，两赴契丹，最大程度地做到了不卑不亢。回朝后，朝廷要奖励他升迁他，被他拒绝：“增岁币，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虏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赏乎！”[112]
苏东坡对富弼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对其文才进行了评价：“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二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奉使录》四卷，《青州振济策》三卷。”[113]每观富弼之言，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其言总能贴近实际情况，为朝廷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富弼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其受礼遇如初，不正是其讲忠孝报国恩，赢得君主的欣赏的结果吗？故苏东坡言：“古之人臣，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终始者。臣观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终始，盖可谓至矣。”[114]古代社会中，不缺做事之能臣。像富弼这样既能做事、又能保全、还能赢得时人后人尊重的能臣，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