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王阳明眼中的三个良吏
王阳明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建立事功，创立心学，留下奇文，其遗产让后人享之不尽。他在临终之前，给家僮留下遗言：“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得见数分，犹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115]他对他的道德文章学问是最为看重和推崇的。他的影响不光在中国，在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击败俄国海军后亮出一个腰牌：‘一生俯首拜阳明’，‘阳明’就是王阳明。”[116]翻看王阳明的诗文，会发现他学识渊博，对前代历史非常熟稔，现举出他欣赏的前代官员中的三个代表，分别是周公、文天祥、于谦，来作一个分析。
周公的名号是很大的，其事功和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1504年，王阳明作了一首题为《谒周公庙》的诗，诗中写道：“我来谒周公，嗒焉默不语。归去展陈篇，诗书说向汝。”[117]周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深通古代典籍的王阳明自然明白，对周公的崇拜之意，在这首诗歌中亦清晰地表达出来。周公是古代的一个伟大人物，成为后人景仰的圣人。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作为儿子，他“为子孝”[118]，孝顺父母；作为弟弟，他积极辅佐周武王，攻破殷军，成就周业，且能在周武王主政期间，为周武王之重病进行祷告；作为叔叔，他能扛起责任，替周成王消除各种主政隐患，等到周成王能够亲政后又将大权还归周成王。他的事功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在周武王去世后，当时流言四起，烽烟时现，他摄政当国，“诛武庚、管叔，放蔡叔”[119]，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安定。安定之后，他敏锐地发现朝政之弊，“乃作《多士》，作《毋逸》”[120]，告诫周成王要明白创业之艰难、修德之重要、思危之必要。他的个人事迹和为人之品，成为历代政治家所推崇和学习的对象。
政权稳定之后，周公制定了礼乐制度，让政权有了坚实的礼乐文化基础。“成王年少，周公摄政，制礼作乐，郊祀后稷以配天”。[121]当时，在洛邑举行庆典仪式，四方之民集而聚之。周公对前来之民进行慰劳劝勉，并且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制度规范，向全国推行。“整个礼乐之教，彰大德，理万情，通神明，施教化，形上精神性成了人不可须臾去身的存在。”[122]以保民尊德敬天为精髓的礼乐制度，是周公为了更好地稳定周朝统治，从思想层面提出的施政理论。“儒家学者称赞是周公奠定了周文化根基，周公稳固周王朝的统治基础之后又制定了礼乐制度，大力提倡德治教化，开创了成为万世楷模的圣德政治的黄金时代。”[123]周公的地位是很高的。“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124]
1519年，王阳明在拜谒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庙时作《谒文山祠》诗一首：“汗青思仰晋春秋，及拜遗像此灵游。浩气乾坤还有隘，孤忠今古与谁侔？南朝未必当危运，北虏乌能卧小楼？万世纲常须要立，千山高峙赣江流。”[125]诗中表达了作者对文天祥忠勇精神的钦佩，且认为是宝贵的精神资产，永远留在后人心中。
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126]，长相出众的文天祥志向亦十分远大，年轻的时候就希望做欧阳修那样的忠义之人。宋理宗对他的文才十分赏识，亲自选拔文天祥为考试的第一名。他的应试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受到朝野一致好评。“此文是进谏之作，文辞婉转，但不晦涩；陈述治国、抗寇对策，语简意明，态度恳切；论理思路严谨，条理清晰。”[127]敢言、执着是文天祥为官做事的基本准则。说其敢言，是因为每当遇到朝政黑暗、事起蹊跷时，他总能挺身而出，直言之弊。文天祥看到宦官董宋臣游说皇帝回避元朝军队进攻而迁都，于是上书朝廷，希望斩杀董宋臣，结果遭遇如泥牛入海的结果。奸佞之臣贾似道伪装有病，以退休的方式要挟皇帝和朝廷，文天祥直言其非，由此身遭弹劾。说其执着，是因为他处于大的时代变革和王朝更替时期，虽遭遇朝廷不公对待、目睹朝廷黑暗腐朽，当外敌攻打侵蚀这个王朝时，他还会用生命捍卫这个王朝。当时，元朝大军攻打甚急甚猛，文天祥手捧诏书，召集兵马，打算率军入卫京师。他的好朋友劝言他，元朝部队攻破京郊，逼近内地，你仓促召集起来的一万多人前去抵抗，这跟驱赶羊群与猛虎搏斗有什么区别呢？文天祥执着的精神就此显露出来：“吾亦知其然也。”[128]明知道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自己率部队前往京师，亦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感于国家养育多年，希望以身殉国，树起忠义之旗，“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129]。文天祥率兵抵抗元朝大军，以失败告终。几经磨难，几幸逃脱，文天祥仍然在支撑着，顽强地进行抵抗，最终被抓。此时，他见到了元军统率张弘范。张弘范对文天祥十分尊重，与文天祥一起进入厓山，希望文天祥能劝降张世杰。文天祥慷慨陈词道：“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130]张弘范仍然坚持让他写招降信。文天祥没有写招降信，而是写下了闻名后世的《过零丁洋》，该诗的末句成为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31]言为心声，通过阅读文天祥的诗文，能够了解到他的性格、操守、品德，尤其是他的爱国情怀：“大篇短章、宏衍钜丽，严峻剀切，皆惓惓焉爱君忧国之诚，匡济恢复之计。至其自誓尽忠节之言，未尝辍诸口，读之使人流涕感奋，可以想见其为人。”[132]之后，张弘范没有再进行强迫。等到元军攻陷厓山宋营，张弘范试图劝降文天祥：“国亡（宋朝灭亡），丞相（文天祥）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133]听闻宋营被攻破的消息，文天祥悲痛欲绝，对张弘范的劝降予以回答：“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134]文天祥这种不投降变节的精神令张弘范非常钦佩。张弘范派使者将文天祥送到京师。文天祥被送至京师，元朝丞相孛罗召见他，要求文天祥跪下，被文天祥拒绝了。“左右或牵头，或拏手，或按足，或以膝倚其背，卒不跪。”[135]后经人推荐，受到元世祖的器重，打算重用他，却遭到他的拒绝。元世祖召他入殿，问他还有什么请求？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文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136]文天祥抱死之心决矣，可见其执着精神。元世祖在犹豫摇摆之中，杀害了文天祥。临刑前的文天祥对着狱卒从容地说：“吾事毕矣。”[137]文天祥随后向着南方拜别后就义。文天祥的衣带中有赞文，赞文上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138]文天祥的守义忠诚让其敢言、执着精神的彰显更有了依托。
王阳明对于谦是十分崇拜的。1507年，王阳明写下了《于忠肃像赞》，对于谦的人生和为官经历作了简单梳理和充分肯定，紧接着对其命运发出感慨：“公（于谦）有姬旦、诸葛武侯之经济勋劳，而踵伍子胥、岳武穆杀身亡家之祸，神人之所共愤也，卒至两地专祠，四忠并列，子孙廕（荫）袭，天悯人钦，冥冥中所以报公者，岂其微哉！”[139]于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他一生以名节为重，以忠义为要，立身朝野，服务基层，是一个有政声的官员。他在《小像自赞》中写道：“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140]他考中进士后，走上仕途。在担任御史期间，他上奏的时候，“音吐鸿畅，帝为倾听”[141]。
于谦后来巡按江西，面对百姓冤屈，积极予以昭雪；面对吏治败坏，上奏朝廷进行处置。皇帝对其才华十分认可，手书其名，越级升迁他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河南、山西。他积极延访当地民情，切实解决当地水旱灾害，大力兴修水利工程，让当地百姓十分受益。在地方历练多年，他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被召回朝廷。当时，也先率部大举入侵，明英宗在大太监王振的裹挟之下，亲自征讨，结果王振在混乱中被杀，明英宗由此被俘。在此严峻形势下，于谦等主战派得到刚即位的明景帝和朝臣的大力支持，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于谦的文才在之前的治政中得以展现，其武功之能亦有施展的机会了。他“慕诸葛亮、文天祥之忠义，以风节自励，慨然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142]。
他对文天祥的事迹十分熟悉，而且将其品格引为自己的榜样。他在《文信国像赞》中说：“呜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懔然。”[143]于谦的文笔十分考究，传神地将文天祥的气节和忠诚魂魄展现出来。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正是于谦报国之时。当时，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说：“国家正赖公耳。”[144]当时，皇帝和群臣均倚仗于谦，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145]。于谦进行了合理化分工和部署，严阵以待进犯而来的也先所部。“也先军下，直窥北京，挟英宗以威嚇（吓）。于谦以生民社稷为重，危城擎剑，躬擐甲胄，统军于德胜门外，严阵誓师，胆气撼天，故退敌解围。”[146]保卫京师的战役取得胜利，于谦使得明政权转危为安。“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想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147]
正当于谦可以大展宏图之际，明景帝病重，明英宗又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拥护之下复位，紧接着捉拿于谦下狱，且杀于集市，没收他的家产，其家人充军戍边。为国尽忠，结果被奸佞所构陷，天下人皆以为冤。“于谦于土木之变后临危受命，赤心报国，立下丰功伟绩。但英宗复辟后，听信谗言，将于谦处死，天下无不冤之。”[148]于谦为人刚毅，处事公正，实现了他在《石灰吟》中所倡导的目标：“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149]他因刚直，或许得罪权臣；他因功高，或许为皇权嫉恨，然其守道持义，做出了无愧于心的政绩，为后人所同情和敬重。于谦之诗，通俗易懂却又有很深的韵味。他在《桑犬二咏》其一中写道：“一年两度伐枝柯，万木丛中苦最多。为国为民皆是汝，却教桃李听笙歌。”[150]他对自身性格品质了解得最为深刻，这首诗歌又仿佛印证了他的命运。他劳苦功高，对于挽救危难之中的明王朝有不世之功，然却身遭灭顶，陷害他的权臣再享拥立之福，肆意挥霍。然而，正义终究不会缺席，于谦死后，陷害他的权臣被处理了，他的名誉得以恢复，其功绩被人铭记。明宪宗为其恢复名誉：“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行人谕祭。”[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