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

陈金樑（Alan Chan）和陈素芬（Sor-hoon Tan）在其编著的论“孝”一书的序言中讲道：“毫不夸张地说，从古至今，对孝的重视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Chan, A. & Tan, S., 2004: 1）这点毋庸置疑，但我发现，仅以“filial piety”来译称这一价值体系，无法让许多英语国家人士真正理解它的道德和情感意义，尤其是它在中国人心目中起到的深层作用。当我和我父亲谈起这个话题时，他问中国的孝与他在明尼苏达州郊区农场成长中所见的有何不同。他记得许多家庭，包括他自己家，都是多代同堂，而且在家给老人养老。在美国，也只有最贫困的老人晚年会在福利院度过，而经济需求、地域流动、对家人的关爱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到许多照护决策。但是，造就了中国伦理并辐射到个人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孝”，比西方文化中的更加鲜明和符号化。基于这一特殊性，像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我在本章通篇采用“孝”这个字，而非其英译法（X. Feng, 2008a）。

在《论语》这部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后不久，由其门生整理成的语录中，“孝”被视为“所有仁举之根”（Legge, 1861:2）。这一核心是“儒家伦理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并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Wong, 2008）。事实上，敬老不仅是中国的典型特色，也是整个东亚的典型特色。夏洛特·伊克尔斯（Charlotte Ikels）等人在《孝》（Filial Piety, 2004a）一书中，全面分析了这一美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伊克尔斯在前言中阐述了汉字“孝”的结构，即上面一个“老”字，下面一个“子”字（Ikels, 2004b）。和其他很多会意字一样，它的含义既清晰又模糊。从一个角度来看，下面的“子”支撑、托举着“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老”的地位在“子”之上，反映出世代等级制或宗族观；再换一个角度，老与小在“孝”字中呈现出相互绑定、相互连接、相互依靠的关系。和这些多元阐释一样，大多数关于“孝”的研究强调它作为行为准则、信仰体系、历史理想、互惠形式等多重的作用（W. Li, Hodgetts, Ho, & Stolte, 2010）。

冯欣民在其翻译的儒家奠基之作《孝经》的前言中谈到，孝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准则，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蓝本。他解释说，这一美德在传统意义上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犹如其他文化中常见的宗教规范一样（X. Feng, 2008a）。正如年近90岁的养老院老人张威告诉我的，“你们美国人说上帝给予生命。我们说父母给予生命。我们必须给他们相应的感恩。”

孝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少有受访者能明确指出他们是何时、何地、如何学会它的。“它从古流传至今，”一位24岁的护士解释道，“每个人从小就知道。”另一名女性受访者，29岁的佛教安宁疗护医生，这样解释道：“我觉得孝不存在‘知不知道’，它是中国的传统之一。你看到老一辈人这么做，就知道你应该这么做，也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好比说‘一代人在做，下一代人在看’。”

虽然受访者们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接触到这一概念的，但多数历史证据表明，孝起源于西周时期（约前1046—前771）。到汉代（前202—220），它已成为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关注重点（Chan, A. & Tan, S., 2004）。“孝”与“仁”“礼”等儒家道德核心概念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依赖性，说明儒家道德体系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关系性的（Wong, 2008）。虽然“孝”的含义最初来自《孝经》《大学》和《论语》等儒家经典，但它也对中国的佛家和道家思想产生了影响（Chan, A. & Tan, S., 2004）。不过，这些儒家经典及其所述美德的深远影响，主要是由于数个世纪以来——直至20世纪初——所有有求学之志的男儿都必须记诵它们（Eno, 2016）。

但是，孝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活动，它还是一种道德典范，一种人格内核。据《孝经》所述，孝始于爱护自己的身体发肤，终于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为父母争光。由于父母和儿女之间天然的爱，“教导无须刻板，即能顺利施行”（X. Feng, 2008b: 11）。教导包括身体健康、冲突处理、家庭生活、疾病死亡、悼念祭祀等方面。不过，比起行为，人们更重视态度。正如《论语》所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些面向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家经典，也启发了更大众化的行为典范，如《二十四孝》中的那些典范（Jordan, 1986）。我的受访者们多次提到这部简短的12世纪典籍，它讲述了践行孝道的极端范例。由于我在明尼苏达州长大，对于吴猛的故事特别有感触：“晋代吴猛，年方八岁，侍奉父母非常孝顺。家中贫穷，床上没有蚊帐。每逢夏夜，总有很多蚊子叮咬皮肤，恣意吸血。虽然蚊子多，吴猛却不会赶走它们，生怕它们离开他去叮咬父母。他多么爱自己的父母啊！”‡（Jordan, 1986: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