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子女之孝，父母之仁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大学》

在将近七个月里，我每周都去玉山老年公寓造访几天，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道：“你又来了。”在那一个个炎热、寒峭、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总是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一位人脉很广的当地医生为我引见了这家养老院的院长罗立，他为这以后可能带来好处而挺乐意的。不过，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最开始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罗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或是否是城市移民（“没意思！”）。但是，当他说那一整块关于“孝”的问题都没用时，我很惊讶。他估摸道，只有3/10的人知道什么是“孝”。我跟他说我还没碰到这种情况，他说我肯定只和老年人聊过。他说的有道理，但我也采访过许多较年轻的人，发现中年人其实对“孝”的话题比老年人更感兴趣。一位31岁的女医生郑丽曾说：“还有什么比孝更重要？在我看来，孝包含了许多东西。应该说许多东西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它比较全面。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了。”

同样在养老院工作的院长和医生出现的观点分歧，揭开了调研期间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刚开始研究中国的“新”养老院时，我的理论方向和郑医生一样。毕竟和谐的家庭关系，比如晚辈赡养长辈，构成了中国道德和传统习惯的基石，所以我认为近年来中产阶级老年人住在养老院，而不是与健康的成年子女同居的现象，与其核心价值观是冲突的。尽管可以理解是社会、人口和经济因素导致了这一新的养老安排，但问题是，它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有什么道德意味？

中国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说：“养老方面最重要的变化，在我看来，是孝道观的瓦解和最终崩塌。”（Y. Yan, 2003: 289）通过分析，他系统地展示了20世纪中期数十年的建设是如何打破孝道的制度支持，从而“破除了长辈和孝道迷信”的（Y. Yan, 2003: 189）。他指出，市场化和个体化是破坏孝道的罪魁祸首。虽然阎云翔的分析没错，论证也严密，但孝道仍以很现实的方式存在于社会层面上。它是新政策，包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Shum et al., 2015），并出现在所有关于养老的学术和大众讨论中。当然，一项传统的用途未必在于践行。中国早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述中指出，人们喜欢“通过重新诠释旧的权威之物，来捍卫社会变革”，最终导致“事物的名义与其实际相差越来越远”。他进一步表示，只要人们“玩弄形式，就会重新定义，甚而改变其实质”（X. Fei, 1948/1992: 89）。

近期的实证研究佐证了他的说法，孝道虽然捱过了社会变动，但是要靠亲子双方花很大力气来调和、诠释和重建孝道的期望和实践（D. Wang, 2004; Whyte, 2004; Zhan, Feng, & Luo, 2008）。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年纪较轻或自立的老人。例如，一项研究分析了19,415名60岁以上老人的调查结果——其中95%不需要子女的物质支持——发现只有1.5%认为子女不孝（Mao & Chi, 2011）。而邵镜虹（Jeanne Shea）和张彦发现，在上海，即便需要却未得到子女照料的老人，也不认为孩子不孝，而说能够理解他们“忙于自己的生活”（Shea & Y. Zhang, 2016:375）。

詹合英（Heying Jenny Zhan）在城市养老机构收集定性数据多年，也称老年人对成年子女孝顺情况的满意度高（Zhan, Liu, & Guan, 2006; Zhan, Feng, & Luo, 2008）。同样，在我的调研中，所有受访老人都有成年子女，却接受付费照护服务，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养老机构。从外人的角度看，有些还是近乎受抛弃的情况：一对老夫妇称，一年难见到家人一次。尽管如此，在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中，虽说与家人的亲近程度不一，但只有一位称孩子不孝。

一方面，这些出乎意料的积极反馈可能是缘于不愿向外人承认或吐露对自己家人的不满和失望感。例如，詹合英等人对265位老人和114位家属的定性调查发现，49%的受访老人称是主动提出搬进养老院的，而仅28%的家属称是老人想要搬去的（Zhan, Feng, & Luo, 2008）。他们怀疑，这一差距是源于子女的负罪感，或父母对于不孝行为的挽尊性反应。对于人们真正的想法和感受，我们无从得知，毕竟他们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不过，在实地调查中，我惊讶地发现，很少有人说出对孩子的不满。虽然养老院老人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花点时间陪伴自己，但没用孝不孝来表述这些愿望，也不认为自己像阎云翔调查的农村老人那样，“理所应当接受赡养”（Y. Yan, 2003:178）。

从我做实地考察前翻阅的文献来看，养老院生活应当充满对孝道崩坏的担忧。然而，从对老年人的观察和交谈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老人为什么以及怎么还会认为他们的孩子孝顺，或坚称他们孝顺？此外，如果孝道崩坏的话，损失最大的终究是老年人，为何他们还没有年轻人或社会学家那么关心这一问题？如果老人认为进养老院与孝不孝无关，那么他们的养老经历转变中涉及的是哪一块道德？最后，这些问题何以解释罗院长所谓的“没有人再懂得孝”和郑医生所谓的“没有什么比孝重要”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章，我将从以下三方面来解答这些问题。首先，阐述儒家家庭伦理基础，以及它数千年来是如何造就中国的集体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其次，我将从现有的历史角度和现代角度来回顾一下孝道观，以证明尽管论述孝道的理论文献颇丰，但主要着重于亲子关系的子女一头。学者们虽然探讨了孝道的创造性、灵活性和主动性，但通常是在长辈期许和传统义务的静态化、局限性的框架下。其结果是忽视了长辈的持续贡献和其作为道德创造者的主动角色。

出于这一考量，我从本章第二部分起放宽视野，将孝视为一个基于平衡与和谐的大伦理体系的一部分。我将通过分析其义务性、期许性和互惠性，把镜头转向长辈视角的代际交换上。比起责任和义务，我更重视长辈的期望、奉献和理解，尤其是涉及平衡性互惠的考量。我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善、爱和仁更全面地展现了现实中亲子关系的面貌。最后，我将说明为何只关注年轻一辈的道德缺失，就忽视了老一辈衰老和机构化养老的个体经历，也忽视了他们生理、经济和情感挣扎所映射出的宏大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