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生存安全感重要性的各家论证

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关于文化与制度变迁的理论，这些理论惊人地相似。它们都强调，人们免于饥饿、战争或疾病之类生存威胁的程度，会塑造一个国家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政治制度。

因此，笔者与皮帕·诺里斯、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保罗·艾布拉姆森、韦恩·贝克及其他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逐渐替代主导西方国家数个世纪之久的世界观。6这种世界观变迁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在成长期感受到的生存安全在程度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米歇尔·盖尔芬德（Michele Gelfand）领导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团队区分了“紧”（tight）文化与“松”（loose）文化，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自然威胁和人为威胁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7这些威胁增加了对强硬的规范和惩罚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的需求，从而达到维持秩序的目的。“紧”文化的国家采取专制统治制度，它们镇压异见，提供强有力的威慑和对犯罪的控制，这些国家往往更具宗教色彩。盖尔芬德等人采用33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对上述预测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那些在历史上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战争威胁的国家，都具有强规范性和对偏差行为相当低的容忍度。

由科里·芬彻（Corey Fincher）和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带领的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团队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人们面对传染性疾病打击的脆弱性与集体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反对性别平等有关，而这些因素都抑制了民主制度的出现。8他们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量表上对98个国家的民众进行排序，发现在控制了财富和城市化因素以后，高度的疾病威胁与集体主义态度有关。同样，生物心理学家奈吉尔·巴伯（Nigel Barber）发现，虽然宗教能帮助人们应对危险的状况，但是当经济发展带来更高的经济安全水平和健康水平时，宗教信仰就会减弱。9这些发现与演化的现代化理论所作出的预测是一致的。

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从另一角度展开研究。他在检验了大量历史证据后，得出了“每个时代都发展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这一结论。食物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发展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体系，它们的价值观演化过程与演化的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过程类似。10

我认为，经济发展增强了人们的经济和人身安全感，减弱了面对疾病打击时的脆弱性，这些都有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开放，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以及更具自由色彩的社会立法的通过。

这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的经典论断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当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察觉到威胁时，教条主义、僵化和不宽容就变得流行起来。这也与米尔顿·罗克奇（Milton Rokeach）的论点相通。他认为，威胁会使人们变得偏执、戒备和不宽容，而免于威胁则会使人们变得具有安全感、开放和宽容。11社会现实证实了这些观点。在那些生存安全水平高的繁荣国家，人们对同性恋最宽容，自我表现价值观也最盛行。12社会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安全感，它决定着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看法，即生存到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事，还是一件理所当然之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信念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和信念存在着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