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与演化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有很长的历史。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提出之日起，经济发展会导致可预测的社会和政治变迁这一理论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这一理论令人兴奋，因为它不仅试图解释已经发生的事，还试图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到目前为止，预测人类行为的大多数尝试都已经失败，人类的行为非常复杂，并为诸多因素所影响。因此，任何要提供确切的、决定论性质的预测的主张都是不现实的。

现代化的中心特征，是它使生活更具安全感，消除了饥饿，提高了预期寿命。高水平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动机的普遍改变，使人们的生存策略发生了转变，即由基于生存不安全的认知的生存策略转向基于生存为理所当然的认知的生存策略，从而赋予许多超出生存与安全之外的其他人类愿望以最高优先级。

生存不安全感导致人们追随威权领导人，形成以族群为中心的内部团结以对抗外部共同体。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生存可能确实需要共同体成员在生存斗争中紧密合作。因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大多数时期都处在饥饿线上，所以威权主义的反弹模式逐渐形成：不安全感触发了对强势领导人、强有力的内部团结、排斥外部群体以及严格遵守共同体规范的支持。相反，高水平的生存安全留给个人自由选择以更大的空间，允许更为开放地对待外部群体和新观念。

生物进化法则要求所有有机体赋予生存以最高优先级。没有按此行事的有机体都已经灭亡，世界上曾经存在的物种大多数已经灭绝。因此，在供应短缺的时期，人们会给予任何生存所必需之物以最高优先级。离开氧气，人只能存活数分钟。因而，当氧气稀缺时，人们会倾尽一切努力去获得氧气。离开水，人只能活几天。当它短缺时，人们会为了获取它而拼命争斗，如有必要不惜大开杀戒。当空气和水的可靠供应被确保，被视为理所当然之物时，人们就会给予其他目标以最高优先级。离开食物，人们可以存活数周，但当它短缺时，就变成最重要之物。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食物经常是短缺的，这反映在人口增长需要符合食物供应量这一生物学趋势中。

在生存没有保障的条件下长大，还是在生存有保障的条件下长大，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生存都是没有保障的。生存下去是人们的基本目标，它主宰了人们的生活策略，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但在最近几十年，在不担心自己会挨饿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口的比例在日益增长。在那些将生存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人们的工作动机、宗教、政治、性行为和育儿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变迁并不符合历史决定论，但是有一些路径比其他路径更有可能出现。从长期来看，一旦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某些变化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例如，在任何一个经历了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工业化都带来了城市化、专业化和大众识字率的提升。工业化还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繁荣、更完善的营养法规和保健计划，从而延长了人们的预期寿命。此外，工作性质的变化和生育控制手段的优化还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创造了条件。这些变化和相关的文化变迁共同提升了性别平等水平。

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抵制这些变迁。社会—文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属性，并且文化遗产的影响相当持久。尽管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家都认为宗教和民族忠诚最终会走向消亡，但目前宗教和民族主义仍具有强大的势力。因此，新教国家允许妇女投票的时间早于天主教国家数十年；相反，日本把妇女纳入劳动力队伍的进程则比其他发达国家慢得多。但日渐增多的证据表明，当现代化持续推进时，上述及其他变化都会变得更为可能。甚至连日本目前也在向性别平等的方向发展。价值体系反映了现代化的推动力与传统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迁。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把生存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出生在这些条件下的数代人开始高度重视诸如环境质量和言论自由这样的目标。

这开启了代际价值观变迁的进程，它一直在改变着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当中国、印度及其他高速发展的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时，价值观变迁就很可能会改变这些国家。这一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从物质主义价值观（高度重视经济和人身安全）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我表现）的转变，但这仅是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4的宏观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变迁正在改变有关政治、宗教、性别平等及宽容外部群体的重大规范，并带来了对环境保护和民主制度的日益增强的支持。5作为农业社会标志的严格的文化规范，正在让位于允许更多个人自主和自由选择的规范——这一规范有助于知识社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