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黄仕忠其实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连导师黄天骥先生也是这般觉得。因为他总喜欢对别人的话说“不不不”，而要说服他，则是难上加难。他在北大任教的同乡老友说：黄仕忠总要说得他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和他争了。

对这话我深有感触：仕忠喜欢寻根究底，书呆子脾气上来，每句话、每个字，甚至一个语气，都要如他的意，才肯放过。有时候兴冲冲告诉他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他的肯定，结果他往往来一个“其实你还可以如何如何”，当头一瓢冷水，搞得你兴致全无。

我有时说他刚愎自用，而且从来不肯认错。他却并不生气，辩解说，一个学者，需要有一点“刚愎自用”，才能坚守本心，如若不然，他便不是他了。世间滔滔皆如是，也不妨有那一小撮人并不如此。所以他甘居“另类”，因为他想的与做的，与别人很不相同。他自我解嘲说：这是诸暨人性格所致，硬碰硬，不屑取巧，无意捷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硕士生导师徐朔方先生就是这样，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所以我也只好随他了。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上大学时还不满十八岁，不像他的一些同学那样被“文革”耽误了许多年，同时他又经历了在乡村底层的艰难岁月，早早就懂事了。他能考上大学，主要靠自学。在大学里，也能自己安排读书。后来读研究生，师承徐朔方、王季思先生，不仅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接续了民国学风，从中感悟到学术与人生的关联。因为读书还算认真，基础也还扎实，平时总想着“另辟蹊径”，所以他很早就在专业上有自己的看法。他半真半假地说，岭南属“化外之地”，学术竞争强度没江浙高，生存不难；何况已辛苦太太开书店赚钱了，既然如此，也就无须在意世俗的眼光和管理方的要求，埋头做自己认定的学问就好。

他倒是很自信：真正的学问，一定能进入学术史，能够传承下去，必然是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也是管理方所需要的，那么迟早会得到认可，从冷门变成热门；哪怕这些都落空了，只要内心坦荡，没有虚度光阴，也就不枉付出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人们先是感叹学问无用，后来则又批评学界“浮躁”，他却对学生说：哪怕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浮躁的，我们也应争取做剩下的百分之五中的一员。

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刚愎自用”地认为，要论真正的学问，仍得听学者的；学者的学问，源于个人的追求和自律，不是“管理”出来的。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合格的学者，所以我行我素，甘愿游离于“主流”之外，坐了二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他又保持旁观者立场，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持理性批判的态度，思考从大学教育、大学改革到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认识“学术”的本质，自以为有独得之见。不过在那时，这些都只能与二三素心人一说而已。

他所在的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在1983年成立时，是与院系并列的实体单位，但一直处于边缘，在新世纪初更被降为二级单位，差点儿解散，暂时挂靠在图书馆。他在2004年接过古文献所这个摊子，当时老所长退休，新所长调去北京，他只是副所长，就主动向校长要“官位”。校长很高兴，觉得此人“自讨苦吃”，说明是愿意做事的，就任命他做了所长（无行政级别）。他又去找主管文科的校领导，认真地阐发了自己对学科发展的设想，领导十分诧异地说：想不到黄仕忠你还是有一套想法的嘛。仕忠闻得此言，“呃”而无语，回来后与我叹息了一番。

此后，古文献所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联合组建了“资讯管理系”，在保留研究所体制的同时，也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冬，该系升格为“学院”，他辞去了系副主任职务，带着本所同仁，将教学岗位转到了中文系。至此，他才不用一次次向朋友解释，为何来中文系总见不到他，为何他的职位去了图书馆学专业。

2013年春，古文献所成立三十周年，学校主要领导去看该所的成果展，颇有嘉许：近五年的学术成果甚是丰硕，不逊于本校的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中文系当时所得六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有两个半是该所教师承担的。

也是在这一年冬天，他通过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评选，进入到“主流”。此前他做了很多年的四级教授（教授最低级），只是他没怎么在意，因为四级也是“教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