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留校任职的前十五年，仕忠的工作较为清闲。我曾与他讨论过，是否可以像有些老师那样兼着炒个股之类，他笑而不接。其实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炒更”（打短工，兼职），更不要说炒股了。按他的说法，要保持一份静气已是不易，一旦沾染外面的气息，再想静心做学问，就难了（正如我一样）。

另一方面，他的兴趣很广，并不会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就不出来。他的博士论文做“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上溯到《诗经》时代，下延至现当代文学，结束于1988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他不仅着眼于文学本身，也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婚变事件，且有感于大学生和返城知青的婚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展开文学社会学的研讨，对妇女解放、婚姻道德等现实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以传统学术为基石而又十分关注当下，或许正是这代学人的特色吧。

1998年，他应邀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一本《老中大的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发掘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进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变迁和院系调整等事件有了新的感悟。他曾考虑过将来有机会要做一做这个题目。

在9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观察广东的改革开放，解释广东“先行一步”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广东人的“文化品格”。这组文章以散文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严密的逻辑和简洁的文字，受到了读者的肯定，有多篇文章被《文摘报》摘要转载。但当朋友们鼓励他趁势而为，往风头正劲的文化散文一路发展时，他却又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对我办书店这事，他也很感兴趣，认真分析了学而优书店得以快速成长并走向成功的原因，饶有兴味地从中体悟市场经济及其包含的“物竞天择”的涵义，考察“二渠道”这条“鲶鱼”所起的作用。他也喜欢听我讲书业界朋友的故事，他说，将来有机会时要写一下90年代中国出版业的故事。

在我的图书批发门市刚开张的那段时间，我心里没底，问他到底是赚还是亏呢？他盘算了一下“流水”，说应该还是有得赚的。我说那就可以了。之后我的业务快速发展，他却又从旁观角度，认真地做着“学术探讨”，认为我在普遍缺少诚信的社会背景下，做事踏实，讲究信用，因而赢得了同行的信任，获得许多资源和合作机会；读书、教书到编书的经历，又使我对好书有着某种直觉，出手较稳较准；虽然在商言商，但图书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发行图书其实也是在传播文化，我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到最好，就像做学问那么认真，而不是只计算着怎么才能赚最多的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学而优书店能够赢得读者青睐、获得某种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些分析让我很受用，不但因为这是比较真实的我，也因为这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像我这种算术很差的文科生，原本就不太会“计算”，把事情做好就行，这既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的归宿。我自认为对于书业有着一定的使命感，只要不亏或者少亏，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呢。

他却又天马行空地引申到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古代文人总把矛头对准商人，因为商人凭着“三千茶引”就可以夺走他们心中的女神，让穷酸们情场向隅、青衫湿透；再者骂商人不但没有风险，而且“政治正确”。延续下来，很多做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十分鄙视充满铜臭的商人，口不言“阿堵物”，殊不知商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啊！

不仅如此，他还由此引申出文艺与娱乐产业的关系，觉得可以把市场竞争、市场准入、客户分级等概念运用到戏曲研究之中，来解读演剧相关的活动。有人把底层演剧与文人剧作对立起来，以为是文人“侵占”了艺人的舞台，他却从“把蛋糕做大”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让他与单纯待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有了一丝丝不同。

他自认是在做严肃而高尚的学问，但他并不认为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就一定是高尚的。学问之事，犹如一枚钻石胸针，在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时候，便是一块无用的石头；在经济发达、社会安宁之时，它的价值才会凸显。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经商做实业、为政府缴纳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呢？

他又说，我们的书价太便宜了，因为大家只计算纸张及印刷的成本，从来不觉得写书人的“知识”有价值，才会嚷嚷书价太贵。问题是说书太贵的，还都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这其实是让自己的“精神生产”贬了值呢。

我赶紧制止他：这些在自己家里说说就好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你会被口水淹没的，何况我们家本来就是开书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