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回顾这段进学历程，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努力，也算各有所成。

感谢仕忠的支持，我的学而优书店，已经与广州的读者同行了三十年，成为广州的一座文化地标，我个人也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多次表彰，获得了一些重大荣誉，如2014年度的“国家出版政府奖”，而黄仕忠与学生以十年心力编校整理的《子弟书全集》，也只获得该项政府奖的“提名奖”。

仕忠却说，他得到的更多。

因为我和我的书店，让他在90年代商潮涌动时，仍能有一张安定的书桌。2001年春，他第一次出国，赴日本访学一年，致力于寻访日藏中国戏曲，邀请方给予的生活费相当于他的十倍工资，因为没有后顾之忧，他把这些钱都用于访曲的旅费以及复制资料了，从而得以开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他说到很多次与出版社接触，只要自报家门是“陈定方的先生”，便得到刮目相看。他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子弟书全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等，即是缘于我的介绍，认识了两社的老总，承蒙他们青眼，看中了这位刚过不惑的普通学者；他不用出钱资助，就早早确定了几套大书的出版计划。老总们说，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纯粹的学者，理当大力支持。他与这两家出版社的系列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图书销售行业生存艰难。我逐步收缩战线，从高峰时近三十来家门店，到只剩下一家本店。在清理债权债务的关键几年，因黄仕忠获聘“长江学者”，额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再加上他的公积金，正好用来补贴我的书店，让我能把书店的事情摆平，嗣后正式退出管理岗位，并开启新的进学旅程。近五年来我感兴趣的事情，是五行针灸和花精治疗。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自然疗法法天则地，我现在更多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关注环境、情绪、心理与生命的关系。

想想也真是巧合，在我涉足图书批发行业和退出之时，这位“戴眼镜的马仔”都给了我及时的后援。这，大概就是命定的缘分吧。

2020年正月，黄仕忠的父亲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因为新冠疫情，人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关在家里。为了纪念父亲，仕忠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记录童年少年的时光，记录父亲母亲和家乡父老的事迹。他写得废寝忘食，有时饭菜上桌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写；甚至睡梦里都在琢磨情节、安顿文字，几乎魔怔了。他对每一篇都用尽了心血，浸透了感情，带着无言的酸辛，也带着深切的悲悯，所以感人颇深。

朋友们说他是被学术耽误了的作家，同事吴承学教授称之为“新锐乡土散文作家”，我则戏说“一颗大器晚成的作家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的这些文章已经结集，题作《钱家山下》，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这是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黄仕忠铭记在心。只是他以往虽然偶有写作，但不曾着意开拓，如今记忆之门蓦然打开，文思纷至沓来，便再也收刹不住。

他进而叙写了大学时的师长、学界的前辈，但与通常所见的回忆文字不同，他把这些学者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放到学术史的大框架里，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与个性，喜悦与哀伤，遇与不遇，理解与误解……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写出了学者鲜明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文章合而观之，又构成一个整体，可见一个时代知识人的群像，也是一个时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记录。

他也用文字记录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懵懂时光，但又别具匠心。他用了恋爱、学外语、衣服、粮票、自行车等事件或物件，来切入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大学生的生活，让人仿佛回到当年的时光，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他很少为人写序。他为学生的书所写的序，也与一般偏重于介绍和揄扬的情况不同。他指导学生时，通常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商定合适的领域，目标是使其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从文献的全面寻访入手，通过研读、叙录，由表入里，循序渐进，争取三到四年筑基，五到八年有所成，十至十五年或可自成一家。他说若有半数学生能“听话”而各有所成，他日这些“点”连成“面”，对于学术的贡献，便自有可观了。所以，他在序中记录了他当初的规划以及学生在进学过程中的种种经历，着意写成不同领域的学术史记录。

概而言之，我以为仕忠的随笔写作，可以归纳为三：一是笔带深情，二是写出了人，三是记录了时代。

现在，仕忠把同类文章汇集成册，于是有了这本随笔集。其实我不曾细读他所有文章，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也不一定准确，我只是作为他进学旅程中的陪伴者和旁观者，记下所经历的一些点滴，让读者对这位“新锐随笔作者”多一些了解，勉强算作序吧。

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