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0年11月，我和黄仕忠在广州结婚。既无婚纱照，也未办婚礼，把碗盏瓢盆合在一起，就是成家了。

9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学问无用”之说渐起。不过这些好像和我们没关系，我俩从来不曾有过经商下海的念头，也不觉得自己是做生意的料。虽然收入不多，但两个人挣，两个人花，也没有太大压力。编辑工作安定，只要认真细心便好，不像做学问那么“烧脑”，收入比在大学当老师还高些，其实很适合我。

黄仕忠在古文献所，不用坐班，不用上课，每天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也是悠然自得。他认为自己平生喜欢的，就是读书做学问，如今不但每天有书可读，而且每月还有工资可领，这已经很好了；至于学问有用或无用，在未做成之前，是没资格置评的，何况在大学里，总归还是要讲学问的。所以他不仅安之若素，还觉得自己的进学经历是在杭州和广州，学术的中心则在北京，应当去亲历体会一番，才算完整。

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了人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黄仕忠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北大袁行霈先生。袁先生咨询后，遗憾地告知，只有应届毕业的博士才有资格，那时黄仕忠博士毕业已经三年，职称是副教授。但他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便是非办成不可。再咨询有关部门，得知可以申请做访问学者，于是在1993年秋到1994年夏，他赴北大跟随吴组缃先生访问学习了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我的事业也发生了转折。

1993年10月，诗人顾城去世。我大学低一级的学妹兼好友，是一位新诗爱好者，她从海外带回许多关于此事的纵深报道。我们合作编成一本书，题为《朦胧诗人顾城之死》，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希望赶在11月首届“南国书香节”上发行。但以当时社里的出版流程，不可能在一个月内赶出来，社长建议我走“非常规”流程，由我们具体操办此书的编辑校对和印刷发行，才赶上了时间。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借此机缘，我们合作注册了一个公司。

半年多后，1994年6月18日，因偶然的机缘，我在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租下了一个位置不错的档口。只是刚签约，我就得去编新一期的《随笔》。五天后，仕忠结束在北大的访学回到广州，才知道这件事。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够两天的铺租，但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去打扫铺面，粉刷墙壁，搬书开张，成了我的第一位“员工”。我则在编完稿后，设法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交上了“两按一租”铺面费用。在我去档口时，对面的老板娘对我说：“你家那个戴眼镜的马仔很不错。”只是他才帮了不到十天，就因急性阑尾炎住了院，“牺牲”掉了他的阑尾。不过这已让我赢得时间窗口，得以安排好有关事宜，从此正式进入图书批发行业。

但是既要组稿、编稿，完成出版社的任内工作，又要管理一家新开张的公司，这个公司每年还要向出版社交管理费，我实在忙不过来。也想过让店面员工承包经营，但他们不敢承担经营责任。而这个时候，公司已经产生债权债务，我也不能一走了之。于是从1996年元月一日开始，我正式办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留职停薪”手续，专心经营公司，并在当年秋天，开办了第一间零售书店——学而优书店。

回想起来，他说要去北大一年，我一点也没觉得诧异，就让他去了；我签下这个档口，他说签都签了，那就做吧。他后来才说，其实不无担心，只是觉得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机会，成与不成，试过才知道；哪怕亏了，只要及时收手，大不了苦上两年，总能还清的。我的很多重要决定，大多是源自我的直觉及偶然的机缘，他通常会提出意见或建议，却从来不曾反对。——事实上，对他的选择，我也是同样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