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本科在西南师范大学（后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更名为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后，有感于专业基础不足，我放弃教职，报考研究生，在1987年秋天进入中山大学，师从李新魁教授学习汉语史，专业是汉语音韵学。

黄仕忠比我早一年到中大。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教了一年书。虽然已在《文学遗产》《文献》《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过论文，但自觉学识尚浅，若久滞一地，眼界便会受限，所以想再作深造。他的专业当时只有王季思先生招生，就考来了广州。

我们俩在本科同学里年纪偏小，都属于“听话”的那一拨，平时只想着怎么把书读好。同时在家里都排老幺，父母身体健康，上有哥姐，所以可凭兴趣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经意间，我们离家越来越远：我从蜀水（成都）到了巴山（重庆），又来到羊城；他从西施故里（诸暨）到了西子湖畔（杭州），再南下珠江水边，缘分让我们相逢于康乐园。

1980年代后期的中大，学风甚好，导师认真教，学生勤勉学。研究生阶段的同学，至少是从本科直接读上来的，在工作与深造、做学问与走仕途之间摇摆，不免有“选择的焦虑”。我俩因为有过工作经历，目标早已明确，所以每天只是读书做笔记，拟题写文章，听导师讲授指点，与同学交流心得，专注学业，岁月静好。

我俩的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就像巴山蜀水与会稽山阴，似乎相隔甚远，实际上又很相近，因为都是做古代典籍的相关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研究材料，二者互为表里。语言学是一门传统而现代的学科，强调实事求是，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文学则属于古老而前卫的领域，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面对复杂的人性，鲜有定论。我们很少就对方的研究本身作讨论，只是分享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和导师的趣事，印证老师们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又或是交换师长的相互看法，倒也蛮有意思。

黄仕忠于1989年夏天毕业，留校在中大古文献所任职。次年夏天我毕业时，未能留校。当时有去行政机关和出版社等几个选项，我去了花城出版社，以为在这样的机构，或许有继续做学问的机会。我先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两年半后转到《随笔》编辑部，再一年半后，因偶然的机缘转向图书批销，从此断了做学问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