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依照鄙见，徐先生的学问，可用“特立独行”称之。

先生似乎更像是一个“独行侠”，无门无派。以个体的学问而论，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达到了极致；在当下的明代文学研究上，站在了最前列；在《史》《汉》研究领域，则如掠过了一阵清风。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构成一套富有个性的体系。他绣罢的鸳鸯，已经成为后辈效仿的范本。先生之为人为事，所依据的是一种理性。他向来反对媚俗。他所做的工作，如他常说的，也只是“实事求是”四字而已。

因为事实是如此，如骨鲠在喉，所以先生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例如，他写了《汤显祖与梅毒》这样的论文，还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争取发表；又如他在名家云集的振兴昆曲艺术的讨论会上，说出既然被历史淘汰是必然，就不必花钱去“振兴”，也肯定是不可能振兴之类的话语，令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还如他在80年代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期，提案要求某高官为其子的犯法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会场内并无响应者。凡此等等，难以一一列举。

作为以汤显祖研究而成名的专家，先生原本似乎应该为汤显祖“讳”。而先生还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一时代文人的生活与其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意义，根本无损于汤显祖的清誉。

先生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其实只是挑明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已。不过，人们也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只是觉得徐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学者，不应该这般道破。由此可见先生仍保有率真之性。

窃以为：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对真实，仍得自欺欺人，那么，又还有谁会来点破这个事实呢？

所以，先生才在纪念他从教五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杭州）上，有所感慨地解嘲说：我是个“捣乱分子”。

我以为，先生所做的，只是基于一个严肃学者的基本准则：求真。先生所思考、所解说、所叙写的，原本不过是事实而已。有用抑无用，大多会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某种价值观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远，唯有真实，才是不灭的。一个学者应该以求真为务，只要所据者为真，且不管有无人认同，有用抑无用，都应该坚持。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学者明白这一基本准则，并且在坚持着呢？但有先生这样的学者导夫先路，我期待着后来者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附记】此文为纪念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而作，2002年2月撰于日本东京。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去世，兹以此文，感念先生之教诲。